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为何始终未攻进重庆？真相原来如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得到英美的支持，蒋介石抗日的决心变得更坚强。图为1940年蒋介石宋美龄和陈纳德。

抗战期间，日军占领了中国半壁以上的江山，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长沙、衡阳等重要都市，——落入日军之手，但日军却始终没能进攻国民政府的抗日中枢重庆。
事实上，日军曾经数度接近重庆。1940 年日军占领宜昌，宜昌扼三峡水路咽喉，是长江西进重庆的门户，当时震惊了整个重庆，日军如再继续进攻，国民政府就危险了！结果是，日军虽占领了宜昌，其主力部队却自动撤回原驻地。1943年5月，日军再度来到宜昌，在石牌要塞与国军展开激烈战斗，几度猛攻，都没能拿下石牌，最后决定撤退。最后一次是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日军第一师团曾接近潼关对面的风陵渡，胡宗南兵出关中，在灵宝与日军激战，截退日军。

为了攻进重庆，日军曾多次制定西安作战及四川作战，发布作战准备令，翔实规划、认真准备，还做了演习。计划的内容虽有变化，但不外乎两条路径：

从山西西部过黄河，控制西安，然后南下占领重庆。或是 从宜昌沿长江三峡西进，攻占重庆。
两条路径的最终目的都是要拿下重庆，重击国民政府，使其崩溃或屈服。这些作战计划最后因为种种因素，都未能实现；但从日军动念、规划，到最后不得不放弃的过程中，显示东京的战略意图和政策动向，亦反映出太平洋战场与中国战场的密切关系。

抗战前期，日军信心满满，战略是速战速决，不把战线拉得太长，所以并无攻占重庆的计划。武汉会战后，日军资源更加吃紧，对华战略调整为政略、战略并进，实际上是以政略为主，手段包括诱降、和议、扶植亲日政权等等；战略方面则进入中日两军相持的阶段。此外，四川周围都是崇山峻岭，攻入四川太困难；而且，大部队向西作战，后面庞大的占领区必出问题，所以，日军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重庆上面。

1、南方作战亟需解决中国战事

直到1941年日军准备南进，南方作战需要庞大的兵力及战备资源，而数十万日军被拖在中国，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又坚不妥协，如何打破僵局，把在中国的兵力及资源转用到太平洋及南亚战场，成为日军的重要任务。于是，东京大本营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开始筹谋尽快解决中国战事。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南方军势如破竹，三个月内几乎拿下了整个东南亚，日军士气大振。为配合战局发展，大本营逐渐将战争资源转移到南方战场；在中国的几次作战，也大多与太平洋、东南亚战局有关。日本迫切希望借国际局势的变化来加重对重庆的诱降，尽快结束中日战争。

然而，日军在东南亚的胜利并没有影响蒋介石抗日的决心，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也始终没有成果。相反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得到英美的支持，蒋介石抗日的决心和力量变得更坚强。

此时，陆军高层已有不少将领主张，欲解决中日战争，唯有使用武力，否则将无法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釜底抽薪的办法是，集中所有战力，直接攻进四川。参谋总长杉山元、参谋次长田边盛武、作战部长田中新一、还有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第11 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等，都支持发动一个大规模作战，直接攻进四川，占领重庆，一举解决掉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然而，攻进四川并不容易，除了要克服悬崖陡峭及汹涌澎湃的天险之外，还得突破蒋介石在四川周边的严密防卫。

蒋介石与陈诚。

2、蒋介石对四川的防卫部署

四川是个盆地，四周都是海拔高、陡峭险峻的山地，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稍不小心，就会坠入万丈悬崖。抗战时，没有公路入川，日军若想入川，只有两条路：溯黄河或长江而上，也就是必须经过潼关、三峡两处隘口。

蒋介石把四川防卫得固若金汤，在潼关及三峡都布有重兵，负责守备这两个地区的，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中央军将领：胡宗南、陈诚。

胡宗南守关中

军事委员会在关中等广大西北地区设置第八战区，部署了中央军精锐胡宗南部队。胡宗南，黄埔一期，是蒋介石最重视的军事将领之一，抗战初期率领精锐第一师投入淞沪会战，后来又参加兰封会战等重要会战，之后派赴陕西，驻守西安地区，负责陕东一带的河防……

过去不少论者以为，蒋介石命胡宗南大军固守关中，主要目的不是抗日，而是防堵陕北共军。胡宗南也因此备受批评，谓40万大军不去与日军打仗，徒然浪费在陕北。

其实不然。胡宗南以最精锐的部队驻守黄河，建立各种河防、城防工事，并多次隔黄河与日军互相炮击。胡部强大的部署，对日军有恫吓作用，日军研拟进攻西安计划时，都不敢忽略胡宗南的大军。

除了守备关中之外，日军数次进犯山西、河南，胡宗南都派军出关中作战，防止日军渡河……抗战晚期，1945年3月到5月，胡宗南还指挥31集团军在河南与湖北交界的西峡口与日军作战。

当然，蒋介石命胡宗南守西北，除了抗日外，还包括另外三个目的：

（1）防范中共；（2）牵制西北的马家军、盛世才，还有蒙古的德王；（3）整训部队。

陈诚守三峡

三峡是另一个入川要道，蒋介石在那一带设置第六战区，由能征惯战的陈诚率部把守，防止日军从三峡入川。

陈诚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蒋介石的亲信，抗战爆发未久，蒋介石曾在日记提到 “军事能代研究者，辞修也”，可见对陈诚的重视。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湖北成为四川大后方的门户。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湖北省主席、武汉卫戍司令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武汉防御，总兵力达40 个师，25 万人……在江防军的防守范围，第六战区构筑好几个防御要塞，要塞内设置舰炮、15 公分重迫击炮、7.62 公分游动炮等，利用三峡天险防备敌军入侵。

蒋中正与胡宗南。

1943 年5 月的“鄂西会战”，日军到了三峡最大的防御工事石牌要塞，试图突进三峡。情势危急，陈诚从滇缅战场赶回第六战区指挥作战，第11 师师长胡琏守备石牌，据险坚守，日军发动数次进攻，都无法攻下石牌，最后主动撤退。

由此看出，蒋介石派精锐部队守四川，胡宗南在北、陈诚在东。日军欲占领重庆，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

3、日军的“西安作战”及“四川作战”

因为参谋本部有言在先，一旦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就将增兵中国战场，彻底解决在华战事。眼看日军在东南亚的“南方作战”节节胜利，中国派遣军下辖的华北方面军等不及了，开始研拟武力攻击重庆的作战方案。

1942年2月，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把华北方面军研拟的作战构想提报陆军中央，计划在该年6月或9月黄河水量较少的时候，动员强大的部队进攻关中，“攻击西安附近，以消灭胡宗南将军的重庆直系第八战区军队，接着，毁灭延安的中共军根据地”。攻击西安的目的是威胁重庆，但必须先消灭延安的共军，否则徒然让共军得利。作战目标是切断国民党政权的西北交通线，给国民党政权以沉重打击，迫其崩溃或妥协。

但是，派遣军总司令部及大本营都有异见。他们的理由是，国军及共军一直在第八战区对峙，互相牵制，互相消耗，日军何必急着去打破这个“国共相克”的局面。何况，进攻关中，只能给重庆造成压力，并不一定能解决重庆政权。他们认为，不如改为击破常德、长沙一带的第六、第九战区，夺取谷仓地带，一样能对重庆造成压力，还能获得粮食。

因此，派遣军在1942 年初另外研拟了“重庆作战”（又称“四川作战”，代号“51 号作战”），方策是：先封锁滇缅公路，强化对国民政府的经济压力；然后从其他方面调用兵力，配合在华部队，针对第六、第九战区发动大规模作战，消灭蒋介石的中央军，攻占能直接威胁重庆的战略要点，同时配合政略工作，瓦解蒋介石的统制力。

“五号作战”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仍然力推“西安作战”，主张以10 个师团的兵力横渡黄河、翻越秦岭，然后进攻四川。然而，在华中的第11 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则提出“若不进攻四川重庆，则无法解决中日战争”。他主张，一旦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就宜举全军之力，发动四川作战，经湖南（长沙、常德）袭击重庆。阿南甚至夸口，如能给他10个师团的兵力，第11 军可以三路进攻，分别溯长江而上、从襄阳老河口到成都，以及从常德、黔江到重庆攻入四川。两位将领各有看法与坚持。

冈村宁次特别积极，未等大本营做出决定，就自行展开作战准备。1942 年6 月，他以10 月中旬发动作战为前提，派参谋考察潼关、河津间的黄河实况，空中侦察黄河南岸地形，参谋长安达二十三还搭乘飞机亲自侦察秦岭、巴山山脉、汉中、光源、老河口等地区，并从各师团挑选工兵及官兵在8月实施横渡黄河的演习。

然而，大本营始终没有下达作战命令。陆军高层的看法是，单独进行“西安作战”或“四川（重庆）作战”，都不能达到作战目的；必须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作战，把西安与四川作战合并，分别从黄河及长江直接攻入四川，同时并进，占领重庆，才能迫使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屈服。

冈村宁次。

为了这个庞大的攻势，兵力将增加到97 万人（当时派遣军在中国的总兵力约61 万人），规模之大，凌驾南方作战。如此巨大的作战计划，不是陆军独力能完成的，参谋本部估计，除了40个师团的陆军外，还需庞大的物资，包括船舶10万吨、钢铁5万吨、汽油5万吨等。

孰料，日军展开各单位协调时，困难一个接一个出现。物资方面的征调首先碰壁。7月东京陆军省、参谋本部，及海军的协调会议中，陆军省首先申明，无法解决船舶、钢铁，及汽油的问题，需要海军支援。海军正全力应付太平洋战事，当场回绝： “钢铁的供应有困难，船舶调用不可能，汽油也有困难“。当场还有人注意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这么庞大的作战构想，竟然“从一开始就全然未考虑南太平洋的战局”。

此外在武汉的第11军实际上处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中蒋介石用了大约1 百个师把武汉层层围起来。如果要进行四川作战，第11军首先必须突破国军的阵营，这要花多长时间? 付出多大代价？这是个严肃的挑战。否则，贸然向西深入地形险恶的四川，无异腹背受敌，势必“使自身陷于极其危险的状态中”。

尽管如此，陆军还是继续推进这个计划。1942年8月25日，参谋总长杉山元综合华北的“西安作战”（第50 号作战）以及华中的“四川作战”（第51号作战），研拟出一个新构想，定名为“五号作战”， 由华北及华中两方面同时向四川进攻作战。

攻入四川计划三次胎死腹中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日军在太平洋的战局转趋不利，影响到这个筹划已久的“五号作战”。首先是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失利，损失4艘航空母舰及大批训练有素的飞行员，此战被视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捩点。不久，美军新型埃塞克斯级（Essex Class）航空母舰投入战场，它的排水量更大，体积更大，航速快，续航力强，飞行甲板更大，很快成为美国太平洋战争的主力航舰，33美日海上力量差距更大了。1942年底，日军在瓜达康纳尔岛（Guadalcanal）等太平洋战场接连战败，还有欧洲及非洲的情势发展对轴心国也非常不利。

为应付每下愈况的战局，大本营积极动员兵力、船只及作战物资，希望尽快解决中国战场，以便抽调兵力到太平洋战场。但是，海军自己被困在太平洋，没法支援船舶，也不愿把钢铁让给陆军，飞机也有困难。至于兵力，扭转太平洋战局，急如星火，大本营不但不可能从南方战场调出兵力增援侵华日军，反而要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去支援南方军。不久，在中国的2个师团（第38及第51师团）被抽调到东南亚，“五号作战” 势必推不动了。

到了这个地步，参谋总长杉山元和陆相东条英机都承认，此时要发动这么庞大的“五号作战”，的确不切实际，必须暂缓中国派遣军极为失望，仍不愿就此放弃进攻四川的计划，新任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的反应最为强烈，他向大本营“斗胆陈情”，希望允许第11军继续执行进攻重庆的方案。

东条英机。

12月18日，冢田攻由南京飞回汉口，不料座机在湖北蕲春上空被国军第21集团军138师的高射炮击落，冢田攻命丧大别山，成为抗战期间日军在中国身亡官阶最高的将领。派遣军上下本就弥漫着失望阴郁的气氛，冢田攻意外身故，使得“总司令部更加充满忧色。”

这种气氛一直延续到1943年夏，期间发生日军从瓜达康纳尔岛撤退、德军在史达林格勒战役惨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座机被美军击落身亡、盟军在北非取得重大胜利等等，轴心国败相渐露，日军更加迫切需要抽出驻华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扭转危局。

此时，参谋本部关注的重心在如何扭转太平洋战局，以及日本本土的安全问题。因此，大本营指示中国派遣军，今后6个月（1943年下半年）的作战指导重点，应放在粉碎中美空军的作战上。

中国派遣军再次失去四川作战的机会，但“攻入四川”的企图并没有被弃置，一直是派遣军萦绕不去的目标。

1944年4月，日军发动在中国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作战：“一号作战”（国军称为“豫湘桂战役”），但其目的不在攻占重庆，而是：“击破敌人，占领和确保湘桂线、粤汉线及京汉路南部沿线要地，以摧毁敌空军之主要基地，从而抑制其活动。”

“一号作战”与“五号作战”不同，它的目的是摧毁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遏止中美空军对满洲、朝鲜，以及日本本土的空袭；其次是打通日本本土到东南亚的陆上交通线。也就是说，大本营自知，已无能力攻进四川，彻底击垮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一号作战”即将结束时，1944年12月2日，冈村宁次就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对重庆一直虎视眈眈，他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苦心策划的“西安作战”未能实现，一直引以为憾……因此，冈村宁次向大本营提出“进攻四川作战计划大纲”，建议趁蒋介石政府最脆弱的时候，对重庆“施以最后一击”，摧毁蒋介石政权。

大本营对这个计划意见分歧，多数判断，美军即将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届时，必与来自西面的中国军互相策应，发动总反攻。中国军队虽在“一号作战”中严重受损，但因远征军已调回国，又陆续获得美式装备，战力已逐渐恢复并有提升之势。此时若派遣军大举向西出击，可能陷入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困境。

因此，参谋本部没有批准这个作战计划，理由是： “鉴于日本帝国全盘战略及国力现况，为肆应主敌美国，不可能实施两面作战。为使中国派遣军目前能专注对美作战起见，希望加强中国东南沿海方面的战备。”

冈村宁次对大本营的指示不以为然，亲自执笔回覆参谋总长，力陈他的看法：西向（四川）作战可视为对美作战的一部分，如能攻入重庆，不但能促使重庆早日败亡，而且也会使美军登陆计划受到挫折、甚至踌躇。

大本营还是维持原议，攻入四川的计划第三度胎死腹中。畑俊六对大本营的保守立场为之扼腕，他叹息道：错过这次机会，“重庆屈服之机会将不可能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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