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的苦水中泡大

“打工受苦受累不说，还受欺负。出国前在我印象中英国人很绅士，可干完活儿工头常常少给或不给钱。我在酒吧打工，两个星期应挣100多英镑，可工头只给40英镑。没办法，只好'打掉的牙往肚子里吞'.”

　　翟硕出国8个月，打工挣了2000多英镑，他挺自豪，说：“这些血汗钱够生活费了。”

　　“我到新加坡4个月后开始打工。”金芊说，“我教小学生和成人汉语。教小孩1个半小时20新币，教成人一次50新币，这样我的饭费和零花钱挣出来了。每逢周六、周日晚，我还要到一家五酒店的宴会厅打工，主要接待华人的婚礼。我要拎着20多斤的开水壶不停地走，给65张桌的客人倒茶。壶很沉，水很烫，我不得不用指甲盖垫着倒，一会儿指甲和手都麻了，就不觉得烫了。后来又让我上菜，按当地老华人的规矩，上每道菜都要先举起手托着盘子，然后把盘子甩到胸前，在灯光下给客人鞠躬后再上桌。和我同去打工的同学有的把盘子扔出去了，有的被烫了。菜上桌后分菜要求也很严，分鱼时用刀叉两下就得把鱼刺取出来。分汤时不许一碗一碗地盛，说不吉利，要求一勺汤要分在每个碗里。我还干过酒店的客房服务，一人负责10间客房，整理床，擦家具，收拾卫生间，自带着面包和水，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晚上6点，挣50元新币。

　　“后来，为了摆脱孤独，我当起了二房东。我租了房东的几间房，留学生来了，我到机场把他们接来，住在我租的房子里，还要帮他们办各种证件，带他们熟悉新加坡和学校。为给一个新来的人买张席梦思床垫，我舍不得雇人运，就自己扛着从新加坡边境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把床垫运回来。床垫足有几十斤重，扛起来很吃力，街上的人都用奇怪的眼光看我。”

　　金芊当了两年二房东，先后接待过近20个房客，她说：“虽然我只混个不赔不赚，但待人接物的能耐可长了不少。”

　　于苗的打工经历也不容易。“我到美国一个月就尝试着在中国人开的寿司餐馆打工，负责接外卖的电话、收钱和领位，一小时挣8美元。我以为接电话很轻松，但一看菜单头就大了，那上面菜肴的名字都是我从没听过的，光寿司就有几十种，我最怕客人在电话里问'小姐，你们的蜘蛛卷里有什么呀？'我实在记不清那里面除了一只炸螃蟹外，还有什么。记下客人点的古怪菜名和特殊要求如加双份姜等，还要记下详细的地址、电话，否则送外卖的司机就找不到。

　　“领位说来简单，客人进门，微笑地打个招呼问声好，把他领到餐桌那儿。可我却在这事上闯过祸。那天晚上，随着清脆的门铃声，走进来一位衣冠楚楚的美国绅士。我微笑地问'先生，您就一个人用餐？'他彬彬有礼地回答'是的。'我又按规矩问他'您想坐桌子还是寿司吧？'他依旧彬彬有礼地回答'桌子。'我突然想起老板说过，如果客人是一个人就尽量带到寿司吧去，餐厅的桌子不多，万一来个开Party的没桌子损失就大了。我于是对那先生说'您就一个人，不如坐寿司吧。'哪知那位先生掉头就走，走到门口对我说，'小姐，你犯了两个错误，第一，问我就一个人用餐？第二就是关于桌子和吧台的。对不起。'我赶忙说'对不起'，但他已经大步走了出去。赶走了一个”上帝“，要是让老板知道罪过就大了，我忐忑不安，那一晚工作还出了好多错，最恐怖的是把客人已经被刷过的信用卡又拿来刷了一次。

　　“还有那个从福建农村偷渡来的大厨师，总是不怀好意色迷迷地注视我，终于有一次他过激的行为使我决定必须离开餐馆了。”

　　于苗离开餐馆又去幼儿园打工，每小时6.7美元，比餐馆少，但她想陪小孩玩该是件轻松有趣的事。然而美国的小孩可不那么好对付。

　　“午睡时老师让我去拍一个小孩的后背哄他睡觉，那个小孩转过头来恶狠狠地对我说'滚开，别碰我！'由于我不知道他们最喜欢的一种甜酱的名称。一个4岁的小男孩指着我的鼻子嘲笑地说'你真笨！'一个叫仙蒂的女孩甜蜜蜜地对我说'你能抱我给小青蛙喂点儿吃的吗？'我想热爱小动物是好事，应该鼓励，就抱她去喂窗台上水缸里的青蛙。她举着一个小罐子，哗啦一下把里面的青蛙食物全倒进去了。一会儿，那班的老师就带着仙蒂来找我的麻烦了'你永远不能让小孩自己去喂青蛙，她会把青蛙撑死的！'我傻了，还以为他们天天都自己喂青蛙呢。我气愤地转头看仙蒂，她嬉皮笑脸地冲我作鬼脸，'哈，挨骂了吧！'一个小孩悠闲地躺在教室的窗台上，我想起昨天看到一个小孩爬窗台时遭到老师的呵斥，就死拉硬拽地把那小孩抱下来，没想到他会去告老师，老师竟对我说'他有权躺在窗台上。'我只好把他抱回窗台。”

　　尽管打工很累，但于苗想到每一分钟都在挣钱就很开心。挣了钱后，金钱观也随之改变。她说：“初来美国时，不论看到什么东西都会折成人民币，觉得好贵，打工后就感觉好多了，即使在学校4块多钱一顿的中餐也觉得吃得起了。本来嘛，我半小时就挣出来了。好有成就感呀！”

　　在陌生的学习环境中，他们历经了压力、挫折和竞争的考验，感受到成功的乐趣

　　金芊在新加坡刚上了4个月的语言学校，就收到移民厅的信，通知她的学生准证没被批准，必须在14天内离境。她当时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就懵了。她去找移民厅的官员问理由，官员让她去找学校，学校说大学预科班因没招满停办了。这意味着她直升淡马锡理工学院的计划泡汤了，而且，必须在14天内找一个肯接收她的新学校，否则就得回国。

　　金芊说：“一看上不了大学预科班，估计考大学没戏，和我一块儿上语言学校的十多个中国学生大都回国了，有的去了其他国家。

　　我在国内上的是重点中学，同学们都考上了大学，我要不走也能考上好大学，可在新加坡我竟连预科都没上成，当时的心理压力特别大，甚至也想回国。但转念一想，既然出国了就应尽的努力搏一搏。

　　“那些天，我东颠西跑地找了五六所学校，最后选中了商业私立学校。学费很贵，3个月就要3000新币（合1.5万人民币）。我一边学习一边找人补习准备考大学，我不敢告诉父母，怕他们着急，我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必须奋斗考上公立大学。虽然留学生在新加坡考公立大学很难，由于新加坡只承认中国部分大学的学历，其他大学毕业的学生想来新加坡读研究生，必须重读本科。因此我的许多竞争对手都是国内的大学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