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锥之地

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感觉真好。

　　算起来，我整整住了六年学生宿舍，这还不算在国内的时间。

　　刚来瑞典的时候，头几天在同学房间打地铺，将就一下，几天以后，认识了第一个宿舍伙伴，泰国的布兰妮。

　　布兰妮是个寡妇，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已守寡了十年，据她自己说，身上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中国血统，十多年前也是美人儿一个。趁着那会儿年轻，嫁给一位旅泰华裔医生作夫人。这位丈夫又有钱，又多情，还有社会地位，缺的是点儿“寿”。结婚不到一年，一个小病就呜呼哀哉了。丈夫的去世留给她一大笔财产，也留给她对中国婆家的一腔愤怒，因为分割财产和承担出生不满周岁的女儿的哺养费用，她与婆家理论到法庭。以后见到中国人真是又爱又恨。我们住在一起，可以用一句中国成语来形容，叫“水深火热”。逢到她闹脾气，恨她婆家兼恨一切中国人的时候，是“水深”，待她想起自己那四分之一中国血缘又心情愉快时，是“火热”。

　　通过这一番水与火的考验，我发誓再不与人同租房子，甭管她是打哪儿来的。

　　搬到斯德哥尔摩，住进了正经八百儿的学生宿舍，心情也为之一振。

　　斯德哥尔摩地处波罗的海西岸，整个城市由若干个岛屿组成，高速公路、地下火车和市内快速火车将整个城市串连起来，如同一串珍珠手镯。由于地下水位高，虽为国家首都，斯得哥尔摩市区鲜有高层建筑。我们的宿舍是接近市区、为数不多的几座高楼之一。我的住所位于七层，面对东升旭日。通过窗户，可以俯瞰大部分斯市的市容，门下又是高速公路穿叉立交桥，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闲暇无事，凭窗远眺，很有点儿“门对千条路，胸藏万卷书”的气魄和感觉。

　　这感觉进了厨房就削了一截。我住的是瑞典流行的学生宿舍，每人有十六七平米的一个单间房间，内带厕所淋浴，但十来个人伙用一间大厨房。这厨房有的极干净，有的极混乱。根据所住学生的素质决定。我们的厨房由一位叫安娜的二十来岁的女孩子管着，锅台碗柜都擦得锃光瓦亮。

　　“安娜，你是学什么的？”

　　一天，我一边做饭，一边与她闲聊。她已经吃完饭，正拿着洗涤剂在小心地刷洗盘子。

　　“学理疗的，将来想作康复按摩师。”

　　这专业在瑞典妇女中十分时髦，估计这帮女孩子们书念得不好，毕业后上不了大学，或许出国旅行，或许结婚生孩子，等到年近而立，才发现除了一身债务，两个小娃儿外，真是一无所有。中学学的那点知识早就忘光了，再去工厂当工人，吃不起那个苦，家里的情况也不允许，想来想去，喜的是还有一把力气，学个理疗系的大专班，混两年弄个文凭，既可以自己开业，又可以在哪个诊疗所找个职业。瑞典是个高福利老龄化的国家，国家肯掏钱为中老年人排忧解难，碰到有钱的老家伙，每天花俩钱儿去诊疗所按摩按摩也是快事，所以这项职业一直兴盛不衰。

　　“你在哪所学校，是卡洛林斯卡医学院吗？”

　　卡洛林斯卡医学院是斯德哥尔摩的一所高等医学院，我在那所学院读学位并兼职任教，她如果是那儿的学生，大家可以通融点儿。

　　“不，我在一所私家学校上学。”她说出一个学校的名字。

　　“你们在私立学校上学，要交学杂费吗？”在瑞典上公立学校是不用掏学费的。

　　“要交，还不少呢，四年下来，差不多要两万块钱吧！”

　　“怎么要四年？卡洛林斯卡医学院上理疗班只要两年半嘛！”

　　“我们是私立的啊，”她有点儿难为情，又补充了一句，“出来连开业文凭都没有呢！”

　　“咦，条件这么差，你上它干吗？”我刚想张口问，转念又把话吞了回去，不用说，准是成绩太差，考不上其他学校呗。

　　观察一段时间，我更肯定了自己的论断，这位安娜小姐，特喜欢厨房管理工作，付出了十倍于学习的精力来安排我们厨房的事务，不管何人使用过厨房器皿后，一律必须马上清洗干净，炉台趁热擦拭，不得有半点儿马虎。她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每次我进厨房，总看见她一边与人聊天儿，一边用毛巾擦拭刀叉碗筷什么的，她的餐具总是烁烁生辉，一尘不染。我得出的结论，是她把用于学习的时间全用来擦盘子洗碗儿了。

　　要命的是安娜小姐不光自己酷爱后勤工作，权力欲还极强，总想把我们都安排在她的管理之下。一天晚上，我正在厨房吃饭，同楼道居住的中国同学小刘蹿进了厨房。

　　他翻箱倒柜地一通乱翻，然后问我：“冯翼，你看见我昨天炖的那锅肉了吗？”

　　“什么肉？噢，就是你那'豆瓣辣肉'啊，我不知道。”

　　南人，最爱吃辣椒，前几天儿老家托人给他带点儿佐料来，他直嚷嚷着要炖肉给我们解馋。

　　“我没看见你的肉，你放在哪儿了？”

　　“我就放在冰箱里了嘛，”他指着一块空位置说，“就放这儿了。”

　　正说着，安娜进来了，我俩一致把怀疑的眼光投向她。

　　“噢，”安娜有点儿慌乱，“那个，那个，是我，”她陪着小心说，“我觉得那肉味儿有点儿怪，以为坏了，就想倒掉，不想一失手，连锅也滑进垃圾箱了，真对不起。”

　　小刘的脸色儿顿时变得与腊肉一个颜色。

　　这场风波的结局是安娜赔了小刘一个锅，小刘气得不久搬了家，我呢，找朋友借了个旧冰箱，又买了个微波炉，改煎炒烹炸为冷冻食品加温处理了。

　　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得想个办法，找块立锥之地，买套自己的房子。

　　在瑞典房子主要有三种形式出售，最贵的一种称作别墅，这是单独的一家一宅，一般有两三层楼、十几间大小不同的房间，包括地下室、车库，四周有地界，自家有草坪，房子的供水供电取暖，可以来自地区的统一分配，也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水井、发电机或油罐火炉，不受外界控制，一切悉听尊便。许多房主不光自己解决能量供应，连废物废料、厕所的粪便都是自己与公司联系进行处理。这种房子一般地处郊外，风景优美，交通不便，有了房子一定配备车，房子的价格视建造年代而定，但多数为百万克郎以上，如果所在地区税率低廉，居民富裕，则房价可高达数百万。

　　第二种房子的情况就差了许多，叫做排房，这是十几家连成一排的住宅，每家有自己私人的院子，居室面积也多在100平米以上，居室一般四五间，水电取暖由住房公司统一供应。房子的维修也多数有人照应。这类房子的价格一般在七八十万克郎左右，是年轻夫妇带有幼龄子女的理想住所。

　　最后一种就是公寓房，这与国内的高低层建筑没有什么不同，房子由一间到五六间不等，上下水道冬季取暖废物处理全盘交给旁人，这种房子买的只是居住权，所以房价便宜，二三十万克郎即可成交一所六七十平米的住宅。但买了房子以后，每月还得交房租，房租用于归还建房贷款及房屋的进一步维修使用。房租的多少视公寓建造的年代有很大差别，一般而言，年代久远的房子购买时价格昂贵，但每月交付的房租很少，竣工不久的房子恰恰相反，一套公寓十几万克郎即可成交，但每月的房租可高达七八千克郎。

　　这种住宅位置集中，交通方便，多是小家庭及单身人士的理想住宿。不过买这种房子也有风险，因为买的是居住权，几百户人家住在几栋楼里，形成一个房管会，房管会董事由居民中投票选出。房管会的权力很大，不光决定向银行归还贷款的速率、公寓的房租价格，还有权力决定是否接纳申请买房的客户，如果购房顾客有贩毒犯罪的前科，即便原房主愿意将自己的公寓出售，董事会亦有权力将交易拒绝。

　　房管会不光管收房租，修房子，处理下水道，多数还配有洗衣房、烘干房、健身房、游戏室、公共茶室、桑拿浴室、冬季菜窖等等，有的房管会居然还有自己的广播电台，每天煞有介事地播放各种民族乐曲和地方新闻。

　　摸摸兜里的钱，刚刚够买套便宜公寓的。跟朋友们聊了聊买房的经验，暗自又算了一下，我有点儿吃惊地发现，原来可供选择的机会竟然不多。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欧洲经济萧条，瑞典建房有限，所有的房子都建在市中心区，现在成了古董，以一般人的经济，根本不敢问津；30年代，正逢二战初起，战争风云搞得老百姓人心慌慌，没有心思搞基本建设；40年代二战结束，百废待兴，瑞典政府也开始投资建房，那时造的房子面积窄小，地处要道，不过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已经需要经常维修，买了这种房，相当于口袋里露了个小洞，老得往里边充填；50年代经济开始繁荣，战后各国人口的流动，使瑞典政府为涌入斯德哥尔摩的人们修建了大量的简易房屋，这种房子式样统一，价格便宜；60年代，新兴的建筑材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号称蓝水泥Radon的原材料，具有放射性，住久了可以致癌，瑞典每年有8万人因久居兰水泥的房子而致病或死亡，这房子买了相当于买了个定时炸弹，住不得；70年代，新使用的绝缘材料使房子在冬季产生的水蒸气无法顺利排出，那时建造的房子先后有了漏水的问题，又是一个花钱的去处；80年代高度的通货膨胀，使贷款的利息变得无关紧要，房子的价格出现了几何级数的跳跃，筑房的贷款也成了天文数字，这简直不是买房子，是买债呢！由于80年代末期经济繁荣的肥皂泡的破灭，90年代初瑞典迎来了战后的经济萧条，这时候盖的房子，唉！甭提了，住进去容易，再想从房子里搬出来可就难了，因为90年代后建造的房屋成本高，购买房子后，每月需要交付很高的房租，这使得想搬家的住户无法将房子脱手。

　　算来算去，咱这50年代的人看来只好选择50年代的同龄房了。

　　经过几个月的观察，比较，分析，衡量，我终于在斯德哥尔摩的近郊选中了一所公寓房，这是800多户人家组成的一个住宅区。800多所公寓，沿着一块巨大的绿地，围成里外两圈，形成一个戒指一样的双环，我的居室面对着绿茵茵的草地，几条小径在草地中蜿蜒穿过，常常可以看到年轻的母亲推着婴儿车，或者年迈的夫妻漫步在草径上。暮春时节，草地上布满了黄白色的花朵，野兔三五成群地在树丛间奔跑嬉戏。蹲在枝头的喜鹊，耐心地等待着从一个个闪开的窗口中掷出的面包。

　　我住的一楼只有一家邻居，我们搬来时邻居正外出度假，我到门前看了看名字，拼了半天，写出来是“庞卡寨”。

　　几天后在楼道中第一次碰到邻居夫妇，出乎意料，邻居的女主人一见到我就用标准的普通话欢迎我们：“真高兴你们搬来，咱们以后有个伴儿了，我是新加坡人，那天我看你们门上的名字，知道你姓冯；我姓彭，新加坡的拼音就是Pang，其实彭也是冯姓，只是新加坡的拼法不同……”她的普通话说得十分标准，外观一看就是中国人的后裔，表达的逻辑也很清楚，我们甭管姓冯姓彭还是姓庞，五百年前都是一家。

　　邻居家的男主人是南亚人，像是来自马来西亚或菲律宾，十分地健谈，看到搬来个亚洲邻居，愈发觉得找到了共同语言，可以有充分的理由抱怨瑞典一番了：

　　“瑞典这鬼地方，倒霉的天气可真要了我的命，天天下雨，到处湿漉漉的，你瞧，这都快是夏天了，哪儿像个夏天的样子，就是这一地绿草野花。到了秋天这地方更不得了，一地的枯枝败叶，老天爷也是，到了11月，黑乎乎阴沉沉地让人喘不上气来，逼得人都想上吊，11月就一个万圣节，那万圣节还是鬼节，除了坟地，别的地方都是黑灯瞎火的。”

　　“可不是。”我在一旁忙不迭地点头，亚洲人，习惯了春暖花开、秋高气爽的天气，乍一到瑞典，真觉得这春秋两季都跟老天在哭似的。“我也特怕过11月，熬到12月日子多少还好过些，好歹有个圣诞节在等着，圣诞节前到处都是灯火辉煌，那会儿天黑点儿就黑点儿吧。盼到1月份下了雪，天黑天冷就不怕了，到底雪地映着，四处看着就亮堂多了。”

　　“我打算今年夏天开块花圃，呐，就在门前，这么大块地方，没有花的地方真叫人憋闷。”

　　听他这一说，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小心翼翼地问，“您想种自留地，可能得向居委会申请让人批准吧？”

　　“没关系，这是美化环境的好事嘛，居委会不会有意见的。”

　　这位姓卡寨的先生真是说到做到，我们搬来没几天，就看见他大包小包儿的买来了泥土和花肥，在门口的绿地上开起小片儿荒来，先后种上了郁金香、复活节玫瑰、珍珠芍药、百色大丽和各色各样的秋菊，看架式，打算开辟出一片马来西亚花房来。逢到节假日休闲的日子，都能看见卡寨先生蹲在自留地里锄草间苗，浇水施肥，紧着劲儿忙活。

　　功夫不负苦心人，时光进入6月，卡寨先生的花圃开始呈现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景色，盛开的芍药晶莹如玉，晚开的郁金香炽热似火，更有多彩多姿的大丽花，一株上可以出现两三种不同的颜色，令人目不暇接，于是，我们这800多户社区里，常有邻居领着孩子们到这块小小的花园来观赏美丽的花朵，偶尔还会拿着相机，对着盛开的花朵，给咿呀学语的婴儿来个周岁纪念。

　　看着人家那边繁花似锦，我这边空荡荡的似乎有点儿不成体统，只是我生性懒散，不擅长养花种草，而且也实在找不出时间来侍候这些娇嫩的花朵，灵机一动，趁着一场及时雨，在窗前下的空地上丢下了几颗向日葵种子。

　　瑞典语中向日葵被称做“阳光玫瑰”，听起来这名字既温馨浪漫，又温暖多情，起码写在纸上，决不输于对门的姹紫嫣红。况且向日葵生长速度快，几场夏雨，门口的向日葵就如同一片小树林，逢到阳光明媚的日子，所有的花盘都转向太阳，露出了笑脸，所以邻居们在观赏了卡寨先生的热带花圃后，偶尔也有拄着拐杖的老翁，踱步到我的门前，跟我的“阳光玫瑰”合影留念。

　　很快的，斯德哥尔摩迎来了每年一度的水节，水节可以说是夏季最后的一次娱乐机会，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北欧的各个角落涌到这个号称是“北方威尼斯”的水城来，参加这个长达10天的盛大节日。溜门撬锁的专家们，也趁机混到斯德哥尔摩来发一笔小财。节日刚过，我们这个小小的住宅区传来一个令800户居民震惊的消息──有人在水节期间潜入地下室，盗了一些不值钱的东西。

　　几天后的一个周末，我正在桌前用早餐，就听到窗外有人在慷慨激昂地说着什么，我把头探了出去，只见卡寨先生的园子外边站着几个瑞典邻居，正围着主人在争论着什么，卡寨先生气得脸色发紫，口齿不清地为自己辩护着，彭夫人脸色惨白，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

　　“你们不能这样啊！”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人在说，“你们买的是住房权，没有使用土地的权利，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居委会的，你们没有理由开荒种花的。”

　　“可是我向居委会打过招呼啊，”卡寨先生急赤白脸地说，“那位董事，叫拉塞吧，他没说不允许啊！”

　　“他也没说允许吧，这不像在你们自己的国家里，瑞典这里做什么都得听集体的，一个人决定不了，像动用土地，居委会要讨论批准的。”

　　“等居委会讨论批准了，夏天就过去了。”卡寨先生狡辩着。

　　“甭管怎么说，你这是擅自越权使用了土地，破坏了这块草坪的完整。”

　　“而且如果你们在这里种了花， 就不再是你们的财产了，”一个抱着猫的老夫人在旁边插嘴，“你们怎么能看哪枝花开得好，就把花剪下来，拿回家插瓶呢？你们既然种了花，那花就是供大家欣赏的啊！”

　　“但是大部分的花儿还都是在外边长着的啊！人们走来走去不都能看到吗？”卡寨先生还想强词夺理。

　　咦！瑞典还有这个歪理，我马上把耳朵向外又伸了一伸，按照这个原则，我的向日葵也不能私自收割了，结了籽就得充公了吧？

　　“特别是你们为了给花浇水的方便，常常使用小凳子出入窗户，浇完花也忘了把凳子收回，这就为盗贼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个秃顶的老者严肃地说，“居委会正在调查，这次盗窃盗贼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地下室的……”

　　“这可跟我种花没有关系，”卡寨先生一听这话也急了，“我的小凳子这些日子就没有拿出去，再说那么多人有地下室的钥匙，指不定是谁把钥匙弄丢了呢。”卡寨先生不糊涂，这勾结外贼的罪名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话没听完我也把脑袋缩了回来，这说的就有点儿没逻辑性了，窃贼们登堂入室地不偷他们家的东西，到转向地下室拣破烂儿去！

　　唉，甭管怎么说，这还是人家的屋檐下啊！

　　卡寨先生战不过这些瑞典土著，很快就败下阵来，不用居委会通知，乖乖地把盛开的花朵转移了阵地，金菊还没有绽开笑容，就被连根刨起，送到乡下新买的小屋儿去了。很快地，我们的门前呈现了一片萧杀秋色。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阳光玫瑰”也被人施了断头术，个头大的花盘全不见了，剩下的几个小“阳光”在秋天的阴雨中全都搭拉着脑袋，没有了神气，仿佛在问：“异乡人啊，这里可有你们的立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