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先生与中国文章学

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王水照。 （资料图/图）

王水照先生是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杰出学者。《王水照文集》的出版，不但是值得庆贺的盛事，也是总结和推进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契机。

王先生的学术研究涉及面广泛，但又比较集中于三个领域。侯体健教授在《王水照先生的学术历程与学术思想述略》一文中，以“用力最深的宋代文学研究”“期待最切的古代文章学研究”“牵挂最多的钱锺书学术研究”三个标题来概括王先生的学术历程与治学旨趣，王先生本人认为这个概括“所言颇称到位”。正是这种三足鼎立的研究，构成了王先生学术体系的主干。

谈到王水照先生与中国文章学，我就回想起和王先生在文章学上的一次“思想交锋”。

2012年我参加复旦大学召开的中国文章学研讨会，提交了《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论“序题”：对中国古代一种文体批评形式的定名与考察》两篇论文，供会务组选择。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从内容看，谈“中国文章学成立”更切合文章学研讨会的主题，但与王先生的观点有很大不同。王先生认为中国文章学成立于南宋，而我则认为成立于魏晋南北朝。王先生认为宋代文话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文章学的成立”，我则认为《文心雕龙》是中国文章学成立的标志。我担心让王先生与办会者为难，请他们在这两篇中任选一篇。没有想到，王先生偏偏选取那篇与他意见相左的论文，并安排我作大会主题发言，请祝尚书先生评议。祝先生是赞同王先生意见的，所谓“交锋”，其实是非常友善而平和的讨论。后来王先生和侯体健教授合编的会议论文集《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衍化与异形》一书的编后记中特别写道：“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会议吴承学先生提交的论文观点与我们之前主张的观点针锋相对，在当下学术讨论要么一团和气，要么人身攻击的环境中，我们十分赞赏也十分期待这种平和的论辩，相信只有通过不断的思想交锋与学术交流，才能做出'真学问’。”王先生的学术雅量让人钦佩，我也体会到，具有“真学者”的胸怀，才能做出“真学问”。

中国文章学是本土的传统学术，那么，王水照先生倡导的中国文章学，其独特性是什么？王先生所倡导的中国文章学，与传统中国文章学相比，明显具有自己的学术背景与内涵，是有21世纪特色的中国文章学。王先生主编《新宋学》，标举与传统宋学有所不同的学术研究性质。受此命名的启发，我觉得王先生所标举的中国文章学也可称为“新文章学”。王先生与我在中国文章学上的不同看法，也许正反映出新文章学与传统文章学的差异。

王先生的中国文章学思想“新”在哪里呢？

王先生的文章学思想具有自觉、鲜明的当代性，这种思想是在对学术史的观照之下产生的。2008年，王先生在《国人自撰中国文学史“第一部”之争及其学术史启示》一文的结尾总结说：“中国文学史的'本土化’，是对中国文学史的主体性追求，要求回归中国文学的自我体系与叙述方式，以求真正把握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中国文化》总27期）这是他在考察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史研究得出的结论。从中国文学的特性出发的“本土化”研究，也是王先生研究中国文章学的学术出发点。

当代学人的学术责任感与使命感，是王先生倡导中国文章学的动力。王先生在《三个遮蔽：中国古代文章学遭遇“五四”》一文中说：“回望已矗立整整90周年的'五四’历史丰碑，再来观察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曲折命运，探索这一目前尚处于边缘化学科的发展新路径，虽仍充满迷惘和困惑，却更能激发起我们学术承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检讨'五四’的观念和策略给中国古代文章学学科建设带来的一些负面作用，曰三个'遮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三个遮蔽”指“五四”以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纯文学观念代替了杂文学观念，以新观念建构的文学批评史遮蔽了传统文章学专著。所以，去蔽求实，“希望有利于我们走出困境”，也是王先生建构新文章学的目的之一。

在当代新编书籍中，王水照主编的《历代文话》是被征引次数最多的数种之一。 （资料图/图）

王先生对于中国文章学的整体思考始于上个世纪。1994年，他就编译了《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其关注视野已及于域外的中国文章学。他用了十多年时光构思和编纂《历代文话》。2007年，王先生编的十册《历代文话》出版，其前言明确提出开拓新领域、建构新学科的设想：“《历代文话》的编纂是为了助成一门学科的建立。”今天看来，无论从文献整理的角度，还是从文章学学科的角度看，《历代文话》的出版都是很重要的。《历代文话》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2008年，吴小如、罗宗强、曾枣庄、谭家健、董乃斌、傅璇琮先生和我有一组笔谈，称为《七人谈》，发表在《中国图书评论》上。笔谈的基本共识是《历代文话》填补了我国古籍整理方面的重大空白,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修辞学史、中国语言学史等学科提供基础性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历代文话》出版后差不多是研究古代文学与文学批评学者的必读书。在当代新编书籍中，是被征引次数最多的数种之一。《历代文话》的出版，掀起古代文章学研究的热潮，使一个原先冷僻边缘的学问，迅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热门领域。一本古籍整理本的出版，推进了一个学科的发展，这是一种值得深思的学术现象。

王先生的“文章学”的概念、内涵和中国传统文章学有明显的不同。王先生在《文话：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中明确说：“古文研究与批评之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即文章学的成立，殆在宋代。其主要标志在于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且著作体裁完备，几已囊括后世文论的各种类型。”王先生所说的“文章学”是指古文研究与批评的一门学科，其成立时代是宋代。这种思想也体现在《历代文话》的编选标准中。王先生说：“《历代文话》主要是汇集散体古文的批评资料，骈文资料只是聊备一格。”“论经义、八股者基本不收，赋话一律不收。”（第十卷《王水照访谈录》）这也明确标明《历代文话》以散体古文研究为主要编选对象。这种文章学的范围，也和传统文章学有明显的差异。

王先生对中国文章学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理论创获上，还体现在他的实践操作中。他带领复旦大学古代文学团队持续有力地推进中国文章学。从2009年开始，连续召开五届中国古代文章学研讨会，并且出版《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的衍化与异形》《中国古代文章学的阐释与建构》《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形态与体系》等系列论文集。2021年王先生和侯体健教授编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出版。2015年底，王水照先生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章学著述汇编、整理与研究”，其最终成果就是整理出篇幅比《历代文话》倍增的《历代文话新编》。这更是一部令人关注和期待的巨编。

新世纪以来，王先生在中国文章学的学术传承与人才培养方面，做出很大贡献。2013年6月，复旦大学中文系以王水照先生八十寿诞为契机，主办了“学术师承与学科建设”论坛，这个主题非常有中国本土特色，也非常切合王先生和学术团队的实际。近年来，王先生引领一批博士生、博士后研究中国文章学，取得令人关注的成果。这些成果从2020年开始以“复旦古代文章学研究书系”的丛书形式陆续出版，该丛书已收入了慈波《文话流变研究》、江枰《苏轼散文研究史稿》、常方舟《失落的文章学传统：〈古文辞通义〉》、倪春军《宋代学记文研究：文本阐释与文体考察》、戴路《南宋后期骈文学研究》和李法然《宋人选宋文与宋代文章学研究》等六种著作。

复旦大学已形成以王先生为旗帜的中国文章学团队。这个团队有一批60后到9O后的优秀学者，传承有序，结构合理，发展前景很好。十年前，在“学术师承与学科建设”研讨会上，王水照先生发表感言，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努力守住“学术的精神家园”。十年后，在2023年这个疫情消散的春天，我捧读《王水照文集》，不禁又想起王先生的话，再一次被深深打动。王先生就是我们守住“学术的精神家园”的榜样。

吴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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