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军垦时期密山、虎饶县的劳改农场及劳改犯

在北大荒的开发历史上，大家谈论更多的是十万转业官兵，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或者是山东、湖南等地的支边青年。甚至国家直属机关和军队系统到北大荒的右派，也常见于各网络媒体和报端。但在北大荒开发早期，那些承担流放人员的劳改农场中的犯人，或被冤枉的服刑人员，却少有提及。

自1950年松江省公安厅在汤原县创建第一个劳改农场起，到六十年代初先后建立了密山、兴凯湖、尾山、长水河等38个劳改农场。

在密山和虎林（1960年1月虎林县与饶河县及部分宝清县农场乡镇并入合并设置虎饶县，1964年6月撤销建制）境内，也有许多农场由劳改农场转制为军垦和国营农场。

如八五六农场（当时叫青山农场）、八五七农场（原密山农场）、兴凯湖农场（原北京公安五处直辖劳改农场）。

军垦第一场850农场，虽然不是劳改农场，却也在1958年后，接收了在反右斗争中国家直属机关和部队系统被错划的1500名“右派分子”，其中有名作家、画家、演员、著名记者、高级编辑等，如聂绀弩、丁聪、黄苗子、郭允秦、李景波、戴煌等人。

右派合影，前排左至右高汾，徐文兰，石文华，朱启平。后排萧离，尤在，吴永良850农场云山畜牧队。1958年7月

虽然右派不是劳改，但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右派被划入了“地富反坏右”的队伍中，虽没有明说是敌我矛盾，但所受管制和待遇，和劳改犯也没有什么两样。农场虽然不是劳改农场，也没有管教干部，但这么大批量的管制人员在改造，各分场、各连队领导也间接承担了管教的工作。

八五七农场创建于1951年，最早对内称“密山劳动改造大队”，对外称“沈阳市密山农场”。农场的建立，主要是为安置劳改服刑人员。

1950年6月，沈阳市监狱领导向市人民法院、市政府提出组建劳改农场的建议，并很快得到市领导的批准，并拨建场经费500亿元(折人民币500万元)。抽调干部20名。

当时从东北军区获悉，第四野战军炮八师在松江省密山县境内放弃大面积军垦耕地，市领导决定在密山建场，安置大批犯人。

1951年3月14日，由领导小组成员监狱长杨彦等人监押130名懂些农业生产和铁木瓦工技术的犯人到达密山，第二天进驻兴安村正式建场。对内称“密山劳动改造大队”，对外称“沈阳市密山农场”。

1951年，全场除165名管教干部和职工外，其余均为劳改犯人，当年共接收七批犯人，共计2393人。

1953年7月对内改称“第二劳动改造大队”，外称“松江省密山农场”。1953年，全场住户百余户，总人口为4600人。其中干部职工家属396人，其余均为劳改犯人。

1956年，总户数增至550户，总人口达7300人，其中劳改犯人4253人。

1957年5月改称为“黑龙江铁道兵农垦局密山农场”。

1958年大批转业官兵来场，总人口达到17533人。

1959年12月农场归属黑龙江省牡丹江农管局。1959年为数更多的山东支边青年、移民、投亲及盲目流入来场人员增加，农场人口猛增至25983人。这个时间段，是农场人口的最高峰期。即使是后来到1982年，人口数量得到了一些恢复，但也没有超过1959年农场人口水平。

1960年改称为“八五七农场”。1963年春，在押犯人和全场的劳改就业工人全部移交给省劳改局解往北安、嫩江。

六十年代初，农场人口变化较大。三年困难时期，大批人员自动离场，还有一部分干部职工调离。1963年刑满就业工人及劳改犯人全部迁往北安，农场人口显著减少。1964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场总户数为2455户，总人口12091人。

1966年，又有一批转业官兵来场。1968年以后，相继接收了大批城市知识青年，农场人口再一次出现了高增长，达到了两万以上。

1969年1月农场改编为“四师四十二团”。1977年3月称“黑龙江省朝阳农场”。1979年称为“黑龙江省八五七农场”。

八五六农场，原称“青山农场”，因场部附近有一座小青山得名。

六十年代末，兵团时期856农场领导踏查荒原

1953年，由松江省公安厅密山农场派人到青山地区勘测，并确定建场方案，1954年春进行开荒建场。同年8月，松、黑两省合并。1955年3月，黑龙江省公安厅批准，正式建立地方国营青山农场（劳改农场）。1957年划归铁道兵农垦局管辖，1959年更名为“八五六农场”。1968年6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编为第四师第三十七团。1976年2月，撤销生产建设兵团，改名为“青山农场”，隶属牡丹江农场管理局。1979年恢复八五六农场名称。

除这几个农场之外，还有一部分农场五十年代也有过劳改犯。

志愿军铁道兵8505部队副师长余友清，1954年从朝鲜回国后，立即又被派往黑龙江伊春林区抢修森林铁路。1954年10月，伊春森林铁路抢修工作完成后不久，在王震将军安排下，余友清又带领着540名复转官兵奉命由伊春南下，前往虎林县进行垦荒前勘探工作。跟随余有清一起前往的，还有5000人的劳改支队。因为没有交通工具，余友清带领的垦荒队就扛着行李和生产工具，从伊春一直走到了虎林。

这批劳改犯人和前期到虎林县的铁道兵官兵，于1954年创建了北大荒第一个铁道兵军垦农场。当时有两个大队的河南籍的劳改犯，分在850农场各单位，部分人到农场成立的铁工厂（西岗齿轮厂前身）工作。

铁工厂的员工除了管教干部，其余的全部是服刑人员。铁工厂利用虎林火车站战后废旧的候车室做生产车间（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出兵解放东北，在苏军撤回时，把从密山到虎头约一百五十公里的铁路全部拆除，铁路桥梁全部炸毁，把铁轨和枕木经虎头运至苏联境内），经简单修缮，砌上烘炉，安上砧子和打铁用的其它设施，很快就开始生产，造出了各种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农具和用具，所有的材料均是日本溃败时遗弃的破汽车、破坦克的零部件，还有炮弹壳、底座、铁轨、爆破筒等等。有的炮弹还没炸过，需要清理弹内炸药，由于清倒炮弹里炸药不干净，发生过暴炸事件，造成劳改犯一死一伤的事故。

在现在的牡丹江农管局辖区内，影响最大的劳改农场应是北京市公安局成立的兴凯湖劳改农场。而在牡垦区外，852农场也是有较多劳改犯人的农场。

特别是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时，兴凯湖劳改农场的犯人，内迁八五二农场一些新生就业人员和他们的子女，852农场就成为有较多劳改犯的农场。1963年6月，852农场将劳改犯人和新生就业人员全部移交省公安厅。1964年左右，这批犯人又被送往北安地区改造和安置。

1960年852农场场长黄振荣场长和农场首届群英会先进分子合影

为赶在六七月份夏季的汛期到来之前，在沼泽地即荒草甸子里修出一条百余公里的路，为荒原建农场提供物质保障。1956年3月，铁道兵九师警卫连等部160余人，在老红军、铁道兵第三师代师长黄振荣带领下，押着3000余名劳改犯，开始抢修虎宝公路。

1956年6月，852农场在宝清县南横林子地区开荒建场成立。852农场对外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八五零貮部农场 ”。1957年3月，省公安厅同意852农场对内称“黑龙江省公安厅第三劳改支队”，有劳改犯人2629名。

在852农场，每天早晨有一个奇葩的景观。两支出早操的队伍，除了服装不同之外，所喊的口号也各有特色。一支穿黄军装的队伍，是铁道兵转业官兵队伍。另一支穿蓝衣服的队伍，则是被监督改造服刑的劳改犯人。两支队伍喊的口号前头喊得不一样，黄军装队伍往往喊的是：“开垦荒原,新建家园”。蓝衣服队伍往往喊得是：“劳动改造,悔过自新”,结尾都是一样：“一、二、三、四”。

这些劳改犯，第一批是从江苏省由闷罐专列押送到农场的。当时来了六个劳改大队犯人，多为政治犯，也有一些经济犯。公安军押运犯人总指挥周传芳（此人后任红兴隆管理局钢铁厂副场长，己去世）和押送人员，也和六个劳改大队的犯人一样，最后都留在了北大荒。

当时公安军看守的军装已改为警装，犯人的衣服仍是蓝色衣裤，后来陆续押来的犯人衣服变成黑色衣裤。当时犯人没有统一的囚服，为了区别后来的支边青年，犯人的蓝、黑衣服外，有白线头缝制暴露在外，以警示此人为犯人。有点像二战时犹太人，衣服上有标识一样。

那时犯人都要外出劳动，重刑犯外出劳动，有带枪武警看守。并划有警戒线。轻犯表现好的，两人以上结伴劳动，互相监督，不用看守看押。

852农场图书馆，有位姓胡的图书管理员，是一个在押的犯人。

他是个残疾人，双手从手腕以下全没了。他因没有双手，吃饭时，只能在一个匙子上，捆一个布做的园套，再套在右手腕上取饭菜，送到嘴内咀嚼饭菜。这位姓熊的犯人，父亲是我军一个高级将领，建国后被打成反革命。

熊犯人当时在部队当军官，因不满发表一些言论，被检举批捕入狱。在农场监所又因琐事和某看守争吵。为此，某看守在监所旁把熊犯人和一棵树捆在一起。招到熊犯人进一步辱骂……

某看守赌气自己下岗睡觉，忘记解开熊犯人被捆的绳子，熊犯人在冬日雪地上冻了一宿，冻坏了露在外面的双手。在医院，熊犯人又拒绝医生治疗双手，最后无法治疗，而被锯掉……

该犯人刑满送回南京，不知去向……

后经组织审查，熊犯人父子俩入狱都是错判案件。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北京人民大会堂等新建八大建筑，所需木材由铁道兵农垦局负责。接到任务后，852农场安排部分转业官兵和部份劳动改造犯人，到炮守营（原归农场管的林业营，现归东方红林业局）伐原木，然后运回农场木材厂，由上海来的木工师傅破成木板块。因为当时没有烘干车间，湿木板块分到各家，铺在人睡的火炕上，烘干再集中运往北京。

由于伐木点居住的地印子窝棚很冷，伙食又少又差，这些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犯人，实在受不了恶劣环境和饥饿，于是就集体罢工闹事，还扣压了看管人员。

消息传到总场，老红军黄振荣场长，带着一个通信员骑着马，趟雪奔向炮守营伐木点。和犯人们见面后，在谈话中对伐木犯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告知伐木是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等建筑做贡献，并对伙食、取暖等进行了改善，得到了犯人的理解。犯人们承认了错误，马上就恢复了伐木工作。

黄振荣，并没有像当时很多干部那样，对此事无限上纲，并对闹事者严酷处罚。而是指示看押部门，不要给这些犯人追加刑期，只给领头闹事的犯人蹲小号，禁闭反省。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一种难得的人性处置方式。反观兴凯湖农场，因犯人不服申述，屡申诉屡加刑，真是天壤之别。由此可以看出，干部的素质和水平，还有执行政策和悲悯人性情怀的差异，对于犯人改造的成效，是截然不同的。

劳动教养人员在农场简称劳改犯，刑满释放叫劳改新生，留场工作后叫新生就业人员。他们的家属、子女，也自然被称为劳改新生子女，新生就业子女等称谓。

在我的印象里，兴凯湖农场就是劳改农场的底子。这个劳改农场是北京公安五处建立的，很多北京公安五处的公安干警，也和这批劳改犯一样，滞留在了这个封闭的小农场里。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很多公安五处的干警，才落实政策或托关系，陆续返回北京。

我认识的一些家是兴凯湖农场的，或和兴凯湖农场人结婚的同事，也随这股回城浪潮，去到了北京或关内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劳改新生和劳动教养期满的人，原籍不让回去，只能就地安置就业于农场，也算扎根一辈子边疆了。当地人管这些劳改释放人员，叫湖底子。

我曾有个北京的同事，年轻时少年张狂，经常聚众打架，小偷小摸，19岁时被送到了兴凯湖劳改农场劳动。教养期结束，按农工安置在连队务农。从此，这位当年京城颇有名声的京少，成为了一名地地道道的东北人。在北方娶妻生女，直到退休才返回北京。

由于兴凯湖农场封闭性的特点，这里的人居住比较聚集，语言还有很强的京味，仿佛遥远边疆里一个北京新区。当年农场的人用粮票布票，都用的是北京市粮票和布票。

兴凯湖劳改农场，地处黑龙江省东南角的密山县，1955年8月北京公安五处李一平处长率领干警、就业职工、劳改犯108人，从北京到达密山。他们穿林涉水，步行60公里，进入兴凯湖区。由此，兴凯湖农场正式成立，主要是安置劳改犯人。

1955年，兴凯湖农场第一个职工新村

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原有劳改罪犯陆续刑满释放，或留场就业转为农工，劳改农场职工构成发生了变化，亦转为一般国营农场。

1968年6月，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编为第四师第四十三团，并将兴凯湖水产养殖场并入兵团。

1976年2月，撤销生产建设兵团，恢复农场体制，仍称兴凯湖农场，隶属农垦牡丹江管理局领导。

兴凯湖分大、小两个湖，小兴凯湖完全在中国境内，大兴凯湖有三分之一在中国境内，三分之二在苏联（俄罗斯）境内。

两湖之间有一条不太宽的土岗子将两湖隔开，这条土岗子叫大湖岗，它是由密山县城到兴凯湖劳改农场唯一的陆上通道，长约五十公里。由大湖岗进到里面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沼泽地，到了雨季，这一片沼泽地跟小兴凯湖连成一片。

北京公安局组织人去进行了实地勘察，发现如果围着小兴凯湖修一条堤坝将水拦住，然后将沼泽地的水排掉，开垦出来，那将是一大片肥沃的土地。于是通过跟黑龙江省协商，征得中央的同意，就把这一片沼泽地要了下来，打算组织劳改犯去开垦。

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1955年7月至1960年9月,声势浩大的肃清内部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运动)、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全国抓了数百万的反革命分子。

这么多的犯人，关押就成了大问题。公安军就决定在边远省份，陆续建立了一批劳改农场，安置这些劳改犯人。

1964年之前，山东、河北、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犯人，基本上都往黑龙江省发配。山西、陕西、河南、四川等省的犯人，大多送往新疆、青海发配。

从1964年开始，关里的犯人就不再往黑龙江省发配了，一律往新疆、青海发配。据说1964年山东省和黑龙江省还打过一场官司，山东想把四十万在黑龙江劳改刑满释放的人员要回去，黑龙江不给。后官司打到中央，中央调解说：山东人多地少，黑龙江地广人稀，还是留在黑龙江吧。

兴凯湖农场始建于1955年，第一批来的犯人万余人，全部是被解放军用机枪押着进大湖岗里的。他们是冬天进湖的，因为只有冬天沼泽地里结了冰，人们才能用镐头刨开冻土挖土修堤。

1956年国家勘探队到兴凯湖进行垦荒测量

兴凯湖是一个关押犯人的理想场所，不用围墙，也没人逃跑。不是不想跑，是跑不出来。这里除了大湖岗唯一一条旱路外，周围全是一片沼泽湿地，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

大湖岗上设了好几道卡子，连管教干部进出都要有农场证件，犯人要想从这里跑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片沼泽，夏天全是一片烂泥塘，谁要是冒险逃跑，非陷入烂泥塘中淹死不可。冬天湖里有的地方冰冻一米多厚，可以跑汽车拖拉机，有的地方不结冰，湖里处处是高高的芦苇，人进去分不清东南西北，不冻死也得掉进湖里淹死。

虽然中苏边境只隔一条30米左右宽的松阿察河，但五十年代中苏友好，往苏联跑等于送死。六十年代后中苏交恶，也有犯人跑过去，但苏联见这种没有利用价值的人过去没啥用，还会惹上外交麻烦，跑过去的人全都送回来了，结果可想而之：全部以叛国罪枪毙。

兴凯湖劳改犯，为兴凯湖农场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用原始工具和人工，完成了几项水利基础建设，奠定了在这块沼泽地上开发大型农场的基础。

一是围着小兴凯湖修了一条一百多里的大堤，取名叫导流堤。堤底宽七八十米，高十多米，堤顶两辆汽车对开绰绰有余。最初在上面规划修好后铺设铁轨，直达密山县城，后因故该规划搁浅。

二是修了条宽几十米的泄洪渠，解决了小兴凯湖水位比大兴凯湖水位高，夏天涨水时可以向大兴凯湖泄洪，分散洪水压力。

三是修了两条大排水渠，取名双排干，直通松阿察河，将沼泽地的水排走。为在这片肥沃土地上开垦农场，提供了水利上的保障。

四是修了一条七八十米宽，一百里左右长的大干渠，以引小兴凯湖湖水灌溉水稻地。此四项工程名气不大，但工作量非常大。如果按一方为单位排成一排，可以绕地球三圈半。曾经当过国民党上将卫立煌秘书的卢俞飞，是总场技术员。他曾说过，这样大的土方量，全部是犯人用铁锹镐头一锹锹挖，一镐镐刨，再用肩膀人工抬出来，这可以和当年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媲美。

图为1958年10月，兴凯湖农场跃进成果展览会美术布景组成员郊外合影。除左一为老犯人，其他人均为右派。

左一老犯人老崔，左二徐延敏，左三张光华，左四何燕明（前排蹲左者）、左五杜高（前蹲中者）、左六犯人老崔、左七汪志杰（前排蹲右者）、左八于鸿慧、左九唐祈（“九叶派”诗人，中国作家协会送来劳教的右派）左十吴介琴。那时他们还不像劳改犯的模样，对未来还充满了期望。

1959年，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19岁的现行反革命犯陈奉孝，和五六千犯人，从北京坐闷罐车被押解到黑龙江。每个闷罐车车顶上，都有解放军架着机枪看押。

火车到了密山，正赶上雨季，汽车无法通行。一部分犯人关押在火车站的破仓库里，一部分犯人关押在密山剧院里（该剧院是兴凯湖农场所建，平时当电影院、剧院使用）。

为稳定犯人情绪，避免犯人闹事，在剧院里每天都由兴凯湖农场犯人京剧团天天演戏。这个农场犯人京剧团来头可不小，它是由中国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在北京监狱服刑期间创建，有很多犯了罪但很有水平的京剧演员和票友组成。（尚小云干涉儿子尚长春的婚姻自由，尚长春因此自杀。尚小云因此被判刑三年劳改）兴凯湖农场犯人京剧团，就是从北京犯人京剧团分流出的一些人组成的。

在密山待命期间，几个犯人想越狱逃跑。这几个犯人的刑期是无期、死缓，只有闫长河、赵得亮两个年青人，因参加流氓盗窃集团，被判15年。

他们策划逃跑的事，早就被政府安排的积极靠近政府的犯人盯上了，并早就汇报给了管教干部。

为了怕惊动其他犯人，路上管教就没有动手。到了农场后，立即把这些人抓了起来。突破口从五十多岁的牛连乡处打开。

牛连乡，山东济宁人，从小跟傅作义将军从军，曾任北京市昌平县县长和傅作义华北剿总军法处长。

1951年镇反时，他和500多人被拉到徐州市一个山沟准备枪毙。临刑前，傅作义向中央求情，把他保了下来，判了无期徒刑。

此次他检举有功，没有加刑，但也没有减刑。而主犯国民党空降特务钟殿馨，李学谦、王海洲、刘全忠四人被抢毙，从犯赵得亮、闫长河被加刑到死缓。

劳改农场，不管是被判刑的犯人，还是劳动教养人员，如果劳动态度不好，或顶撞管教干部，或违反狱规，都有可能被处罚或加刑。有时可能就是一句话，就让你罪加一等。加刑并不依据罪行多重，而是犯人的态度好坏，以及管教干部当时的心情好坏。

孔庆海，19岁，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学生（1952年北京各大学院系调整，原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大学都取消了，在朝阳大学的基础上新建了北京政法学院，即现在的北京政法大学），因上学时参加过三青团，解放后被判刑七年。

1957年大鸣大放时，他说中国根本没有法，判刑多少完全凭审判员当时的心情而定。他举了一个例子。北京玄武区法院一审判员判了一个偷自行车的小偷，因为罪行不大，判了一年。后不久这位审判员的自行车也被偷了，盛怒的他说：偷到我的头上来了，再让我判偷自行车的，我非重判他不可。果然，不出一个月又赶上他判一个偷自行车的，这次他一下就给判了十年。就是这句话，他被冠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加刑十年。

一个叫苏振兴的强奸老犯人，文盲，在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时，随口说了一句：“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吃不饱。”结果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粮食政策的罪名加刑七年。

一个叫朱乃康的老犯人，已经六十多岁了，北京市宋庄人民公社被管制地主分子。解放前省吃俭用买了二十亩地，解放后被划为地主。五八年大跃进，农业搞深翻密植，有的地方翻地一米多深。朱乃康种了一辈子地，看村里人这样翻地，就拄着棍子一边捣地一边说：“你们这是种庄稼吗？你们这是糟蹋这块地，把冷土翻上来，庄稼还能长吗？”这句话，被人扣上了“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企图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

平津战役后，傅作义及高层军官董其武等功臣，受到优待。但中下层军官，在镇反和肃反运动中，很多被以反革命罪送进了监狱和劳改队。

牛连乡是一个，还有一个王锦泉，原绥远省人，傅作义手下一个连长。他对把他们打成反革命非常不满，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傅作义把我们出卖了”等等。

在修场院时不知为什么，他和带工干部顶起来了。干部下令把他捆起来丢在场院边的沟里。成群的蚊子叮的他一边打滚一边杀猪般的嚎叫。等到收工时，把他拖出来时，脸上全是血，肿的像个发面馒头。白色的囚衣成了红色，这是被他打滚压死蚊子吃他身上的血。收工回去，塞进小号，三天后就死了。

职工和劳动改造人员修简易住房。

兴凯湖劳改农场里，除了这些有国民党背景和政治犯或偷盗流氓犯外，还有一些犯错误的原国家干部。如建国第一贪刘青山、张子善死刑执行人刘玉祥，后因贪污也被抓，判刑八年，在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

孙得高，山东莱阳人，父母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胶东游击队，后来被日本人杀害了。解放后他参了军，海军少尉。

五十年代学苏联社会上时兴跳舞。他也迷上了跳舞，并在舞会上结识了一个女朋友。因交女朋友，花销自然就大了，他就四处借钱。借了又没法还，找他要钱的人就多了。一次一个战友当着他女朋友的面问他要借的钱，他觉得伤了他的面子，结果把人家打了一顿。被禁闭时，他又把禁闭室给砸了，并打了看禁闭的战士。

本来关七天禁闭就完事了，这下闯了大祸，被军事法庭以破坏军纪罪判刑三年。脾气火暴的他更火了，继续胡闹，又被加刑到七年并转到北京监狱。这下他更灰心了，女朋友也吹了，他就破罐子破摔，顶撞干部，抗拒劳动，骂监狱长，又被加刑到十五年。

这下他干脆豁出去了，越闹越凶。监狱长找他谈话，他打了监狱长一嘴巴。这还了得，如果换一般别的犯人，打管教干部，非枪毙不可。考虑到他是烈士遗孤，原犯罪也很轻，不是反革命这类罪犯，因此对他宽大处理，加刑到死缓，塞进小号，一关就是三个月，后被送到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

三年自然灾害，人人吃不饱饭，劳改犯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的定量又减之再减。劳改犯终日处于饥饿状态，很多人挖野菜，偷猪食，为了生存扔掉了尊严。

北师大讲师李老师，高级知识分子的尊严感较强，不好意思像别的犯人那样在地里挖野菜或偷东西吃。一天晚上到伙房的泔水桶里捞东西吃，被打更的抓住并报告了管教干部。第二天管教干部当着全体犯人的面羞辱他：什么知识分子，吃屎分子，泔水是喂猪的，你却去偷猪食吃，连猪都不如！自尊心极强的他，在此也不得不低下头，任人羞辱。

当年劳改农场里的犯人或劳动教养人员，有一些仇视共产党和红色新政权的政治犯，有打架斗殴，好吃懒作，流氓强奸，盗窃诈骗等刑事犯，有贪污受贿的经济犯。这些犯人，被流放到边疆，应也是罪有应当。

但很多解放前当过国民党兵，或参加过三青团等国民党组织的年轻人，被当成历史反革命犯；一些在反右时说了几句真话的人，被当成现行反革命犯，确有需要商榷之处。

兴凯湖农场劳改积极分子通知书1960年

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前朝的事，就不应追溯了。而且历史反革命，只能说明他在以前的历史上，反对过革命，或者做过一些和革命要求不相同的事情。现在并没有反对革命，或作对不起革命的事情。因一个历史问题，而溯及既往，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而且有些事，也不是你个人能左右的。比如，你上学老师要求你入三青团，说是青年的先进组织。你懂什么吗？你能不入吗？你能不听老师的话吗？抗战时国家让你当兵，说是要抗击日本侵略者，你能不爱国参军吗？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你能拒绝服兵役吗？为了养家湖口，找份警察或者国家公务员职务，这完全是生活和生存所需。你能主动失业吗？你能不工作吗？

以从前的历史问题定罪，在顶层设计上，就埋下了冤案的伏笔。对于被打成右派又划为极右的犯人，就更加不公平了。大部分右派，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关心时政，因为希望党和政府改正缺点，因言获罪，确实让人心寒。

特别是肃反、反右等运动的扩大化，极左思维下造成了很多人的冤案。而这些人，因身有罪孽，虽也为开发北大荒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在开发北大荒的功劳簿上，却没有记上一笔。如果从尊重历史这一角度看问题，应当承认，在建设北大荒这个事情上，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劳改犯们承担了很多艰苦的建设和施工任务，他们也是有贡献的。

本文从黄黎文章、陈奉孝回忆文章中有所摘录，如侵权请告之即删除。文章为西岗老杨原创，如转载请注明出处及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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