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门尼德》与柏拉图式辩证术(2)

  这些范畴不是柏拉图的首创，而是全部挪用历史上的巴门尼德《论自然》的残篇8描述存在的诸范畴，不宜被解读为柏拉图的范畴论学说。诸范畴从属于辩证术的八组论证结构，而八组论证表明，埃利亚派的“一切是一”既可以证成，也可证伪。此外，八组论证明显改造了埃利亚派对非存在和意见的否定，有意讨论了非存在和现象。

另一种主要现代研究关注八组论证的逻辑推论过程，延续普罗克勒斯时代就已经有的逻辑路向，认为这部对话只是逻辑练习，是学园弟子的哲学入门课程，不具任何特殊意义。例如，罗宾逊（R. Robinson）认为，《巴门尼德》的重点是八组假设的逻辑推理过程，而八组假设本质上是逻辑训练，不抵达任何深刻教义，练习者经过这种逻辑锻炼之后，日后或可洞见真理。[14]门沃德（C. Meinwald）同样质疑探究《巴门尼德》整体意图的传统做法，认为这篇对话所有疑难的关键即论证，而所有论证只应该从字面意义理解，她否认所谓的潜层含义，她的工作主要致力于梳理《巴门尼德》的论证。[15]这种立场很难解释这部分与前一部分的关系，走到极致就是瑞尔（G.Ryle）的主张：对话的两个部分是柏拉图从他的书架上取下两部未完成书稿，用“些许而非充分的必要关联”连接在一起。[16]

如前所述，巴门尼德的辩证术展示在对话中有着严肃的问题语境：各种独立分离出“存在”的探究路向遭遇诸多困境后，该将哲学思考转向何处。柏拉图在《理想国》卷七讨论了辩证术在探究真理过程中的地位。哲人超越生成把握存在时，灵魂为适应由生成转向存在的眩晕和痛苦，要先借助“关于一的研究”和数学缓和攀升过程中的不适（525b），然后借助辩证术彻底超越感官，上升到“每个东西其所是”，最后，灵魂凭借思本身把握“善”（532b）。辩证术的意义不仅在于技艺性，更在于作为灵魂上升过程的关键步骤（533d）。

晚期对话《斐勒布》也讨论过辩证术与哲学的关系，其中完整交待了一与多的存在之争如何引出形相（或理念），也就是辩证术的产生背景（13e以下）。在《斐勒布》中，少年苏格拉底曾经用来反驳芝诺的论证再现于普罗塔库斯之口，成年苏格拉底称这套说法为“关于一和多的陈词滥调”，“人们认识到它们是小孩子把戏”和“逻各斯的障碍”（14c-d），辩证术作为解决一与多难题的新方式出现。

此外，苏格拉底还谈到，自哲学生涯伊始，他就确定一些东西为善，如思想、知识、心智等，但他遭受了逻各斯的考验，辩证术是他找到的应对方法（17a），他称之为“本人永远热爱的更漂亮的方法”（16b）和“神赐给人的礼物”（16c）。辩证术出自对本原问题的探究：“任何据说存在的东西都出自一和多”，因此需要“确定理念”（16c）。

《斐德若》说辩证术家是对区分与结合（διαιρ σεων κα συναγωγ ν）有爱欲之人，所谓辩证术之合即“统观分散在各处的东西，然后把它们引领至一个形相……”（265d）；辩证术之分即“按其自然生长的关节处依据形相切分这个……”（265e）。形相作为一种自然标准出现在辩证术中：辩证术的两个组成部分——结合与区分——必须借助形相（理念）完成，形相（ε δο ）与类（γ νο ）同义。

《巴门尼德》因循同样的柏拉图式问题次序展开：在第一部分，芝诺关于一与多的论文引出苏格拉底借形相（即理念）讨论一与多，巴门尼德批判形相，揭示出存在论的共同困境，从而引出辩证术；在第二部分，巴门尼德围绕一与多（他者）展开辩证术的具体论证。

最后必须注意，柏拉图式的辩证术伴随一种关于灵魂特殊爱欲的讨论。这也是《斐德若》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和《论题篇》在讨论辩证术时的最明显差异，柏拉图突出辩证术作为爱智活动朝向真理的最佳方式；亚里士多德强调辩证术检验命题的具体功能（《论题篇》101a20-b4）。[17]柏拉图无意对作为工具的辩证术理论做出严格的系统论述，他把辩证术置于探讨灵魂爱欲的语境下讨论其意义，在《巴门尼德》中，无论是巴门尼德反驳形相论，还是八组辩证术演示，都包含大量诡辩论证。

《斐德若》说辩证术家的灵魂具有一种神圣的疯狂（149e），苏格拉底自称是其中一员。这些人是“沉迷于听逻各斯的病人”（228b），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追逐逻各斯，苏格拉底表示斐德若利用书中的逻各斯，可以把他引诱到任何地方（230b）。《巴门尼德》有两个细节突显爱欲：柏拉图把芝诺描述为巴门尼德的宠儿（παιδικ ），这个词指男同恋关系中的少男一方（127b）；巴门尼德把自己涉身逻各斯海洋的活动比作被迫步入爱欲（137a）。辩证术把对逻各斯有爱欲的人引向真，正如巴门尼德教导少年苏格拉底，要通过辩证术借助形相“彻底训练自己并可靠地洞见真理”（136c7）。

第二部分八组论证的前两组篇幅庞大，围绕诸范畴详细展开，同一个假设推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若一存在，则既可无、又可有诸范畴。诸范畴对于“一”是否成立，取决于如何预先定义“一”和“是/存在”。假设一的前提“如一在”（ε ν στιν）实际上是“一是一”，即只是“一”；假设二的前提“一若在”（ ν ε στιν）实际上是“一存在”，即同时是“一”和“存在”。

后六组论证都非常简短，有时是争辩术或智术玩笑，看似只是为了凑成辩证术的两两对应结构，一个假设及其对立面可以交互得出相反结论。其中形式上最特殊的是第七组，它不是逻辑推论，而是文学比喻。伯纳德特（S. Bernardete）注意到这一点，他认为第七组是中心，其余七组围绕它的主题收拢与展开，这组论证呈现的正是苏格拉底哲学之起点，这两个比喻是理解八组论证整体意图的基础。[18]

第七组属于后四组“否定性”论证，前提假设是“一不存在/非一”（160b-163b），它用到“做梦”和“观看影子画”两个比喻（164d、165b、d）。当不存在一时，人类思想如同做梦一般对待一与多，又如同观看影子画时远观为一近看则多（164d-165d）。做梦和观看影子画代表了灵魂的想象与认识活动，人类经验中的许多个具体的一可被理解，潜藏在一切之后的那个作为最终普遍原则的“一”是人类无法感知与认识的。假设七提示，人类自以为把握到的“一”实则只是梦中的瞬息，依旧存在于人类的灵魂活动中，这暗示“一”并非自在的实体。但是，与此同时，若没有“一”，一切就只能是破碎芜杂的现象。假设七揭示出，包括“形相”在内的种种存在论学说至多只真理的相似者，而非真理，关于存在的种种学说实则仍是基于人类灵魂经验的“看似如此”。

第七组呈现了人类经验与“存在”的复杂交融，呈现了灵魂与存在问题的关联，指向探究存在的新路径——由探究灵魂是什么来追问存在是什么，伯纳德特称之为“存在论的灵魂学（ontological psychology）”。在《巴门尼德》第一部分，少年苏格拉底走向灵魂的尝试被巴门尼德用论证技巧破坏，少年苏格拉底只是隐约地意识到灵魂与存在之问的关联。朗佩特(L. Lampert)从伯纳德特提示的存在论灵魂学看到，《巴门尼德》最终揭示了逻各斯之于哲学探究的意义与限度。“存在论灵魂学”的起点是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这意味着经由人类的自我认识来理解人类的认识方式。逻各斯的技艺或知识是哲学探究的必要工具，人可以借助它展开对灵魂经验的研究，由于灵魂学是一种属人知识，人可以由此通往一种朝向整全的存在之问。倘若没有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灵魂学，人类无法摆脱以幻象为基础的经验世界。这种新路径兼具政治面相与哲学面相，一方面指向对各色灵魂与各种生活方式的认识，另一方面指向特殊灵魂的爱欲，指向存在之问。

结语：《巴门尼德》与形而上学问题

《巴门尼德》的少年苏格拉底形象代表了一种新哲学开端时的形态。尽管这部对话揭示出形相论的原初困境，成年苏格拉底日后仍坚持借助形相完成论证，形相始终保持与可感知事物的基本区分，兼具类的含义和价值指向。巴门尼德的第一轮盘诘始于四类事物是否都具有形相（130b-e），这个提问来自他从此前苏格拉底与亚里士多德交谈中看到的“美而神圣的”动机（135d）。这个动机在《斐多》中就是以“善”为最高本原的目的论宇宙，在《理想国》中就是灵魂超向“善”的上升。在这两部对话中，成年苏格拉底论证时使用的形相论与《巴门尼德》的少年苏格拉底形相论没有本质性的改变。[19]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从未放弃过少年苏格拉底的神圣动机，这个动机显得出于正确意见的考虑，其实蕴含了对存在论问题的深层思考。

尽管少年苏格拉底把形相与事物的价值密切关联，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却并不是个道德学家，苏格拉底转向的关键恰恰在于发现逻各斯。正如施特劳斯明确指出，柏拉图是“最初在逻各斯中'寻求庇护’的人”，他借助关于事物的逻各斯绕开事物的纷繁复杂，发现唯一“进入事物真正原因”并“向人敞开的通道”。少年苏格拉底坚信正义有形相，这是因为，对于正义而言，形相的意义在于，当人们谈论“正义”的时候，完满的正义不会出现在人们的行动中，只会作为一种理念出现在逻各斯中，正义之形相是一种标准，充满含混的人类行为则无法充当这个标准，惟有凭借逻各斯、凭借形相，人类才能认识德性的超越性。[20]

《巴门尼德》令人困惑的结尾最终照应着柏拉图对辩证术与真理关系的基本看法，八组假设经过繁琐而漫长的论证，走向一个“既是（或显得是、或变为、或显得变为）/亦是（或显得是、或变为、或显得变为）”且“既非（或显得非、或变得非、或显得变得非）/亦非（或显得非、或变得非、或显得变得非）”的未定结论（166c2-5），而非得出一种关于最高存在的肯定性学说，这一点正是柏拉图与后世柏拉图主义者们的关键差异。

注释

[1] G.R. Morrow and J. M. Dillon,Proclus’s Commentary on Plato’s Parmenid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pp.29-38. J.D. Turner, K. Corrigan ed.,Plato'sParmenidesand Its Heritage, Volume I, Atlanta: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10, p.34.

[2] R. Reames, E. Schiappa,Logos without Rhetoric: The Arts of Language before Plato,Columbia: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2017, p.1.

[3] 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溥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页179，页245-278。

[4] 本文使用柏拉图著作参照伯奈特（Burnet）版，见Platonis Opera, John Burnet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3。《斐德若》、《斐多》为刘小枫译文（《柏拉图四书》，北京：三联书店，2015），《书简七》为彭磊译文（《柏拉图书简》，北京：华夏出版社，2018），《智术师》为柯常咏译文（未刊稿），其余未标注者为笔者自译，引用时随文标斯蒂凡码。

[5]K.M. Sayre,Plato's Literary Garden：How to read a Platonic dialogu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5, pp.1-32.

[6]对参《泰阿泰德》153a。

[7] K. M. Sayre,Plato’ Late Ontology, Las Vegas: Parmenides Publishing, 2005, p.15.

[8] F-G. Herrmann,Words and Ideas: The Rootsof Plato’s Philosophy, Swansea: 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2007,pp.95-138.

[9] Sayre,Plato’ Late Ontology, p.14.

[10] K. Dorter,Form and Good in Plato’s Eleatic Dialogu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65.

[11] K. Dorter,Plato'sPhaedo: An Interpret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2, p.127.类似观点参L. Gerson, “Harold Cherniss and the Study of Plato Toda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52, no. 3, 2014, pp.397-410.

[12] “理念”在《巴门尼德》中出现在132a2、133c8，134c1，替代形相和类。有学者认为柏拉图使用的这个词与“形相”有细微差别，前者更侧重于本质、特征，而非“类”。对参《理想国》507c、596b。

[13] 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陈康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15-22。

[14]R. Robinson,Plato’s Earlier Dialectic,Oxford:Clarendon Press, 1953,p.264.

[15] C. Meinwald, Plato'sParmenides, Oxford: OxfordPress, 1991, pp.21-23, p.125.

[16] G. Ryle, “Plato’sParmenides”, inStudiesin Plato’s Metaphysics. edited by R. E. Allen, New York: Routledge Kegan Paul, 1965, p.145.

[17] J. Fink,The Development of Dialectic from Plato to Aristotl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23. M. Spranzi,The Art of Dialectic between Dialogue and Rhetoric: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18] S. Benardete, Plato’sParmenides:ASketch, inTheArchaeologyoftheSoul:PlatonicReadingsofAncientPoetryandPhilosophy, 2012, Indiana: St. Augustine’s Press, pp. 229-43. L. Lampert,Reading Bernadete:A NewParmenides,Interpretation, vol.44, 2018, spri., pp.403-423.

[19] 康福特（F.M.Cornford）提出第一部分的“形相论”论证与《斐多》中的“形相论”相悖，这个观点曾经一度成为定论(F.M.Cornford,PlatoandParmenides:Parmenides’WayofTruthandPlato’sParmenides, Reprinted by London: Routledge K. Paul, 1980)。多特后来指出，讨论《巴门尼德》与《斐多》的形相论是否一致的关键不在于对形相论的具体建构，而在于形相与善的关系（K. Dorter,FormandGoodinPlato’sEleaticDialogu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

[10] 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12，页170-174。

作者简介

曹聪，现任教于扬州大学哲学专业。中山大学哲学博士，伦敦大学学院（UCL）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古希腊哲学、西方政治哲学和中西比较古典学研究。主要专著有《蒙以养正：哲学与青年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译著有《卢梭导读：施特劳斯讲疏》（即出）、《哲人的道德与自然：尼采讲疏》（2017）、《灵魂的转向：柏拉图的》（2015）、《哲学的自传：卢梭的》（2011）、《惧怕差异》（2010）、《古代悲剧和现代科学的起源》（2009）等。在《世界哲学》、《哲学与文化》、《古典研究》等境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柏拉图《巴门尼德》翻译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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