在澳洲的第一天，感受新生活

和所有在这里的中国人一样，我像一棵生长在水土丰沃的土地上的植物被移植到一块生荒的地上，非常艰难地把切断的根扎进地里，元气大伤……

　　飞机即将降落在悉尼。是上午，天蓝得耀眼。往下望，一块块红色屋顶，一丛丛绿树草坪，被一条条银色的道路分隔成美丽的图案。好一片陌生的土地！

　　下了飞机先跑到厕所换上了为出国买的一身行头，浅米色毛衣、棕色毛料外套，以及配套的西裙，脚蹬一双高跟皮鞋。然后急急忙忙随人群往外走。新买的高跟鞋不听使唤，咔巴一下断了跟。我十分尴尬地一瘸一拐走出海关。一脚高一脚低站在了澳洲的土地上。

　　我的导师冯先生说过，到悉尼后他会到机场接我。离开北京前，我给导师发了一封电报，告知到达的时间。导师是个台湾人，我一直在想象他会是什么样子。

　　出口处黑压压挤满了接机的人。等他们一一认了人头，我逐个辨认剩下的寥寥几人。女的，不是，年轻的，不像，商人模样的，不可能。最后人们都走光了，剩下我一人东张西望。没准他在其它的接机口？我拖大箱，拎小箱（那时还不知道可以随便使用满机场都是的手推行李车）在机场大厅走了几个来回，没有一个学者模样的亚洲人。我开始发慌，好像被抛到一个金发碧眼的荒漠中。我定了定神，从箱子里掏出通讯本。这是我到澳洲的生命线，上面有学校和在澳洲所有朋友及各种“关系”的地址电话，然后换了澳元。我告诉那位职员我要打电话。她看出我是第一次到澳洲，把三毛钱硬币放在我手中，“这是一个电话。”又给我三毛钱，“这是另一个电话。”再给我三毛钱，“这又是一个电话。”

　　我走到公共电话亭，放进三毛钱，只听见哗啦啦的掉钱声，然后拿起话筒拨了学校的号码，不通。我挂上电话，又放进三毛钱，还是不通。硬币都放完了，电话永远打不通。我想，敢情这儿的公用电话和国内的一样———摆设。

　　直接杀到学校去！我作出第二个果断的决定。我拖着大小行李走到问询台，问服务小姐马克理大学怎么去。她告诉我坐出租车到温雅，然后再坐288路公共汽车。她又拿了一张纸，详细地写了下来。

　　一出机场门一辆出租车驶到我跟前。司机会不会欺生绕远？会不会半路打劫？要不要给小费？带着无数个担心，我无可奈何地上了车。我想装出胸有成竹的老澳洲人的样子，可是老到的司机一眼就识穿了我这个土头土脑的外国人。他问，第一次来澳洲？我乖乖承认，心想要杀要宰全由你了。司机很友好，一路上给我介绍悉尼的主要建筑。穿过乔治大街时，司机告诉我这是悉尼最有名的商业街。那时悉尼的人口不多，乔治大街上行人稀稀落落，商店里也显得空空荡荡，再加上高耸的大楼挡住街上的阳光，给我一种秋风萧瑟的感觉。

　　司机停在一个汽车站上说，坐这辆车你就可以到马克理大学。我有点胆怯，说要不然你直接拉我去吧。司机说，太远了，要花很多车费，坐公共汽车只要一两块钱。多少年后我儿子开出租车，说从机场到马克理大学，这叫“甜活”，如果有这样的活，司机乐得*颠*颠，哪有不拉的道理。可见那位司机是很老实的。16块多的车费，该给多少小费？我拿出20元，试着说，不用找钱了。司机忙说不，不。拿出他的硬币夹准备找钱。我说不用了，不用了。他说，真不用找？我说是的。他一连好几个谢谢，又叮嘱我汽车先经过学校门口，然后在外面的购物中心绕个圈子才穿过校园，留意别下错车。可惜我没听懂，还是在学校门口下了车。

　　我提着大箱小箱站在校门口，向里望望，一片绿树，深不可测。校舍不知隐藏在哪里。拖着箱子走了几步，新箱子上的轱辘纷纷脱落，再也不肯挪窝。我一筹莫展，自从下了飞机，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

　　一辆汽车开进校园，情急之中我一扬手，车子停下来。一位年轻女子摇下车窗问，有什么事吗？我说，我是语言学院中文系的学生，不知道中文系在哪里，你能把我带过去吗？她说，当然，上车吧。她告诉我她正好也是语言学院的研究生，是南斯拉夫人，说话间，到达了目的地。

　　中文系的秘书是个华人。在国内时我曾往中文系打过一个电话，要和导师商量事。我准备了半天英语，比如“请给我接一下冯先生”、“他什么时候上班”。可是这位秘书用英语说，冯先生不在，我可以给你带个话吗？我傻了眼，准备的英语不够用。我急忙翻开手边的《英语会话》，照着书念了一句：“我怎么能和他联系上。”她说，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只好说，谢谢再见。没想到她是一个华人，会讲广东话和普通话。她明知我是中国人，并且英文词不达意，在电话中却跟我讲着咄咄逼人的英语。不管她是有意无意，见到她我心里有些不快。后来我见到许多这样的中国人，明明会讲中国话，对中国人偏要讲英语。而从那天起我的既定原则是见了中国人只讲中国话。秘书说导师病了，三四天没上班了。她给冯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冯先生说下午来系里见我。

　　导师冯先生是个矮小的男人，戴眼镜，干瘦的脸上没有笑容。见到我没有客套，直截了当地问，为什么不先打电话来？我说我拍了电报，你收到了吗？他眉毛一扬？电报？简直是笑话！20年前就没人打电报了。那时电报在国内似乎还是最快捷的通讯方式。普通人家没有电话，市内通话要到街口小铺的公用电话去打，国内长途要去邮电局，打国外的电话就得到电报大楼，还要排个把小时队等他们接通。我没说话，对一个台湾人说这些是有失脸面的。冯先生翻翻桌上堆积的信件，没有电报。电报是我到达3天后才到的。冯先生又问，到了悉尼为什么不打电话，他可以派人到机场去接。我讲了经过。冯先生一脸轻蔑，你们大陆来的人100%都不会打公用电话，如果你不会，难道还不会读电话机上的应用指导？先拿话筒，后放钱！我没吭声，能说什么？在大陆我从不在街边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那些电话98%是坏的。在机场时心里慌张，哪还注意到电话上有说明？钱都落在了电话机的取钱口，下一个打电话的人必是个幸运儿。

　　冯先生告诉我。你的名额是我开了几天会给你争来的，你不要给我丢脸。你的英语不行，他拿出我给他写的自我推荐信挥了挥，这信没有一句是通的。那封信是我请母亲的一位老朋友翻译的，他曾在联合国做了几十年的翻译工作。我没说出来，我不想给他机会再去贬低我国的翻译工作者。谁知他还没完没了，你们大学的英语教授根本不懂英语。今年有一个北大英语系的教授来访问，连一句英语都听不懂也不会讲。我听着，心里憋满了气，我知道今后我和这个人不会处好的。

　　我被安排在导师的另一个学生家住。中国人，两口子。男的在读硕士，女的打工。女的非常精明，原来是个空姐，在飞机上认识了冯先生，三下两下就把丈夫弄到了冯的麾下。她有无数个英文名字，给不同的洋人。我不知这样做为什么，总觉得其中有点不寻常的原因。果然，每天都有叫着她不同名字的不同洋人打电话找她。这是后话，不提。

　　我住在他们的一个小房间里，什么家具都没有。我从箱子里拿出被单，胡乱裹在身上，躺在地上。别人说要想学好英语得多听，我打开带来的小半导体，在陌生的澳洲口音的英语伴随下睡去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追着我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她没站稳，从敞开的机门上掉下去，半边脸摔得血肉模糊。我抱着她的头哭叫道，都怪我，我不应该来澳洲，我不应该来澳洲！我从梦中哭醒，决定明天一早打电话问问妈妈的平安。梦预示着什么呢？这大概预示我在澳洲的生活不会顺利。的确，后来我在一个月内搬了4次家；我和导师吵翻了；我的学业因病中断……，我和所有在这里的中国人一样，像一棵生长在水土丰沃的土地上的植物被移植到一块生荒的地上，非常艰难地把切断的根扎进地里，元气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