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活百感：逼上粱山(1)

千年的媳妇，似乎终于熬成了婆。

　　对那些会唱革命样板戏的人来说，也许便会花脸一般地吼上一声：“就盼着这一天哪！”。可咱，却实实不想当婆。

　　直到如今才知，原来做个小小头儿，会是那么赴刑场般地令人惶惶不安！

　　咱从不铁腕；又知自己素来与“英雄”无缘，所以，常常不足为怪地偏爱气短。也由此而知，自己当个幕僚还可以南郭一番，却天生不敢做老板梦。可怜拿破仑的所谓将军士兵之类的宏论，于我，实属对牛弹琴、白费心机。便始终如此乖乖地老老实实地，在大中小老板们的手底下当个小小的士兵。

　　然而几个月前，大老板却突然心血来潮，让我帮他平地上建一个小组织。不久后，又批我雇一个Part　time的学生工。于是一夜之间，竟诚惶诚恐地发现自己竟有可能踩在人民的头上，不由产生一种十恶不赦彻肌彻肤的罪孽深重之感，一时间天昏地暗。

　　只是突然又想到：自己的根本本质仍只是个小小老百姓而已，连历史古人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允许我们这号人以食为天；而既然以食为天，就得保住自己的饭碗、对自己实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因此，把保饭碗放在革命的第一位，一定是可被原谅的。想当年毛主席并没很关心食的问题，可老人家去世后被咱们进行历史审评时，不也给了人家一个七折优惠嘛！我又何必要耽心会比他老人家打分低！

　　所以，胆战心惊下，也还是硬着头皮上了这个架。

　　想起刚来美国读书时，为找一个四小时的学生工打，艰难得如同爬雪山。忆苦思甜、将心比心下，便有意招了一个咱们大陆的骨肉同胞、才来美读本科的很聪明的女学生。

　　又想起自己刚来时那岁月之困苦，便不时提醒自己要学会为民服务、为民请愿。虽然离七品远了去了，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白薯”那豪言壮语，却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耳边轰响。因此，下了决心要好好待这个女学生，即使下班以后。

　　请她去吃饭。带她去买菜。甚至帮她做本应由她做的事。还容许她随时请假……想想，人家小姑娘一个人，容易吗？！

　　初来那几天，她工作十分卖力。小房间里又闷又热，坐在地上整理资料，头也不抬地一干就是八小时。见那汗顺着她的鬓角横流，我的负罪感愈加深重。这也就是甚至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去帮她做的重要原因。

　　她的英语很不错，写美国人的那些无聊的臭公文，竟得心应手，帮了我这臭英语篓子很大的忙。你说怎能不喜欢她？

　　都是中国人嘛！找她来做工，不光要帮助她，也需要她做我的所谓“心腹”、以便共同对付阶级敌人。实在信不过那些总是斜着眼冷冷地扫来一眼、动不动便找点麻烦或给点小鞋穿的外国鬼子们。说这里没有种族歧视，那是太天真了点！咱天生弱智加弱者，自己知道自己的毛病，抓个“心腹”壮壮胆，甚至时不时帮忙讨论点什么，毕竟好得多。“一帮一、一对红”嘛！

　　那天，便把这一想法同她谈了，把我的弱点也告诉了她。并且，决心一如既往象对小妹妹一样地心疼她、对她进行更加无微不至的党一般的关怀。

　　为了进一步对她表示真诚与信任，同时还把填写Time－sheet的大权也彻底下放给了她，不再检查她究竟填了多少小时，甚至对秘书说好我不用签字。

　　当然知道她多填工时多拿钱。可为了咱的骨肉同胞，俺就睁只眼、闭只眼，来个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剥削吧！坏蛋的墙角，我们不挖，谁挖？！

　　学期很快将要结束。一天她说将要从校园里搬出去住，但缺少很多家具。当时正好我也快搬家，于是答应她：等我搬时，一定把一大堆还不错的家具都给她；而且，如果她搬出去住后，不大方便来学校，我还可以每天开车接送她。她听了很是高兴。

　　看着她可爱的小脸，不由由衷感到那种相依为命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于是又补充说：今晚我再带你去吃饭，好吗？她马上点头答应了。但紧接着又突然低头笑了一下，是十分意味深长的那种，是忍不住的、过后又极力试图掩盖的那种。一时感到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头。

　　然后她请假说：马上要期末大考，这是我在美的第一次，可否请求下两个星期不来上班？考完后马上就是假期，我就可以为你一周做四十小时了，所以不会耽误太多。

　　同胞嘛！阶级姐妹嘛！难兄难弟嘛！当然立即批准，尽管这很出格。也幸亏当时办公室里一些人正在搬动，每天乱糟糟地大闹天宫，所以，也可能没人会注意她的长时间“失踪”。不然，在这亟需用人之际，要我向各个头儿们对此做交代，着实很难。不过，咱还是担了这份风险、终于为革命立了可歌可泣的新功。再接再励之下，甚至在办公室这“*”之中、另一个小头儿出去度假之际，还专为咱这保护对象抢了个电脑和办公桌。事后那得意幸福的胜利之感，同杨子荣智取了威虎山差不多。

　　两星期过去，办公室复归平静，活儿更扑天盖地般压了下来。但想到“苦难同胞”就要全力以赴来帮我，心里并不是十分急。

　　第三个星期的星期一，是她原答应回来上班的第一天。可我到办公室后的第一件事，却是收到了她留的Message：要搬家，不能来。

　　第二天，一进办公室便让人一喜：远远已听到她在那谈笑风生。等一眼见到她时，却很吃了一惊：她穿了最最时髦的服装，脚踏长靴，一改原来女学生样，简直象个地道的办公室小洋秘书，令人差点认不出她。

　　她很热闹地同一个素来对小女孩们很锺情的办公室男同僚聊着、笑着。很过了一会儿，才终于回来。

　　因为她那么大的声音在那里扯侃大山，全然不顾旁边便是对中国人并不真“感冒”的大老板的办公室，便多少想对她表现出一点不高兴。然而我的脸还没开始挂，十分敏感的她却早已感到，马上先自把脸沉了下来。

　　怕她真的生气，更怕她误会，不如赶紧小事化了！我立即调整自己的表情肌，轻轻展开一付平时办公室里惯常的微笑，很快活地给她安排工作。

　　但她的那一身精彩时装，是不宜再坐在地上弄资料了。无奈，不得不再次放下手中的工作，同她一起把资料搬到她的新工作台上，帮她一起做。

　　她刚来工作时，关于办公用具原是一无所有的，所以本来以为见到我费尽心机给她抢占的工作台与电脑，她会非常高兴。然而，人家嫌工作台太小、电脑的运作又太慢。

　　牢骚发完，她又问我借订书机用，同时再一次用很不满的声音说：我本来是应当配备全套办公用具的嘛！

　　着实吃了一惊，赶忙提心吊胆贼般地向四周看看。想起她讲的是中文，方心安了一些。要知道，美国佬这办公室从来没有人敢于如此说话，无论对任何人，何况这还是个外国人、尤其外国学生、更尤其Part　time的外国学生！

　　终于因虚惊一场而有点不舒服，便多少有点没好气地对她说：“你明知装办公用具的柜子就在你身后，需要什么你自己取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我拿给你？！”意识到态度不对，赶忙又放缓了口气，接着说：“如仍然有缺项，写个条子给我，我叫秘书买给你！”

　　她并没真写条子。其实，我也并不觉得她真的需要多少东西。她做的事是我给安排的，她究竟需要什么我当然知道。愿帮她，是觉得她是咱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但，觉得她似乎有点要把我划分到阶级敌人阵营里的意思，不由十分不安。

　　那天，她又提前三小时下班，当时简单打了个招呼就走了，说是要去机场接人。她不会开车，更不认识路，尤其并无亲友在美或来美。但当然并没有敢问她何以便能去如此关心别人，且竟能去那么远的机场。倒是觉得，她能懂得关心别人，也是一种美德嘛！

　　第三天，是圣诞夜，中午办公室里开Party.她没参加完便又走了，说是要赶去商场给别人买礼物。想想有理：没礼物确是不行，自己不也已买了好多嘛！所以，自然同意，还告诉了她一些关于买礼品的经验。

　　第四天，圣诞节，放假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