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天皇1852-1912（6）

第三十四章 卡拉卡瓦访日1881年是明治统治期内的一个多事之秋。新年伊始，天皇祭拜了四方神祇，一切都显得非常平静，不过不久就连新年的庆祝活动也发生了变化。天皇和皇后接受了亲王、高级官员及其妻子的祝贺。那天晚些时候，外国公使也第一次在妻子的陪伴下，向天皇祝贺新年。没有人解释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但它可能反映了日本外交官对欧洲宫廷惯例的理解。一些问题也随之产生。例如，如果日本妇女参加这类重要的宫廷活动，该如何着装？最后的决定是她们应该穿袿袴，没有这些日本正式服装的大使夫人则可以穿外国服装；此外，丈夫和妻子走向天皇时，他们的相对位置应该怎样？妻子是否应该像传统的日本妇女那样，走在丈夫的后面？最后大家决定夫妻应该一起走向天皇，丈夫在右边，妻子在左边，即便左边的地位通常高于右边。这类决议并非轻易就能达成。礼宾司的官员们正在创建传统，未来的许多年里宫廷礼仪将被这些传统所主宰。身为这段时期天皇身边的亲信之一，佐佐木高行用以下词语描写了这个变化：本年夫妻参贺初始，夫人不参者尤多。外国人以此为荣誉，吾国人则人情大异。夫人视其为不好抑或不惯，有惮状。又，外国若本为艺娼妓等出身，即正妻亦不可相列于上流社会。是社会贱之，风俗决不可使之出头。此可称为美。吾国维新前本为如此，维新之际，要路之正妻身份低贱者亦多，其弊流至今日，故有自然参贺等不恰当之论。今日应复本，以至良风。 天皇想必同意仪式中的这项改革，然而却拒绝做出其他修改。例如，当外务卿井上馨提出外国大使作为客人，应该先于日本人向天皇道贺时，天皇并没有批准他的提议。天皇回答说，新年伊始接待官员的主要含义是为了“正君臣之礼”，因此日本官员先于外国友人道贺是非常应该的。这和平时的接待不一样。1月3日，天皇去骑马。去年他一共骑马一百四十四次，但是今年他只骑了五十四次，这表明天皇的时间越来越少。1881年他参加了六十六次内阁会议，每次通常都从上午10点一直到中午。1月10日，天皇和皇后上了今年的第一堂课，比平时晚了三天。课由元田永孚主讲，题目是关于传说中的中国皇帝尧和舜。这一年的余下时间里，副岛种臣和西村茂树也给天皇上课，然而不知是由于公务的压力还是天皇已经对儒家智慧失去了兴趣，1881年他只上了十七次课。1月5日，外国大使第一次受邀参加皇宫举办的传统新年宴会，这是宫廷自愿适应外国习俗的又一例子。尽管当时厉行节俭的政策仍然生效，但这次因为要招待贵宾，锡制餐具全部换成了银质的。从这一年开始，明治经常在周三和周六与亲王、大臣、参议等高级官员共进午餐。显然他对政府运作有着浓厚的兴趣。午餐时，此前一直都是沉默的旁观者的天皇，有时会发表一下个人意见。例如，1月29日，周六的午餐会结束后，天皇将佐佐木高行叫到书房，询问他有关废除死刑的新刑法。新刑法定于7月1日生效。天皇问，是不是有相当多已经被判死刑的犯人将逃过一劫（如果到那天还未执行的话）？他询问司法卿田中不二麿的意见，田中表示，希望天皇颁布特别旨令，让那些依照旧刑法应该被判死刑的犯人可以延迟到7月，等死刑废除后再宣判——换言之，就是将不再有死刑。天皇认为如果目的是为了废除死刑，那么那些设计新刑法的人应该一开始就讲清楚。突然宣布停止死刑极不符合常规。要么按照目前的法律执行死刑，要么在死刑案件移交高等法院裁决时，负责的官员延缓到7月，然后再按照新刑法进行处罚。天皇又说，这些问题是因为匆忙公布新刑法所导致。鉴于迫切希望与外国列强修改条约的心理，这样的匆忙无可避免——减少酷刑可能会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然而它仍免不了受到编纂马虎的指摘。这个对天皇造成困扰的问题看起来也许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然而天皇对法律问题的关切表明他的成熟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还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佐佐木后来在谈话时毫不犹豫地问天皇是否需要改革元老院，因为各派的意见分歧已经妨碍了它的功能发挥。天皇的回答不仅坦率得令人吃惊，而且非常自信，这说明天皇虽然没有在内阁会议上发言，但对于相关的问题及政治家是有自己的看法。不过，对政治的热衷并没有使天皇达到忘却其他娱乐的程度。1881年2月，天皇突然对打野兔产生了兴趣。他一直拒绝为了避开东京冬夏的极端天气而到别的地方去。当顾问建议天皇休假时，他总是说想和绝大部分民众一样。天皇知道大多数日本人不管气温高低都在工作岗位上忙碌着，因此自己不能随意地逃避严寒和酷暑。这其中只有一个例外，即他曾经两次到多摩地区打野兔。当时这个地区人烟稀少，野兔比吹上御苑和赤坂离宫这些业已狩猎过的地方要多得多。天皇喜欢一直打到天黑，人们担心他在多摩昏暗的夜色中找不到回家的路，于是下令沿途的居民在门外点燃火把，为天皇照明。一天晚上，天皇回到府中的住处后，说自己留意到沿路有一支火把其实是点燃的竹扫帚。他要求下属调查是谁把点燃的扫帚放在外面的，结果发现扫帚是一位独居老妇人的。她太穷了，没有火把，只好把扫帚点燃充当火把。天皇把老妇人找来，赞扬了她的无私行为，并赏赐了她一些东西。2月23日，天皇从美国大使约翰·宾汉口中得悉，夏威夷国王卡拉卡瓦（Kalakaua）将借环球旅行之机来到日本。国王此行将隐姓埋名，但他有些国事需要办理：他希望鼓励日本人移民夏威夷，并与日本政府签署一份协议。因此日本视其为贵宾，任命嘉彰亲王为国王此次访问的专员，另派两名官员负责招待工作。3月4日，卡拉卡瓦抵达横滨。停靠在港口的日本军舰和外国军舰都鸣放二十一响礼炮向其致敬。日本人派一艘小船到“远洋”号（Oceantic）接客人到酒店去，船靠岸时，他们听到日本军乐队在用力吹奏夏威夷国歌。日本的音乐家竟然知道一个如此遥远而渺小的国家的国歌，使他们极为震惊。国王一行人大为感动，差一点流下眼泪。在去旅馆的途中，他们注意到横滨的房子都交叉装饰着日本国旗和夏威夷国旗。盛大的欢迎仪式使国王一行人目瞪口呆。第二天，卡拉卡瓦乘坐皇家火车抵达东京，在新桥车站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之后，国王直接去了赤坂离宫。欧洲宫廷礼仪规定，接待来访的君主时应该站在皇宫门口，天皇遵照礼仪，在紧邻皇宫大门的房间迎接了贵宾。他穿着金光闪闪的军礼服，上面挂满了勋章。两位君主握了握手。夏威夷人已被告知天皇一般不握手，因此这个举动被他们视为特殊的荣耀。寒暄过后，两位君主并肩走进里间。国王的侍从，同时也是他环游世界的记录人阿姆斯特朗（W. N. Amstrong）曾经听说，天皇具有神圣的血统，因此从不允许任何人走在自己旁边；即便皇后，也走在他的后面。“但是，自历代天皇当政以来，他第一次走在与自己同为君主的贵客身边。”皇后正在接见室等待贵宾。明治将卡拉卡瓦介绍给皇后。“她没有起身，而是用头和眼睛微微回应了国王的问候。”井上馨的女儿末子担任皇后的翻译，末子曾在英国呆过几年。（阿姆斯特朗说她的英语说得很好。）之后端上了点心，但是之前夏威夷人已被告知不得在天皇面前吃东西，于是他们都婉拒了。天皇的个子在当时的日本人中不算矮，但是卡拉卡瓦更高，像是个巨人。他有着夏威夷人特有的黑皮肤，这使得肤色黝黑的天皇看起来白了点。之前外国来宾在描述明治的容貌时，总是会提到他的下颚突出，但是现在这些地方都被胡子遮住。相反，阿姆斯特朗注意到是天皇高耸的额头以及那双洞察一切的黑眼睛。它们似乎在说他并非“一个完全任由大臣摆弄的人”。两位君主聊了大约二十分钟，直到受宠若惊的国王觉得是时候告辞了。天皇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卡拉卡瓦一行离开皇宫，来到滨御殿，这栋建筑位于滨离宫，是外国权贵下榻的地方。随后，为了遵守欧洲礼仪，即君主来访后一小时内主人应该回访的规定，天皇拜访了夏威夷来客，当时他们都已脱掉沉重的礼服，换上了衬衣。卡拉卡瓦本来只打算在日本待三天，但是外务卿井上馨认为对于这名首次到访日本的外国君主，应该以某种方式庆祝一下，于是派人捎去口信说，天皇已经准备了许多活动，其中包括“在皇宫举办一场新秩序建立以来最令人瞩目的盛大舞会；另外，还将举行大型的阅兵仪式、戏剧专场演出以及其他的娱乐节目”。国王立即推迟了行程，并对天皇的盛情接待表示衷心的感谢。国王还让随团的法律专家阿姆斯特朗告诉井上，自己将立刻同意废除日本和夏威夷和约中的治外法权条款。井上非常高兴，说那“将使天皇和日本人民无比开心”。夏威夷只是个小国，尽管如此，治外法权高墙中的这道裂缝还是受到日本的极大欢迎。美国公使得知此事后，赞扬了国王的做法，然而，“由于欧洲各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取消旧和约的法律文件并没有执行。需要再等十七年，这项屈辱的条款才从所有的条约中剔除。3月11日，国王请求并与天皇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吃过点心之后，除了担任翻译的井上馨以外，全部日本官员均退下。卡拉卡瓦说他计划下一年举行加冕典礼，并请求天皇届时派代表团到夏威夷去，明治同意了。卡拉卡瓦接着说到一个需要保密的问题：“我这次旅行的目的是为了推广一个我已经考虑了好几年的想法——亚洲国家联盟。欧洲国家的政策只考虑他们自己。他们永远不会考虑可能给其他国家造成的伤害，也不会考虑可能给其他人民造成的麻烦。在应对东方国家的战略上，他们总是喜欢一起合作。反过来，东方国家却互相隔绝，谁也不帮谁。我们在应对欧洲国家时没有战略，而这就是现在东方国家的权益被欧洲国家捏在手里的一个原因。因此，为了维持东方的现状，东方国家有必要成立联盟，以此来抵抗欧洲国家。是时候开始行动了。”明治回答说：“欧洲和亚洲的总体情况确实如您所述。关于成立东方国家联盟一事，我的观点与您相同。但是您怎么能肯定现在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呢？”国王接着说：“到目前为止，东方国家一直饱受每个欧洲国家的压迫，现在正是到了自觉必须奋起的时候，而这正是实施我的想法的时机。”天皇说：“我想详细了解一下您的计划。”国王回答道：“这次环球旅行，我将会和中国、暹罗、印度、波斯以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并和他们讨论成立联盟的利与弊。但是，我的国家只是一群小岛，人口也微不足道，缺乏实力来实施这一伟大的计划。贵国与我听说的完全一样——你们不仅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而且有无数天性顽强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亚洲国家联盟成立，陛下必须向前跨出一步，成为其领导人的原因。我将成为陛下的犬马，毕生为这项事业奋斗。如果陛下成为联盟的领导并致力于实现其目标，那么一定能迫使欧洲国家放弃治外法权。巧合的是，1883年纽约将举行博览会。陛下应该借此机会到美国走一走。您还应该将亲王秘密派往欧洲各国，让他们说服各国领导人在纽约博览会上碰头。如果您直接对参加博览会的领导人说，亟须终止治外法权，肯定会有效果。接下来，回国之后，您应该举办一个博览会，并邀请亚洲和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参加。简言之，治外法权的终止以及东方国家联盟的成败，取决于陛下是否愿意担任联盟的领导。”天皇说：“我理解您的意思。但是，像清朝这样的大国，既自大又傲慢。即使邀请了，它也很可能不来。”国王回答说：“不能奢望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全都参加。但是，我肯定暹罗国王、波斯国王以及印度的各位国王都会参加。这已经足以启动联盟。然而这种性质的计划不是开两三次会就能实现的。我应该提醒您，您邀请欧洲国家参加贵国举办的博览会，目的是为了避免触怒它们。当然，您只对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敞开心扉。如果陛下接受我的建议，那将是我的福气，我将请求陛下将戒指赐予我。”天皇考虑了一会，回答说：“我理解您的观点。但是，我国的发展并非外表看上去的那样。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中国总是认为我们要侵略它。与中国维持和平关系已经非常困难，更不要说您的提议了。我会和内阁磋商，详细考虑之后再答复您。”国王接受了天皇的这个决定，于是，在经过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之后，谈话结束。国王离开时送给天皇一张自己的照片和一本描写夏威夷政治局势的书。他还向皇后赠送了一张自己王后的照片。在和天皇谈话期间，国王提到了另外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需要铺设一条连接日本和夏威夷的海底电缆，以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第二个是恳求将自己的侄女卡奥拉尼（Kaiulani，当时五岁）许配给定麿亲王。国王很喜欢自己的护卫，即十六岁的海军学校学生定麿，认为他将是侄女的好丈夫。没有子女的卡拉卡瓦已经决定将来把王位传给卡奥拉尼。如果这个提议被采纳，未来的夏威夷女王的丈夫将是个日本人。卡拉卡瓦可能希望借此保护夏威夷免遭美国吞并；反过来，日本政府则担心联姻会引起美国甚至欧洲列强的反感。天皇没有立即答复这两个请求，但是1882年2月10日，井上馨写信给卡拉卡瓦，回绝了他的这两个请求。卡拉卡瓦对自己在日本受到的礼遇感到非常开心，因为这大大超出了他的期望。卡拉卡瓦是个基督徒，但佛教寺庙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跟夏威夷那些冷峻的新英格兰风格的教堂相比，他发现寺庙更加符合自己的品位，卡拉卡瓦还跟侍从说有机会要把佛教引入夏威夷。他唯一感到失望的是，预定的盛大舞会由于俄国沙皇遇刺而取消了，因为日本皇室需要举哀。阿姆斯特朗嘲笑起主人来总是不吝笔墨。据他描述，卡拉卡瓦并不聪明，考虑事情也不周到，还很容易转移注意力。假如那样，那他的亚洲国家联盟计划是如此出人意料：这份计划说明他有着任何夏威夷人都意想不到的政治洞察力。但就跟他在日本提出的几乎所有其他建议一样，这一计划最后被拒绝了。明治显然知道，即使亚洲国家联盟成立，中国也不会同意由日本人主导。尽管很容易就说暹罗、印度和波斯有亚洲传统，但他们的语言和风俗都没有什么联系，除了对西方侵略者的愤怒，很难找到什么东西将它们团结起来。3月14日，卡拉卡瓦离开东京之前，拜访了天皇，天皇亲自为国王戴上了日本的最高勋章——大勋位菊花大绶章。他还按照惯例送了国王一些离别礼物——景泰蓝花瓶、手镯、漆盒、刺绣等等。皇后送了两块白色锦缎的布料给夏威夷王后。对明治天皇来说，卡拉卡瓦国王来访的重要性当然比不上格兰特将军。卡拉卡瓦的亚洲国家联盟计划没有任何结果，他与天皇秘密会晤时提的其他建议不久就被遗忘了。然而从明治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成长来看，这次会面具有重大意义。明治在与格兰特交谈时，说的话简短且含糊不清，但是在回答卡拉卡瓦时，他显得非常自信，这说明明治很了解东亚形势。也许他的自信源于某种优越感，因为夏威夷只有几个小岛和一支七十五人的军队，然而明治在接待卡拉卡瓦时非常周到，没有任何失礼之处。与十年前那个不善辞令的男孩相比，明治已经变得仪表堂堂，并给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881年，明治又接待了两名王室贵宾——未来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的儿子阿尔伯特·维克多（Albert Victor）王子和乔治（George）王子，10月21日，两名王子乘坐英国皇家海军的舰艇“巴坎堤”号（HMS Bacchante）抵达横滨。他们从横滨坐火车到东京，再坐马车到下榻的滨御殿。两名王子日本之行的报告描写他们首先坐人力车游玩了浅草。他们无疑听说过这个玩乐的地方，并希望亲身体会一番。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拜访了两位王子，天皇还派了自己的“私人乐队”为他们助兴。乔治王子的反应是：“这些音乐家从里间发出的声音既微弱又哀伤，我们中有些人无知地误以为是乐队在调音，就这么过了一段时间，才询问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演奏。”第二天，两名王子拜访了天皇。他们这么描绘天皇：“虽然还不到三十岁……但他的外表看起来要成熟得多。他很镇静，显然极力想演好自己的角色，但是并不紧张。”从这番描述中，可见天皇这一次没有上次和卡拉卡瓦国王会晤时那么自在。尽管两名王子仍很年轻——分别为十八岁和十六岁——但他们来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天皇可能觉得有必要表现出长者的威严。两名王子显然对皇后更感兴趣。乔治（后来的乔治五世）写道：“她的个子小小的，如果不是按照日本传统把脸涂得那么白的话，她会非常漂亮。”她想以“愉快而亲切的方式”开始谈话。大王子请皇后收下他们从澳大利亚带来的两只小袋鼠。“小袋鼠是船上所有人的宠物，因为一到餐点，它们就在甲板上又蹦又跳，还发出低沉的吼声，像老鹰一样疯狂。”皇后似乎很喜欢这个礼物，第二天两只小袋鼠就被送进皇宫。难以想象它们在宫里四处跳跃的样子。同样难以想象，那个在自己统治的二十五年里为集邮者所熟悉的，留着胡子，一脸严肃的乔治五世，会让日本的文身师给自己的手臂文身：“他花了大约三个小时，沿着手臂蜿蜒而下，文了一条青红相间的龙。”10月31日，两名王子邀请天皇到“巴坎堤”号上共进午餐。天皇在三名亲王、岩仓具视、井上馨和众多公卿的陪同下来到船上，神奈川炮台以及停泊在港口的日本船只和外国船只都向他们鸣炮致敬。天皇在船上受邀观看了一次鱼雷发射的全过程。第二天，两名英国王子启程到神户去，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里，他们游览了京都、奈良、大阪以及关西地区的其他地方。这之前的7月31日，天皇又一次巡幸，这一次是到山形、秋田和北海道。大约四百二十人准备随行，然而由于沿途没有足够的住处，于是将人数降到三百五十人。尽管天气酷热难耐，但这次旅行相对来说比较平静。天皇通常在小学学校过夜，一方面是因为那里有足够大的地方，可以容纳他的大队人马，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对教育的兴趣一直没变。天皇跟往常一样，每到一处都要参观学校。在鹤冈时，一名中学模范生介绍了中国典籍《左传》，随后一名小学生讲了《日本史略》，天皇对此肯定非常高兴。他不喜欢听学生谈论古罗马的消息似乎已经传开了。尽管天气炎热，天皇一行还是欣赏了美丽的风景，观看了当地的物产和古董，天皇的马车或乘舆所到之处都受到民众的夹道欢迎。这次的北部巡游有一个新特点，即通讯方便了不少。天皇不仅能够收到日本其他地方的新闻，还能够收到全世界的新闻。例如，他通过电报知道了京都的淑子内亲王生病和去世的消息。9月19日，天皇几乎立刻就知道了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A. Garfield）总统的死讯；两天后，天皇给加菲尔德的继任者切斯特·艾伦·阿瑟（Chester Alan Arthur）发去了唁电。不过，天皇旅行期间收到的最重要的新闻，是和当时的一宗丑闻有关的。政府将出售北海道开拓使官产的消息披露后引发了公愤，嘉彰亲王对此深感不安，8月21日，他给炽仁亲王写信说明情况，炽仁当时正和天皇一起在埼玉县。嘉彰亲王说，北海道将变成县这个突然的消息使北海道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大为恼火。黑田跟许多高级官员说，北海道目前的发展全是他努力的结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由他来决定撤销开拓使和设置县的事情。黑田说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他将立即宣布同意撤销开拓使。官员们同意了。黑田随即请求允许将开拓使的官产出售给前萨摩武士五代友厚（1834—1885）。五代在开拓使任职期间，曾在大阪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内阁没有立即批准黑田的申请，他们认为天皇即将访问北海道，应该等他参观完那个地方后再做决定。这个决定惹恼了黑田，他尖叫着咒骂某位高官，还朝他扔了一个烛台，完全不顾自己的行为。天皇临出发到北方去的那天，已经同意按照去年决定的计划，将工厂、矿产以及其他的政府资产出售给私人企业。然而，计划的细节——价值约三百万日元的资产以三十万日元出售，且在三十年内无息偿还——被披露之后，引发了报纸和民权派的强烈不满。黑田和五代都来自萨摩这个事实，使得这个销售建议显得更加可疑。嘉彰亲王认为不能再沉默下去，决定请求觐见仍在巡幸途中的天皇。他派人请来佐佐木高行和内务省官员土方久元，要求他们陪自己去。他说自己从未在天皇面前表达过政治观点，担心无法说服他。嘉彰深信，有这两名天皇的亲信陪同，成功的机会将大大增加。但他们认为最好还是亲王自己去。天皇讨厌欺骗，亲王最好是将情况如实地向天皇汇报。嘉彰接受他们的建议到了埼玉，并将情况汇报给天皇。不过天皇可能已经知道了。根据报纸的说法，天皇一个月前（在北海道）就已经从一名宫内省官员的口中知道了公众的反应，这名官员一路赶到北海道向他汇报这宗销售引发的骚动。据说天皇还从报纸上读到萨摩派政客计划联手除掉某位参议的报道。他猜得没错，他们正是冲着大隈来的。10月11日，明治回到赤坂离宫。他派人召来元田永孚，元田主张立刻解雇大隈。他说，如果认可大隈立即成立议会的主张，“则众论沸腾，危祸忽到”。天皇犹豫，没有采取行动。而后，在众参议奏请罢免大隈时，他质问道，萨摩派参议联手除掉大隈的传闻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大隈犯错的证据。大臣说，尽管很难找到确证，但是福泽谕吉的弟子可以作证。另外，大隈、福泽和岩崎弥太郎（1834—1885）参与了密谋。大臣们强调，对大隈不满的并不只是萨摩派参议，而是所有参议。假如天皇不信任萨摩派参议，内阁将面临解散的结局。天皇只好同意，但是吩咐不得不由分说便强迫大隈辞职。伊藤博文和西乡从道被选为代表，去说服大隈辞职。大隈毫不犹豫地同意。作为交换条件，10月12日，天皇下令三条实美撤销官产的出售许可。政府宣布大隈辞职的原因是风湿病复发使他无法履行职务。其他一些和大隈有联系的政治家也都辞职了。多年来内阁中萨摩和长州两派的关系一直不好，但他们在外来威胁（大隈来自佐贺）面前团结在了一起。为了安慰大隈的支持者，官方宣布将于1890年兑现承诺，成立议会，而这对那些主张渐进的人来说有些太快了。黑田出售官产的计划受阻，然而政敌大隈被解雇，让他颇为欣慰。身陷丑闻漩涡的黑田，出丑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1888年他还坐上了首相的位子。尽管如此，这个常常被称为“明治十四年政变”的事件并没有被人们遗忘。它是强权政治中尤其令人不快的一个例子。与此事有牵涉的大多数政治家，似乎都不得明治喜欢。据曾跟随他到北部巡幸的侍从荻昌美说，有一天晚上，天皇一边洗澡一边评价各位参议：“黑田想做大臣，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他简直太讨厌了。西乡（从道）参议总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说话也让人不知所云。几年前英国议员里德（Reed）来日本访问时，川村参议的接待方式并不合我的意。在建议没被采纳时，黑田经常以生病为由不参加朝会。只要他不在，西乡和川村也会无缘无故地不参加。真是让人费解啊。” 荻又说：“他知道井上（馨）参议狡猾多端，因此并不喜欢他。至于其他人，陛下在最近这次巡幸期间评价说，大木（乔任）完全像个木偶。陛下真正信任的人只有参议伊藤博文。”从这个时期开始，我们偶尔能够从千篇一律的诏书和独特的语气中听到明治的声音。他已经听得够多，认为是时候自己开口说话了。 第三十五章 自由民权1881年，颁布宪法和成立国民议会的呼声高涨，让人觉得那些倡议者似乎不久就能取得成功。自从1876年9月天皇许诺以来，宪法的起草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不消说，没有人公开反对宪法，因为那将违背圣意，但许多人都支持“渐进主义”的政策，希望宪法的颁布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然而要求制定宪法、开设国会的人已经厌烦等待，许多人要求立即行动。要求政府采取具体措施的压力也来自令人吃惊的阵营。1879年12月，山县有朋给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写了一封长信，表达自己对立宪政体是否可行的看法。山县列举了民众对政府的诸多不满的原因，认为失业、强制节约、抛弃传统的道德习惯等都疏远了民众，助长了自由民权运动。山县认为当下迫切需要改革立法、行政和司法之权，否则肯定会发生更多像佐贺、鹿儿岛等地那样的武装叛乱。他相信，恢复民众对政府信心的唯一方法就是颁布宪法。将来可能存续很多代的宪法显然不可能一天一夜完成，但现在至少到了应该确定其基本原则的时候。一旦内阁政治及国家各部门的运行明显遵循这些原则，未来的路线也就被确立，人民将会再次拥护政府。山县强调，不应该将新宪法理解为侵犯皇权。早在《五条誓文》颁布时，天皇就亲口承诺将逐步成立立宪政体。府县郡区的下层议会机构已经设立，应该从这些机构中选拔最有才华的成员，组成和元老会对应的平民议会。三条同意了山县的建议，岩仓随后也同意了。他们将此建议提交天皇，天皇欣然接受，并要求每位参议提交一份报告，说明自己对立宪政体的看法。在全部报告中，伊藤博文的最为详尽。他列举了武士对废藩以来诸多改革的痛恨，并将他们目前的情况与幕府时代相比较。在幕府时代，武士们受到良好的教育，享有薪俸还拥有房产，自然认为自己有为国效力的义务。这种想法现在也还存在。武士一发表政治声明，普通民众就会动摇：“譬之人身，士族如筋骨，平民如皮肉，筋骨动而皮肉从之。”伊藤警告说，法国大革命早晚会影响每个国家。政府分权于民的观念已经随着书本等欧洲商品一起进入日本，在武士和平民中广泛传播，现在已经蔓延到千村万落。一些煽动者胡言乱语，吓唬听众；另一些人则完全不顾天皇的计划，无病呻吟，并煽动群众做出令人不知所措的疯狂行为。这一切都像“雨露降而草木生，深不足怪”。伊藤似乎已经接受了政府必须要与普通民众分权的观点，但他强调不可像一些人主张的那样匆忙地起草议会计划。“起国会，以成就君民共治之大局，虽为甚望之事。然此系国体之变更，实旷古之大事。”政府必须按照先筑根基，再建柱子，最后建屋顶的顺序来推进。伊藤支持模仿欧洲的模式，建立两院制议会。上院（元老院）由一百名贵族和武士组成，其特别职能在于支持皇室和保留日本传统。伊藤希望通过允许武士直接参与政府事务减轻他们的敌意。下院将由地方议员中选出的“公选检查官”组成，其职责只限于财务审查问题。上院明显比下院重要得多。伊藤认为这样有利于稳定，而且上院可以避免下院走向激进。结尾时他说，“渐次进步，以完成大局，全仰陛下之乾刚不息”。参议大隈重信一开始不愿发表自己的观点，天皇让炽仁亲王去劝他，要他发表对这个关键问题的看法。炽仁回来汇报说，大隈希望能面陈自己的观点，因为他担心如果写下来，可能会泄露出去，但天皇却坚持要求他提交书面陈述。1881年3月，大隈终于将奏折交到左大臣炽仁亲王的手里，同时要求在天皇御览之前，任何参议，甚至是太政大臣或者右大臣都不可以拆看。炽仁同意了。大隈的意见一共有七条。第一条呼吁立即公开宣布设立议会的预计日期，确定宪法起草的人选，并开始着手建造议会大楼。第二条规定，任命高级官员时应考虑人民的支持度。在未来宪法框架之下运作的议会应体现民意。议会的决议也应符合大部分成员的愿望。获得大部分民众支持的政党领导应该担任议会的领导。君主立宪政体使天皇毫不费力就可以找到最适合的助手。依赖选举产生的官员，将使天皇免去判断潜在顾问资格的麻烦。但是，大隈指出，选民选出的政党将来可能因不称职而失去民心。如果那样，政权将移交给新获得最大支持的政党。天皇随即从这个政党中选出一名首相，要求他组阁。大隈的第三条建议是，将那些职位随着执政党变化而变化的官员（政党官）和那些不管哪个政党执政职位都不变的官员（永久官）区分开。后者是官员的主体（除了各部门领导之外），不允许担任议员。而且维持国家治安、公平的官员应当是永久中立官，包括三大臣、军官、警察和法官。第四条规定宪法将由天皇颁布。宪法非常简单，完全由总则组成，同时澄清行政权力的职责以及公民的个人权利。第五条建议1883年初召开议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本年（1881年）应该颁布宪法，并在次年年底之前选出议会成员。第六条要求各政党确立政纲，各政党之间的竞争将是他们不同政纲之间（而非个人之间）的竞争。第七条是总论，要求政党必须忠实于宪政精神。如果他们遵循字面的意义而非内在的精神，那将不仅是国家的不幸，还会给执政者自身带来灾难，使他们留污名于后世。炽仁亲王读完这份文件之后，为大隈提出的议会召开日期之近感到震惊。尽管已经对大隈承诺过，他还是秘密地将奏折给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看后才呈交天皇圣裁。伊藤听说大隈向天皇递交了奏折，于是问三条自己可不可以看一眼。三条从天皇那里取回奏折，并于6月27日拿给伊藤看，伊藤看后非常愤怒。议会召开的时间距离现在只有两年—这在他看来也太快了—而且天皇侧近的顾问也将由普选产生，等于完全放弃了君主的特权。7月1日，伊藤写信给三条，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威胁说如果大隈的建议被采纳，自己将辞职。第二天他又写信给岩仓，说只要大隈的意见和自己相反，他就不会参加参议的会议。岩仓劝说无果，于是派人把大隈请来，向他解释自己为何要将他的奏折拿给伊藤看以及伊藤的反应如何。大隈为自己的激进主义辩护，认为“如群集而入门内，若开半扉，则必招杂沓，莫如开其双扉，导之入内”。1883年召开议会这个大胆而激进的措施就是“开其双扉”。在岩仓的建议下，大隈和伊藤随后见面，并最终达成了和解。伊藤又开始参加内阁会议，但他们在许多政治问题上的观点依然相距甚远。作为渐进派，伊藤非常关心天皇未来的角色。天皇的个人决策—反对向外国贷款以及反对农民用大米交税—表明他可能不肯再扮演被动或者象征性的角色，而是想积极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伊藤担心这种倾向可能导致天皇要对政治行动担责，进而导致有关天皇制正当性的争论。因此他宁愿天皇扮演一个完全象征性的领导角色，担任为自己服务的内阁的指导者一职。伊藤特别警惕那些不必承担政治责任的宫中人士通过天皇施加影响，他相信这只会导致政府的不稳定。有一点使伊藤和大隈走到了一起，那就是他们都讨厌萨摩人。萨摩派的川村纯义再次被任命为海军大臣时，得到了所有海军军官的支持，但遭到伊藤的强烈反对。大隈也和伊藤站在一起。他们谴责萨摩人习惯将海军视为自己的私人领地，并且确信川村没有能力处理海军未来的发展。但最终，川村还是顺利地复任。因为岩仓等三大臣希望通过平衡长州和萨摩的势力来维持内阁的和平。他们可能还希望任命川村之后，那些平时懒得参加内阁会议的萨摩参议（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勤勤恳恳的长州参议）将会再次参加会议。三大臣有越来越多的理由为失去木户和大久保感到遗憾，因为他们维持着内阁中长州和萨摩之间的势力均衡。尽管被迫在川村复任问题上让步，但伊藤仍是政府中最为得势的人。他得到了天皇和三大臣的信任，然而佐佐木高行却在日记中说“至来年春，内阁必破裂”。他满心欢喜地期待这一刻的到来，因为那是佐佐木一直以来希望的由天皇亲自执掌大权的好机会。他敦促天皇为这件可能发生的事做好准备。天皇回答说，左大臣（炽仁亲王）身为皇族，比另外两位大臣身份更高，因此他很期待其表现。但是现在成为内阁成员的炽仁，似乎已经失去了他在元老院期间展现出来的自信。佐佐木为炽仁辩护说，炽仁的资质良好，但是缺乏毅力。天皇随后说了一番非常有说服力的话：“大臣、参议于维新之际虽有功劳或军功，然无政治学问，非长于政事之人物，故今日内阁艰难亦是当然。因之，唯希真政治家渐入内阁。然此亦依局势，只可待时机十分之时。”这就是困扰明治政府的症结所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并不能保证胜任政治事务，然而大部分内阁成员入选都是因为赫赫战功，而不是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萨摩籍参议不参加内阁会议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厌烦听取行政报告。明治对黑田清隆和西乡从道这两名军人的反感，或许就说明他注意到其缺乏认真处理民事问题的能力。军人参政这个问题将一直持续到明治死后，但是，这时候让军人们不插手政治，尤其是不违抗君命变得尤为必要。早在1874年，加藤弘之就在《明六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的开头写道：“如文明开化各国，武官只管恭顺君命，以成最要至良之事。”就在这一年，三名陆军少将为了表达对大久保外交政策的不满而辞职。为了应对这些公开表达政治观点的军人，尤其是告诫那些曾在西南战争中参加西乡一方的叛逆士兵，1878年，山县起草了一份《军人训诫》，并分发全军，其中有一条便是“禁是非朝政，议论时事”。尽管颁布了训诫，但还是有军人参加当时席卷全国的政治示威。1880年4月5日，为了控制（在他们看来）威胁到公共安全的示威活动，政府颁布了称为《集会条例》的十六条法规，规定以后一切示威活动—不管是政治诉求、攻击政府的渐进政策，还是要求召开议会等——都需要得到警察的批准。另外，严禁军人、警察和教员等参加公众集会和政治团体。不过，军人参加民权运动的问题继续存在：1882年1月《军人敕谕》颁布时，第一条便要求军人“故当毋为世论所惑，不为政治所拘，唯以守己本分之忠节为主”。可能正是在这种禁止军人参与政治活动的压力，争取“自由民权”的运动完全由普通人，主要是中下层武士领导。1880年12月15日，第一个为此目的而成立的政党“自由党”成立。在此之前，国内的许多地方都已建立了政治组织，每个组织都有一个独特而吉利的名字，但却不一定有明确的目标。即便那些高声叫嚷着要颁布宪法和召开议会的政治社团，也极少考虑宪法应该包含什么内容，或者是立法机构应该怎么组织这些问题。高知县的“立志社”是武士积极分子成立的组织中最突出的一个。1874年，与“自由民权”运动有联系的板垣退助等人共同成立这一组织。“立志”这一名字来源于塞缪尔·斯迈尔斯的畅销书《自助论》（日译本叫《西国立志编》）。这个名字本身说明，较之于建立议会，它原本更接近于实现武士教育和自我提升。也许这就是板垣1875年创立爱国社的原因。它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组织，意在建立立志社和各自由民权组织之间的联系。然而，没过多久，立志社就开始涉及重要的国家议题。西南战争使它的活动发生了转变。1877年战争爆发后，一直坚定支持西乡的板垣回到高知。西乡的战败清楚地说明，用军事力量与政府对抗是没有用的。因此，立志社的主张将通过言论和报纸传播，而不是刀剑。板垣是立志社的创立者和最著名的成员，但是实际推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则是一个名为植木枝盛（1857—1892）的二十岁小伙子。植木出生于高知的一个高级武士家庭。1872年，植木来到东京学习。他广泛地涉猎各种书籍，尤其是有关法律、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的书。其间，植木还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经常到教堂做礼拜。1873年底，植木回到高知。五个月后，板垣在立志社的一次演讲令植木特别感动，他开始学习自由论和议会制度的理论。1875年植木回到东京继续学习，这一次他的阅读兴趣由翻译书籍转到传统汉籍，尤其是阳明学派的著作。这一年，植木开始向主要的报纸投稿，迈出了作为自由民权活动家的第一步。1876年，植木因写了一篇名为《猿人君主》的文章而被捕入狱。他在文中说，人类和猿猴的区别在于人类具有思考和想象的能力，但是政府通过压制言论自由，已经把人变成了猿。但是，植木认为“有教育后有智识，有智识后有议院”，对于百姓尚未接受足以明智投票的教育之前就进行全国普选深表怀疑。就在这一年，西南战争爆发，植木随后回到高知。他在板垣家住了一段时间，开始积极为立志社工作。植木担任主要执笔人，撰写了要求召开议会的请愿书草稿，还为立志社当时出版的许多短命杂志写稿。同时，他作为一名演说家也声名鹊起。1877年一年里，他就做了三十四场演讲，观众人数一般为一两千人。植木在日记中写道，6月23日，他到一个可以容纳两千人的剧院演讲，但是还有两千人无法进场。由于太过嘈杂，演讲不得不中途散场。高知是自由民权运动的最前线，全国各地的有识之士都聚集在这里。植木这时已经完全相信必须建立议会，并将未能建立的原因归咎于西南战争。植木对自由的倡导也扩展到性。他说人类的目的是“满足己之欲望，尽愉乐，极幸福” 。他的日记记录了自己梦到的一些性幻想，其中一个是这样的：“与天皇同寝。又与皇后同衾，梦交媾之事。”植木将天皇和自己同一视之的奇怪认知一次次出现在他的日记里，他认为自己是天皇，甚至使用相应的敬语。从1883年起，植木甚至在皇历（以神武天皇建国为起点的历法）、西历之外，另以“寰宇大皇帝”（意为他自己）的诞生时间纪年。1884年3月13日，植木在日记中写道：“天皇、夜、行幸芳原（吉原），于红髯楼招妓女长尾。”植木从未解释为何一直自称天皇。他无疑对天皇这个人有着独特的兴趣。植木的日记一般只写自己的事，但从1873年开始，他开始提到“圣上行幸”“皇女分娩”“拜见龙颜”等。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对天皇的痴迷正是植木反君主情绪的反面。1879年8月2日，植木做了一个梦。他这么回忆梦里发生的事：“在东京，一人因不敬天子、近共和政治等大恶余，以二少年刺余，然伤小未死。”不消说，这类日记和明治本人没有一点关系，但是植木的朋友横山又吉写道，植木短暂一生的最后几年，“可以说已经疯了。他认为自己就是天皇” 。如果植木仅仅是个疯子，那我们不会对他自称天皇的古怪言论感兴趣，然而就在植木写下这些言论的同时，他还积极地发表支持自由民权运动的演讲和文章。1880年1月，植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尽管有些人害怕共和政体，但是假如他能有一些真正的理解，就会知道这种政体其实会给国家带来好处。然而，总的说来，植木似乎认为日本天皇制的存在是“确定的”。他于1881年起草的宪法以天皇存在为前提，并规定了天皇的一些特权。植木并没有公开拥护共和制。植木还有一篇文章被人记起，叫《就男女同权之事》。也许这是日本最早呼吁男女平等的文章。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植木是在妓院写下了反对卖淫嫖娼的著名社论（发表于1882年1月），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个观点。不管怎么说，植木还在跟妓女纵情玩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宣传妇女的平等权利了。植木承认短期内难以废除卖淫，但他极力主张应该基于自由主义的原则，努力教育妓女。在运动方针眼花缭乱的变化之中，植木一心为自由民权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1880年，爱国社更名为“国会期成同盟”，1881年，同盟变成了自由党。植木起草了党纲和规则。明治对这些新事物的看法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我们能想到他应该不太喜欢。他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前文已经说过，自由民权活动家煽动起的民众愤怒，导致出售北海道开拓使官产计划流产。天皇认为安抚自由党成员是明智的做法。1881年10月12日，明治宣布将于1890年召开议会。这一谕旨是在自由党等政治组织的强烈要求下匆忙定下来的，但是许多重要的策略问题仍未决定。新政府将按照英国的模式还是普鲁士的模式？这种差异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基本的问题：政府的构成是来自人民（英国式）还是由天皇任命（普鲁士式）？一个更加基本的问题是，这些未来的立法委员几乎完全缺乏议会程序的培训。在1881年10月召开的自由党结成大会上，后藤象二郎当选为议长，马场辰猪当选为副议长，但是根据马场的日记记载，后藤几乎从不参加会议。于是主持会议的责任便落在了马场头上。他曾在伦敦的中殿律师学院学习过，熟悉英国议会进行的方式。党员们连议会讨论的基本原则都不知道，令马场感到震惊。当马场批评他们时，这些人回答说，不管欧洲的议会如何进行，他们是日本人，按照“日本的方式”来就行。马场坚持己见，必须要进行议事，最后自由党正式宣布成立。板垣退助当选为新党的总理。天皇已经保证将召开议会，然而自由党未来的目标却暧昧模糊。自由党的对手，由大隈于1882年4月成立的立宪改进党则有更加明确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由立宪制君主担任领导。大隈在立宪改进党成立大会上演讲时强调，君主在他所支持的民主政府中扮演象征性（而非积极主动）的角色：“有些人尽管自称'尊敬天皇’，也以此为装饰，但实际上是想建立几个豪门世家来充当皇室的屏障，或者是用军队来保卫皇室，甚至他们会把君主推到最前方，让他直接管理国家。这是通过支持皇室，将皇室置于危险境地的做法。”大隈一再强调自己对皇室的一片忠心。他在同一次演讲中说：“冀望维新中兴之业大成，建帝国万世之基础，保皇室之尊荣于无穷，全人民之幸福于永远。”1882年4月6日，板垣在岐阜演讲后遇袭，一名行凶者用匕首刺伤了他。尽管伤口不深，凶手也立刻就被制服，但据说以为自己可能马上就要死了的板垣高声喊道：“板垣可以死， 但自由不死！”天皇听说后十分震惊，立即派侍从去当地看望板垣。这件事为板垣赢得了许多同情，全国各地有许多新成员加入自由党。但是政府对它的行动限制也越来越严格，一些党员因抗议福岛县令残暴地镇压农民起义而遭到监禁，最后被以叛国罪论处。政府以一个更加巧妙甚至狡诈的计划解除了自由党的领导权。1882年3月，伊藤博文和许多顾问一起去欧洲考察各国的组织结构。伊藤出发前不久，板垣来拜访他，伊藤借机劝从未出过国的板垣到欧洲去，研究研究各国的政治和风俗。伊藤说，除非亲自了解欧洲的情况，否则很可能被那些认为外国一切都好的人所影响，到头来误导了日本人民。板垣听后心动，表示如果经费有着落的话自己愿意去。伊藤秘密和井上馨商量，一致认为削弱自由党实力的最好方法就是让板垣和后藤到国外去住上一段时间。伊藤和井上开始为他们的旅行筹措经费，最后三井银行同意给他们两万美元，条件是在资金存取方面和军队再续三年合约。1882年底，板垣突然宣布要到欧洲去，不久之后后藤也宣布了同样的决定。这两人完全没有准备，就要去研究欧洲的情况。根据马场辰猪的说法，他们连罗马字母都不会读，更不要说外语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学到什么重要知识。尽管有一名翻译协助他们，然而这个人的主要工作（虽然他们并没有起疑心）却是监视他们，并将他们的行踪报告给井上。关于经费的来源，板垣和后藤从未收到满意的答复，不过这似乎未能给他们造成困扰。他们迫切地渴望出国，因此当自由党成员质疑两人此行是否明智时，他们变得相当地不理智。我们很容易就可预见到，欧洲之行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后藤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巴黎，偶尔（也许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会去普鲁士、奥地利或者英国走走。在伊藤的建议下，后藤在维也纳听了十次左右洛伦茨·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教授的讲座。伊藤建议后藤跟施泰因学习，以矫正那些受英国、法国或者美国影响的人所阐述的过度自由主义，以此来加强皇室的基础。但是斯泰因教授那年的课程都是与拿破仑三世政变有关的一些杂烩言论，后藤一点收获也没有。板垣很骄傲地见到了克莱孟梭和维克多·雨果，然而他在法国的时间主要都用在观光上面，就像他回日本后出版的游记所描绘的那样。他成功地见到了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这位日本知识分子的偶像，然而就在板垣含糊不清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斯宾塞突然愤怒地叫了起来：“别说了，别说了！”随即起身离开了房间。1883年，板垣和后藤回到日本。他们发现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这两大自由派政党已经开始愤怒地互揭对方的老底。毫无疑问，这正是政府中的保守派领导所希望的结果，他们花大笔资金让板垣和后藤到欧洲去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那些希望板垣给他们讲讲法国的共和制政体或者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政体的自由党成员非常失望，因为板垣跟他们说，“尽管日本的生活标准落后于欧洲，但是政府则要比它们先进得多”。他敦促党员们“致力于提高生活水平”，同时警告说，“如果海军的实力得不到加强，日本将会非常危险”。没有一点和自由主义运动有关的东西。1884年10月29日，自由党解散，而它的死对头立宪改进党随着两名主要领导人大隈和河野敏镰辞职，事实上也于同一年的12月17日解散了。自由主义政党已经沉寂，需要再过几年，才能重新焕发生机。 第三十六章 济物浦条约在明治十四年的动乱事件后，1882年——至少是前半年——似乎异常平静。和往年一样，这一年在天皇举行四方拜和其他传统新年仪式中拉开了序幕。这一年，第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件发生于1月4日。当天，天皇召见了陆军卿大山岩，亲自向他颁布了《军人敕谕》。随后，大山岩下令在军队中广泛发布敕谕，并在往后的六十多年，在每年向士兵和水手发放的袖珍手册的扉页印刷这一敕谕，以供阅读、铭记和遵守。敕谕开篇称，自神武天皇起，日本军队世代向天皇效劳。在古代日本，军队为天皇所亲御，而后因长期处于太平盛世，皇室逐渐丧失兵马大权，兵权遂落入职业军人，即后来兴起的武士之手。近七百年来，武家不顾皇室意愿，执掌国家统治大权，然而到了弘化、嘉永时（1830年代至1840年代），幕府政治日衰。此时正值外夷叩击国门、威胁日本安全之际，天皇祖父仁孝天皇、父亲孝明天皇日夜忧虑。但是，明治仍为幸运。虽年幼登基，但幸得忠臣辅佐，政权复归于天皇掌中，恢复古制。在过去的十五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如今陆海军由天皇亲统，天皇向军队宣布：“朕既为汝辈军人之大元帅，则倚汝辈为股肱，汝等亦当仰朕为元首，效其亲爱。朕之能否保卫国家，上应天心，以报祖宗之殊恩，全视汝辈军人之能否恪尽其职。”开篇之后是五条训谕，阐明了天皇对军人的期望。第一条要求军人应当对国家忠贞不渝。天皇措辞严厉地问道：“夫既享生于我国，其谁无报国之心？”“军人报国之心即未能坚固，则虽技艺娴熟、学术良优，亦犹木偶而已。”军人须“知义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第二条要求军人以礼仪为重。下级者承上级之命，实际上无异于承天皇之命;反过来，上级者对于下级，亦不可有轻侮骄傲之举，而必须恳切慈爱。“上下一致，以勤王事。”第三条主要讲述尚勇的重要性。好勇无谋，动辄肆威，不能称之为勇。军人应当恪尽职守、小敌不侮、大敌不惧、善明义理。此外，天皇还命令军人待人接物要以“温和”为第一，力图博得民众的敬爱。第四条和第五条分别要求军人以信义为重和以俭朴为旨。《军人敕谕》较之于任何国家的统帅向其军队颁布的命令而言，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它强调陆海两军士兵直接听命于天皇。明治天皇宣布，他倚赖陆军和海军，视他们为“股肱”，命令他们视天皇为“元首”，建立一个彼此依附的关系。若军人们竭力为国，则可与天皇共其荣；若军人们威之不振，则天皇也无法光耀四海。《军人敕谕》颁布几天后，参谋总部长官山县有朋编写了一份《扩充军备意见书》，并呈递给陆军卿大山岩。山县有朋谈到常备兵数量不足，只有四万人。尽管征兵制度已经实行了九年，但仍没有达到规定的人数；日本不同地区的驻军均缺乏步兵、炮兵和工程人员。此外，外部情况绝非安定：日本与清朝、朝鲜的关系尚不明朗，琉球群岛的形势是引发冲突的潜在根源。“若夫际有事之日，始论兵备之不完，则已迟矣。故虽假令于财政上有若干之影响，仍不可不于今年度起，年年征募以至完备。”山县提到清朝和朝鲜应当引起日本的注意，因为1882年的后半年日本主要忙于处理与这两个国家的关系。1882年另一件大事占据了朝廷的注意力，那就是修改条约这一旷日持久的问题。日本屡次试图修改在之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向外国列强做出的种种让步。尽管日本已设法使大多数国家同意修改条约，但英国仍坚决反对。起初，明治并未直接参与处理此类问题。这个时期的官方记录中，关于明治天皇的记载大多都是向日本国民赠送礼物和向公共机构捐款。例如，1月19日，他从内库中拿出一千日元，赠送给位于高野山的金刚峰寺，用于重建在1843年火灾中被烧毁的大宝塔。明治确实在幼年就接受了佛教训诫，但他这样做不太可能是因为被佛教的虔诚精神所感化。也许他觉得，和当代欧洲君主一样，他爱民如子，把钱捐赠给宗教、学术协会和慈善机构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又或者捐钱重建宝塔可能反映出他有意复兴过去的遗迹。此时，天皇对保护日本传统越来越关心。在经过一段时期不加鉴别地模仿西方教育制度后，儒家美德被重新作为教育的根基。听到此事，天皇高兴万分。他评论说：“阅今回设立文部省之学制诸则，知朕与前任文部卿寺岛宗则所论之旨，及今日终达成。”在敕谕中，他表示，尽管国民力促采用德国教育或俄国教育的一些特色，但他希望在未来的几年，文部省不要被此类呼声所左右，而是坚守现行制度，十年之后必定能够证明该制度大获成功。此后不久，为回答天皇提出的问题，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等呈递了关于立宪政体的意见书，确定了设立议会的时间，并向元老院递交了宪法草案。但宪法的条文照搬欧洲宪法，并不适合于日本民众的民族感情，不加修改就无法采用。人们纷纷就如何使宪法生效、应将哪些规定作为指导原则建言献策。唯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宪法是天皇御赐的，而非人民奋斗争取的结果。而有关主权由谁掌握的争论一直在继续。有些人提出了主权在民的观点，另一些人则认为应采用君民同治，还有人声称应由天皇独揽大权。所有人都旁征博引欧洲的理论和制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分歧使天皇陷入了苦恼，他命令三条就帝国宪法的原理、议会和皇权之间的关系以及设立议会的准备工作提交一份详细的奏折。2月24日，三条提交了奏折，强调“君王立不可干犯之地，宰相代任其责”。三条重申，政府政策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他了解“天下之人心反喜急躁”，但坚信应循序渐进，因为数百年来日本都鄙视外部的一切，与世隔绝，偏安一隅；当他们突然间与外国接触，反而走向极端，要与外国竞争，尽可能赶超对方。目前，欧洲的极端政治思想已经渗透到了城市和农村，年轻人沉醉于新奇的观点之中。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令平正着实先入为主，毋使其陷浅薄偏僻之流”。三条强调维持皇室财政独立的必要性。他还认为贵族的主要功能就是在将来的议会中组成上议院，保护皇室。贵族之下是士族，但他们因政府的变革而变得穷困潦倒。三条恳请采取措施为他们提供援助。在另行起草的一份文书中，他列举了为着手开设议会需要采取的措施。强调保护日本传统并不意味着朝廷拒绝向外国寻求指导。2月，元老院议长寺岛宗则提议派遣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欧洲各国的宪法，以便确定哪些特色可被日本宪法所采用；他本人也将担任全权公使为此目的赴美考察。天皇恩准了这一提议，伊藤也为此行辞去参事院议长一职。3月，就在动身前，伊藤收到了天皇列出的一长串的考察事项。修约问题继续困扰着日本，为讨论这一问题，日本召开了关于修改条约的预备会议。井上馨发表意见说，由于外国从修改条约和放弃法外治权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为了达到目的，日本将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于是，他给出了两条让步建议。第一条是由参议山田显义提出，主张如果外国人愿意在所有问题上遵守日本法律，则允许外国人像日本人一样，在全日本享有生活、工作和通商的权利。第二条是由伊藤博文提出，承诺给予的特权更少：允许外国人在日本内陆享有通商的权利，但前提是，如果外国人违反了行政规章或警察条例，需在日本法庭接受审判；日本政府恢复对所有民事诉讼进行裁决的权利。3月5日，三条实美向天皇提交了两条建议，让天皇决定首选方案。天皇裁断，并提出三条建议。首先，“大臣参议等去小异，就大同，一致方可全此大业”；其次，严加保密，“阁议贵机密，改正之议未成，不可忽泄露，酿世间纷议，如前年开拓使出售官产事件”；最后，他反对山田的提议，称“我国民智识未及彼，财力亦颇劣，若与彼居住、经营之权，许其通商，其结果颇可忧虑。卿等宜深谋远虑，以之为备”。天皇的建议未能结束争论。井上馨夹在举棋不定的预备会议和要求迅速采取行动的英国公使之间，最后想要辞职。三大臣竭尽全力安抚他。最后，内阁顾问中的一名德国人罗斯勒（K. F. H. Rösler）重拟了两条提议。新拟的第一条提议允许外国人拥有“不动产所有权”，但收回“民事、刑事裁判权”。第二条提议只收回“民事裁判权”，作为交换条件，只允许外国人“内陆通商”。这两个提议被再次提交给天皇。天皇决定按照第一条提议与外国人进行公开谈判，若第一条提议不成，则采用第二条提议。如果两个提议都不成，再进一步商议，并向天皇提交商议结果。4月，在条约改正的第七次预备会议上，井上馨宣读了一份备忘书，声称为实现在外交关系方面的目标，日本准备向与其签订条约的国家做出让步。在对此类让步进行阐述之前，备忘书中列举了日本的现代化以及日本有资格与大国平起平坐的证据：日本一直遵循全世界公认的法律和道德准则；已经结束了封建制度，让所有人享有平等权利；对政体进行了改革，并分离了行政和司法体系；推广教育，放宽对基督教的禁令；建立了邮政系统，加入了万国邮政联盟；建立了电报系统、铁路系统，并沿海岸建造了灯塔；制定了刑事法典和上诉法。并且，日本并不满足于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而是要争取更大进步和改善，并希望与所有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增进互惠互利。备忘书继续说道，但不幸的是，在与外国人建立友谊和进行通商的道路上依然障碍重重。按照现行条约，外国人不得在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生活或通商。一直以来，日本政府都在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消除这些障碍，深信现在恰逢其时。在外国人遵守日本法律的前提下，日本允许外国人在全国自由旅行、在他们喜欢的地方生活、拥有动产和不动产、进行通商和经营产业；在新制度生效的当天，外国公民将受到日本法律管辖，此类管辖虽与他们在通商口岸受到的管辖不同，但将是公平的。这种公平性将会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并将彻底改变日本人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友谊。随着自由通商的开展和外国资本的流入，将会带来工业和贸易的繁荣，而这将会创造一个大规模的进口商品市场。6月1日，井上在预备会议上正式提交了一项修改条约的议案（该议案以他在4月份发表的备忘书作为依据）。议案规定：在新条约签署五年后，将向外国人开放日本全国，允许外国人按意愿在任何地方旅行、生活和工作，在通商或就业方面享有和日本人同等的权利；为减轻外国人对日本法律的担忧，日本将全力获取外国人的信任；新法完全采用在西方盛行的法律原则作为依据，日本将把所有法律和法规翻译成至少一种欧洲语言，并进行分发；外国法官可以与日本法官一同进行审判；在陪审团制度适用的情况下，若案件涉及外国人，将由部分外国人担任陪审员。在宣读议案的时候，德国公使立刻对议案的互惠互利方案大加赞赏，尤其是对向外国人提供的慷慨担保称赞不已。他说，他将向德国政府汇报议案的内容，并建议修改条约。接着，比利时、葡萄牙、奥匈帝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和俄国的公使纷纷赞成德国公使的意见。美国公使赞扬日本方案的合理性，并说他很乐意建议美国政府接受该方案。他还补充说，取消治外法权将会减轻日本民众的不满和痛苦，维护与日本人民的友好关系，推动商业和贸易的开展。只有英国公使哈里·巴夏礼爵士拒绝同声同气地称赞该议案，说他将对该议案进行仔细研究。7月18日，巴夏礼在预备会议上回答说英国政府坚决反对井上的提议，并呈上了一份意见书说明原因。他说，尽管日本自批准新条约之日起将拥有管辖权，但在五年期限中日本不会给予外国人所承诺的特权。在此期间，外国人享有的唯一好处就是可以在日本内陆自由地进行公务旅行；外国人不能在日本内陆生活、拥有不动产或在日常活动中使用外国货币。此外，日本承诺的司法制度和裁判方法含糊不清，完全不足以对外国人的权利和利益进行保障。由于日本政府尚未制定民法典或商法典，新的刑法也仅仅实施了一年而已，英国政府极难对新法是否有效做出判断。他预计批准该提议将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建议日本政府和其他当事国谨慎处理。巴夏礼认为，当前提议没有获得英国民众的信任，无法吸引日本今后发展繁荣所需的外国资本流入日本。他引述“一位有才干的日本国际法学家”在1879年底发表的言论说，“法律并没有对日本民众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给予适当保护，在获得日本民众的普遍认可之前还需要进行重大改革”。尽管英国是唯一一个公然反对该提议的国家，但巴夏礼的话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建议各国公使一起讨论该议案，然而，公使们都决定不再讨论，而是向各自的政府上报此事。因此，7月27日，第十六次预备会议就这样结束了。在看过巴夏礼对井上取消治外法权的提议提出的异议后，很难不承认他的论点有理有据。无论是巴夏礼还是英国政府，都觉得没有理由急着修改条约，在不能完全确定新制度将会让他们享有同等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他们不愿贸然放弃既有权利。在意见书中，巴夏礼说自己体恤日本人民彻底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愿望，可他的体恤之情似乎并不深。他似乎没有像美国公使（约翰·宾汉姆，John Bingham）那样觉察到日本民众对外国政府强加的治外法权感到不满。外国政府施加治外法权明白无误地表明它们认为日本尚未开化。巴夏礼引述的“一位有才干的日本国际法学家”的那番话，虽然并没有暗示出日本人民有不满情绪，但较之于对新法的不确定，日本民众感受更为强烈的大概还是这种愤恨之情。总之，巴夏礼正在维护一个日本民众都讨厌的制度，该制度否定了自明治维新时起日本所取得的一切。与此同时，日本民众的注意力也从由来已久的修约问题转向了迫在眉睫的事情——7月23日，汉城爆发了朝鲜士兵起义。起义的根本原因是政府下令改革军队，导致民众心生愤恨。1881年底，朝鲜高宗及其正室闵妃为推动朝鲜的现代化，邀请日本公使馆的武官堀本礼造中尉担任教官，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一百名年轻的贵族弟子接受了日式军事训练，旧式军队的士兵知道这支年轻军队的装备和待遇远在自己之上，十分恼怒。他们中有一千多名年老病残的士兵在改造军队的过程中被迫解甲，而其他士兵已经有十三个月没有领到粮饷，6月，在得知这一情况后，高宗下令向士兵发放一个月的粮饷。他命令宣惠厅堂上闵谦镐发放粮饷，闵谦镐将此事交由家仆负责，家仆则将赐予的好米售出，用所得的钱购买谷子，并在其中掺杂砾石和糟糠。这些食物腐烂恶臭，根本没法吃。愤怒的士兵冲向闵府，因为他们怀疑闵谦镐骗取了他们的大米。闵谦镐得知有人反抗，下令捕盗厅逮捕了一些为首闹事的士兵，并宣布在第二天早上斩首示众，以示惩戒。但是，在听说此事后，士兵们冲进闵府进行报复。闵谦镐不在府中，士兵们只能通过破坏家具和其他财产来泄愤。起义士兵转移到武库，在那里盗取了武器和弹药。戴着从军以来最好的一次装备，他们前往监狱（义禁府），不仅释放了那天被闵谦镐关押的犯人，还释放了很多政治犯。正在宫中的闵谦镐召集军队镇压起义，但一切为时已晚：随着城市贫民和其他反抗者的加入，起义者的队伍不断壮大，已变得声势浩大起来。一队起义者前往堀本中尉的府邸，轮流刺向这位吓得缩成一团的军队教官，慢慢将其杀死。另一路人马约三千来人，身强力壮，在掠夺武库、夺取武器后前往日本公使馆。王宫立刻将消息告知公使馆并称国王无力镇压起义者。日本公使花房义质（1842—1917）和十七名使馆人员及十名警官正在公使馆内。起义者围攻了公使馆，叫喊着要杀光日本人。花房下令烧毁公使馆。公使馆书记立刻将油泼在重要文件上，放火焚烧。火势迅速蔓延，在火焰和烟雾的掩护下，花房等人从后门仓皇逃离。他们逃到港口，登船从汉江前往仁川。起先，他们在仁川府使的官邸避难，但是，当汉城起义的消息传来时，官邸主人改变了态度。日本人意识到此地不再安全，冒着暴雨逃到港口，朝鲜士兵穷追不舍。六名日本人被杀，另有五名身受重伤。幸存者带着伤员登上一艘小船往公海驶去。三天后，他们被一艘英国测量船“飞鱼”号（Flying Fish）搭救。7月24日，就在袭击日本公使馆后的第二天，起义者闯入王宫。他们找到并杀死了闵谦镐和十多名高级官员，并四处搜寻闵妃，要杀死她。因为闵妃属于他们憎恶的闵氏外戚集团，并且完全操纵着腐败的政府。闵妃化装成宫女，一位忠诚的侍卫背着她，谎称是自己的妹妹，从而侥幸逃脱。起义者中有一名王室成员，即高宗的生父兴宣大院君。他憎恶闵氏外戚集团，因为他们推翻了他的王权统治。由于没有闵妃在身旁指点，倒霉的国王再次向父亲求助，请求父亲出面主政，于是，兴宣大院君在退隐九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复位。他执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闵妃（人们推定闵妃已死于宫廷袭击事件之中）举行国葬，并废除了由日本人训练的现代军队。花房回到了日本。我们可以想象日本政府听闻这一消息后会有多愤慨。8月30日，井上馨召开了内阁特别会议。天皇命井上前往下关负责处理危机，还命令海军少将仁礼景范准备四艘军舰，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派一个大队的步兵，在常驻公使花房重返朝鲜复职时作为护卫队共赴朝鲜（并保护朝鲜的日本侨民）。8月2日，井上离开东京。他在下关和花房见面，并交给花房一份指示，其中描述了朝鲜暴徒的恶行引发的愤怒和对日本国家声誉造成的侮辱，并指责朝鲜政府怠于镇压这些不法分子，未能足够重视两国应有的睦邻关系。但是，考虑到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日本政府认为此时兴师问罪稍嫌过早。公使将重返汉城，因为无法预测起义者是否还会发起新一轮的暴行，他将受到陆军和海军的保护。花房接受的命令是，在汉城会见朝鲜高级官员，劝说他们确定一个日期，按照令日本政府满意的方式处置起义者。如果起义者胆大妄为、发起突然袭击，那么无论朝鲜政府采取哪些措施，日本都将被迫使用武力进行镇压。虽然现阶段没有战争的危险，但却隐藏着危机。花房收到的指示中还包括下面这条命令：如果有任何迹象表明朝鲜政府藏匿罪魁祸首而不施以惩罚，或者拒绝参加日本提出的谈判，那么此举显然意味着朝鲜政府破坏了两国和平。在此情况下，公使可以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揭发其罪行，并立即动身前往仁川，陆军和海军随即将占领仁川港。到达仁川后，公使将立刻向东京进呈详细的奏折，并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如果清朝或其他国家站出来调解争端，应予以拒绝。不过，这些指示以一个出人意料的温和论调结束：日本政府并不认为朝鲜政府有意破坏两国的和平关系，因此，公使应真心实意地努力恢复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以当前事件为契机，努力促使两国达成永远的和平。尽管最后的言论稍显乐观，但在8月初，日本政府下令征召常备兵。井上馨将日本政府决定向朝鲜派遣军队和军舰以保护日本侨民一事告知了住在东京的各国公使。他强调说，政府的意图完全是为了和平。然而，美国政府提出进行调解的建议立刻遭到了日本的拒绝。由于担心局势的发展，天皇派侍从长山口正定作为敕使前往朝鲜。山口一直留在朝鲜，直到签署《济物浦条约》为止。日本和朝鲜在就条约的条款进行谈判时，国内出现了很多关于迫切需要增加军备的讨论。支持者指出，派往朝鲜的四艘军舰就是日本的全部海军，没有留下一艘来保卫日本。山县有朋向天皇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呼吁扩张军备，建议通过增加烟草税来满足军备开支。8月16日，天皇向岩仓征求意见。岩仓回复道，如果清朝继续视朝鲜为藩属国，那么与清朝开战将不可避免。现在有必要为战争筹建军队，他请求天皇颁布密令。8月19日，山县向岩仓发函一封，其中称，“与清国开战以今日为好机”。8月22日，在两个中队的护送下，花房进入汉城王宫。他向朝鲜国王提出了日本的一系列要求，并限国王在三日内做出答复。此类要求包括就烧毁日本公使馆赔偿五十万日元。国王命令其政府限期做出答复，兴宣大院君立刻召开议政府会议。然而，日本提出的不合理的赔偿数额（五十万日元相当于朝鲜政府全年总收入的近六分之一）激怒了议政府成员，朝鲜政府并没有做出答复。花房认为朝鲜政府不太可能会满足日本的要求，遂决定前往仁川。战争似乎不可避免。花房按照井上的指令，在离开汉城前向朝鲜国王发出最后通牒。国王立刻致函花房，恳请他回来，但花房没有改变主意。花房从一位名叫洪淳穆的政府成员手中收到一封很是失礼的信，洪淳穆公然宣称朝鲜不会按照日本的要求“派高官谢罪”，这激怒了花房。8月25日，花房抵达仁川。第二天，洪淳穆致函花房，称他打算辞职并请求进一步会谈。花房同意等两天再起航。此时，闵妃在其藏身之地向朝鲜国王修书一封，力促他请求宗主国——清朝——出兵朝鲜镇压起义，这一意料之外的举动让局势变得复杂起来。朝鲜国王一如既往地听从了闵妃的建议，派密使前往天津联系驻津的两名朝鲜高级官员。官员前往北京，将朝鲜国王向清朝请兵一事告诉了李鸿章。李鸿章丝毫没有犹豫：这是恢复大清对朝宗主权的大好时机，数年来，大清宗主权丧失颇多。清朝立刻召集一支由三艘军舰和六艘商船组成的舰队前往朝鲜。这些载有四千名士兵的船舰将在仁川会合。有了这支军队，清朝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取仁川，但是，士兵们听从了李鸿章下达的命令：“不得与日本制造不必要之事端”。当清军看见位于仁川港的日本军舰“金刚”号时（该军舰比其他日本军舰提早抵达），先是撤离，但在8月22日又返回仁川港，军队中有近两百名士兵在第二天登陆。清朝通知花房，他们此行是为了镇压藩属国的兵变。花房认为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声称目前日朝关系紧张与清朝无关。清朝提议合力镇压起义，但花房回复说，他正在等待朝鲜答复他的最后通牒，任何国家都不要干涉。清朝只好接受日本不愿合作的态度，开始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路线。清朝派遣三名海军提督礼节性地会见了兴宣大院君。在准备离开时，他们请兴宣大院君在清军大营参加重要会议。出于礼节规定，兴宣大院君答应回访，并按要求于第二天（9月26日）前往清军大营。虽说这是清朝和朝鲜之间常见的礼尚往来，但一看见信号（举杯恭祝兴宣大院君长寿），清兵立即冲进房内，逮捕了兴宣大院君，将他塞在轿子里，运到清军“威远”号军舰上，并押到清朝。直到军舰抵达天津，兴宣大院君才从轿子里出来。李鸿章对兴宣大院君进行了审问，试图让他承认自己是兵变的罪魁祸首，但未果。李鸿章命人将兴宣大院君塞回轿子，转运到北京西南约一百公里的一个县城。此后三年，兴宣大院君被软禁在一间屋子里，严加看管。最有威望的人物兴宣大院君都无法反抗之后，朝鲜政府别无选择，只得与日本谈判。8月30日，日朝签署了《济物浦条约》，正式结束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条约规定：（1）朝鲜政府将在二十日内逮捕和严惩杀害日本人的暴徒；（2）朝鲜政府优礼瘗埋日本遇害者，以厚其终事；（3）朝鲜政府向死伤的日本遇害者家属赔偿五万日元；（4）朝鲜政府应就暴徒给日本公使馆造成的损害及水陆兵费赔偿五十万日元，每年支付十万日元，五年付清；（5）为日本公使馆配备兵员若干以示保护。这一事件激发了日本民众的爱国热情，一些人自愿应征入伍或者解囊为军费筹资。9月28日，花房返回横滨，搭乘专列回到东京，受到了半个排骑兵的迎接。天皇在宫中接见了花房，并授予他勋二等旭日重光章。朝鲜高宗对最近发生的不幸事件表示遗憾，派遣三名高级官员表达歉意并赠送礼物。天皇接见了朝鲜公使朴泳孝，朴泳孝向天皇呈递了一封朝鲜国王的信函。在信中，朝鲜国王称赞天皇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并请求维持和平与长久友谊。11月3日，在朝鲜被杀的堀本中尉和其他日本人被供奉到靖国神社。11月17日，天皇向搭救了花房等日本人的“飞鱼”号船长赏赐了一对青铜花瓶和几本书，包括一本关于古代征服朝鲜的书籍。12月，朴泳孝及其同僚准备离开日本时，受到天皇接见。天皇对他们的离开表示遗憾，并请他们向朝鲜国王传达友谊之情。他还赏赐了五百挺枪，令他们转交朝鲜国王。无疑，此举暗示天皇希望他们能将这些枪用于镇压日后的起义。朴泳孝说，对朝鲜来说，没有什么能与枪支更重要了，他确定朝鲜国王收到这份大礼会十分高兴。朴泳孝还向天皇口头禀报了朝鲜的近况，并恳请日本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以帮助朝鲜维护国家独立。回到朝鲜后，朴泳孝和金玉均（1851—1894）组建了新的开化党，以期在日本的帮助下使朝鲜摆脱清朝统治的枷锁、破除积弊。对于他们来说，日本就是他们期望在朝鲜开展的文明开化运动的楷模。尽管一些日本政府成员警告说，不要挑唆清朝发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这一年在天皇颁布的相当乐观的诏敕中画上了句号。1882年12月23日，明治天皇颁布敕谕，开篇写道：“保全东洋全局之和平乃朕切望之所在。而今次因朝鲜倚赖，以邻交之好谊，助其自守之实力。且涉政略，以使各国认其为独立之国。”此番言论中透露出的信号，成为引发十二年后日清战争的一大原因。 第三十七章 岩仓逝世熟悉的新年仪式揭开了1883年的序幕。1月4日，天皇参加了本年度元老院的第一次会议；1月18日，在第一次宫廷诗会上，天皇以“四海清”为题创作了贺岁和歌。这一年，天皇似乎恢复了骑马的爱好：他骑马五十一次，通常在骑马后前往青山御所看望皇太后，或者在新宿御苑的凉亭里饮酒聚会。天皇偶尔也在青山御所或者1881年4月16日开放的芝公园的能乐剧院内观看表演。1883年5月23日，天皇和皇后以及皇室成员、参议、宫内省官员等在青山御所观看了一场由八出能乐和六出狂言组成的精彩演出。能乐似乎正被再次认可为皇室的官方戏剧，然而，尽管皇太后——能乐演出的最慷慨资助人——平时向表演者赠送礼物，但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表演者或培养接班人。直到二十世纪初，能乐表演者的生计才有了经济上的保障。较之于这一年为天皇举办的讲课，大概能乐给天皇带来的乐趣更多些。这一年的讲座有元田永孚讲解《论语》的部分内容、西村茂树讲授日文翻译的布隆赤里（J. K. Bluntschli）的《国法泛论》（Allgemeines Staatsrecht）、高崎正风讲解《古今集》的序言、川田瓮江讲授唐朝政论性史书《贞观政要抄》。尽管1883年以充满希望的方式开了头，但却打上了天皇个人悲剧的烙印。1月26日，权典侍千种任子产下天皇的第四女章子公主。1880年8月3日千种任子生下第三女韶子公主。韶子在襁褓中患上了脑膜炎，但治疗后有了起色，看起来已经痊愈。随着章子的出生，天皇有了三个孩子——嘉仁王子和这两位公主。然而，喜悦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8月，（据说）夏季的极端高温导致韶子公主疾病复发，这一次宫廷医师们竭力挽救她的性命，但无力回天。9月6日，韶子公主病逝。襁褓中的章子公主自出生起便患上了格鲁布性喉头炎，9月1日开始出现慢性脑膜炎的症状。天皇派御医前来治疗，但治疗毫无起色，于是他命令陆军军医总监桥本纲常（1845—1909）为公主治病。就在姐姐离世两天后，章子公主也夭折了。天皇的七个孩子中已有六人在婴儿时期夭折。虽然史料中通常都没有记载他对子女的离世有何反应，但面对这次双重打击，他显然悲痛欲绝。天皇取消了一天的奏事议政，下令停办歌舞三天，以示哀悼。他还命令军队降半旗致哀，鸣炮致以隆重的悼念。举行葬礼那天，人群聚集在街头，悲哀痛惜地看着小小的棺材被抬进陵墓。由于未能治愈这两位公主，皇室子女的侍医浅田宗伯请求辞职。他把失败归咎于交替尝试中医和西医。但是，尽管近期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天皇仍相信应该使用中医和西医来治疗疾病。他任命受过西方教育的桥本担任宫中医务局长。桥本和另两名接受西方教育的医生需咨询学习传统医学的医师，以制订治疗方案。在两位公主死后，天皇比以往更关心他仅剩的一个孩子——王储。自出生时起，这个孩子的健康就是一个大问题。这一年，天皇的健康也出现了问题：9月，他的脚气病又犯了。幸运的是，天皇的脚气病并非致命性的，但医师们认为东京是最易发生感染的危险地区，天皇的脚气病很可能会发展成致命性的。他们建议在距离东京一百多公里、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地方修建一座离宫，促请天皇在每年的危险时节离开东京。不用说，明治又没有理睬他们的建议。侍医们也对六位王子和公主的夭折深感悲痛，他们都是同一种疾病的受害者：脑膜炎。侍医们认为，将来出生的皇室婴孩应采用不同于传统宫廷习俗的方式来抚养。他们建议修建一座宫殿，以便孩子们避暑。更重要的是，他们将王子、公主的早逝归咎于先天性身体虚弱，并建议从确认母妃怀孕起便采取所有可行的预防措施。天皇欣然同意了这些建议，随后在箱根建造了一座宫殿，在日光市和其他地方修建了住处，当侍医认为天皇侧室产下的皇室子女需要移地疗养时，这些子女将被送往此类住处；但天皇却对自身的健康状况关注甚少，从来没在此类住处待过。若是天皇能够设法远离朝事几日、视察一下军事演习，对他来说似乎已经是最快乐的事情了。1883年上半年，伊藤博文仍在欧洲考察各国宪法，以期为日本将来制定宪法找到合适的模本。伊藤大部分时间待在德国和奥地利，他认为这些国家的宪法最符合日本的需求。两名宪法学者——鲁道夫·冯·格耐斯特（Rudolf von Gneist）和洛伦茨·冯·施泰因给伊藤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邀请施泰因同他一道回日本，担任筹备宪法和制定日本大学教育政策的顾问。施泰因拒绝了邀请，声称自己年事已高，无法出国游历，还说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必须以该国的传统为依据。他认为，如果有人觉得借鉴其他国家的法律是明智之举，那么首先必须溯本追源地探究这些法律存在的缘由，研习这些法律的历史，再判断这些法律是否适用于自己的国家。听到这一答复，伊藤更加佩服施泰因了，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施泰因不会前往日本。伊藤询问俾斯麦能否推荐其他人来代替施泰因。俾斯麦在高度赞扬了日本所取得的进步后，提到了三名学者。伊藤立刻给内阁发电报，请求获得授权邀请这些学者。外务卿井上馨给伊藤回了封电报，同意他委任这些学者，但警告说日本不应受到俾斯麦和德国势力的过度影响。井上回想起日本邀请法国官员训练日本军队时的情景，法国官员坚持事无巨细都应遵循法国的做法，从而导致与陆军卿意见不合。井上说，不管怎样，政府的用意并非采用纯德国式的宪法和法律，并建议伊藤仔细挑选担任日本公职的德国顾问，此类顾问应能够按照合同条款有效地履行义务。尽管此番言论明显流露出对伊藤的设想缺乏热情，但伊藤没有放弃希望从德国和奥地利的法律专家那里获得建议的想法。10月10日，天皇同意委任施泰因成为日本驻奥地利公使馆的一员，任命其作为顾问，以解决与日本法律制度有关的问题。8月初，伊藤及其使节团随员从欧洲返回。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历访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俄国和意大利，考察它们的宪法。伊藤告诉岩仓，他已经从格耐斯特和施泰因那里了解到了国家机构的一般原理，掌握了奠定皇室根基的必要知识。他认为，建立君主立宪制、完善皇权制度、制定立法和司法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很多日本民众受到英法两国极端自由主义的诱惑，为了限制这些人，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纳他的提案。伊藤的脑子里关注更多的是日本的未来，以至于似乎没有注意到日本的传统正在被迅速侵蚀。日本当然也在努力恢复节日和其他传统信仰。7月20日，岩仓具视离世，这也许象征着日本与过去彻底告别。1854年，岩仓被任命为孝明天皇的侍从，当时明治只有两岁。那可能是岩仓在天皇的记忆中留下的最早印象。从那时起，岩仓便在对君主政体造成影响的几乎每一个重大事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尽管他出生于公卿中的底层，但他是贵族，这一差别将他与明治政府的多数成员区分开来。也正是这一差别导致了他不时和武士阶层发生冲突，然而，这也使得岩仓与天皇建立了特殊关系。与其他贵族（如炽仁亲王或三条实美，这两人的地位都比他高）相比，他是明治政府中更为活跃的人物。在5月的时候，岩仓曾前往京都，监督皇宫修复方案的实施。天皇越来越关心失修问题，不仅仅是皇宫，也包括整个京都市。当岩仓提议采取措施以防止发生进一步毁损时，天皇欣然恩准。于是，天皇派遣岩仓和其他官员前往京都视察情况。岩仓的方案包括：在内务省建立一个分支机构，以管理宫廷、皇家花园、离宫和陵墓；建立一个分支机构负责该地区的神社和寺院；恢复节日，并在御所修建神社，纪念被尊为京都创始人的恒武天皇；修建道路，划分御所周边曾矗立着贵族宅邸的地区；大力植树；改造沟渠，清洁河道；拆毁不必要的建筑；修复修学院离宫；正式承认二条城为离宫；在外国贵宾可能驻留的鸭川一带建造西式建筑。最终，这些方案得以实施，有利于扭转京都的持续衰落趋势。即使岩仓感到胸口疼，即便他患上了急性幽门狭窄无法进食或喝水，但对这项工程的热情使他继续坚守岗位。天皇得知岩仓的病情后，十分担心，立刻派御医伊东方成前去问诊。岩仓的病情有所好转，使得他能够返回东京，但抵达后病情复发。7月5日，天皇担心岩仓的健康，表示想去病房探视。出于敬畏和担忧，岩仓派其子前去回绝这份殊荣，但那时已经来不及了：銮驾已经到达。连忙更换好衣服的岩仓从病床上起来，在两个儿子的搀扶下走近天皇，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看到岩仓身体虚弱，天皇于心不忍，热泪盈眶。一周后，当得知岩仓仍没有好转的迹象时，皇后决定去看望他。“然而，”皇后说，“右大臣恭敬重礼，闻之必用心送迎，反害病症，此非余之本意。余今日以一条忠香之女探望卿之病情，则可于病床相见。”7月19日，天皇再次前去探望岩仓。在准备离开皇宫时，他告诉德大寺实则：“朕欲亲去与右大臣永诀。”他叫人备好御辇，没等护卫到齐便离开了皇宫。一名侍从武官走在天皇的前面，通知岩仓天皇随后就到。岩仓感激涕零。当天皇到达时，岩仓想起身鞠躬，但病重身体不听使唤，他能做的只有拱手表示感激。看到岩仓的状况，天皇失声痛哭，几乎没法询问他的病情。岩仓无法回答。天皇和他的大臣一言不发地对视了一会儿，随后离开。就在那一天，岩仓的辞任请求获得了批准。7月20日，岩仓病逝。天皇悲痛万分，罢朝三天，并为岩仓举行国葬。在悼词中，天皇追封岩仓为“太政大臣”——日本臣民可以获得的最高官位。在赞扬了岩仓的功绩（这些功绩使得岩仓成为“国家之栋梁”）后，天皇声情并茂地描绘了他和岩仓的关系：“朕冲年践祚，全赖匡扶，启沃纳诲，谊同师父。天不慭遗，曷胜痛悼？”多数情况下，明治发表官方言论时都采用套话，但是，这番话却流露出他痛失良师时难以掩盖的悲痛之情。不久之后，天皇向多年来在其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另一位人士道别：哈里·斯密·巴夏礼爵士。他将被调到中国。在皇宫举行送别午宴期间，天皇发表纶言，对驻日本十八年的巴夏礼，他“不堪惜别之情”。天皇很有礼貌地对巴夏礼表示了感谢，“能亲睦两国之交际，又翼赞明治维新之政图，劝诱有益之事业，朕甚嘉之”。在承认巴夏礼为日本立下的功劳后，天皇打算向巴夏礼颁发旭日大绶章，但英国政府不允许这样做。因此，他转而向巴夏礼赠送了两件私人财物：一个香炉和一只花瓶。他说：“卿若爱玩此物，为朕厚意之纪念，则为朕满足之所在。”天皇的这番话语气真诚，与他平时向外国政要道别时所说的话不同。天皇如此亲切地和巴夏礼交谈，让人感到惊讶，因为巴夏礼平常在与日本人打交道时态度傲慢、性情急躁，（据欧内斯特·萨道义爵士所说）当时巴夏礼成了“日本民众心中的怪物”，日本人讨厌他、害怕他，就像英国人讨厌、害怕拿破仑一样。巴夏礼最近反对结束治外法权，此举应该让天皇不快，但他设法克服了反感，慷慨地赠送了一份礼物。萨道义虽然经常批评巴夏礼，但也对巴夏礼表达了赞赏：对于巴夏礼所起的作用，日本欠他一个人情，这个人情日本从来没有偿还，也从来没有完全承认。如果他在1868年的革命中站到了另一边，如果他和大多数同事只是应付照办，那么日本天皇的维新之路将会出现无法克服的困难，内战也不会这么快就结束。 翌年，也就是1884年，令人惊讶的是，天皇很少参与重大事务了。天皇的大多数活动都与上一年一样。也许追封光格天皇的生父为“庆光天皇”是明治天皇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多年前，光格天皇为行孝试图向父亲赠予“太上天皇”的尊号，即使其父从未登基。幕府没有同意光格的提议，最终（于1792年）命令光格天皇推迟这一行动。在那些支持光格的贵族中，最突出的一位是前参议中山爱亲——明治外祖父（中山忠能）的曾祖父。中山爱亲被召唤到江户问话，随即被幕府软禁。毫无疑问，明治追封“庆光天皇”这一谥号，是在为先祖长期遭受的不公进行平反。4月，中国和法国就安南主权爆发战争。日本政府决定和其他三个中立国（德国、美国和英国）合作，保护战争波及地区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是日本第一次以这种方式与其他国家开展国际合作。天皇对本次战争有何反应，史料并无记载，但是，对于清朝似乎能够顽强地抗击法国这一结果，他也许感到高兴。在与夏威夷国王的谈话中，他强烈谴责欧洲列强侵略亚洲。但这一次，由于琉球事件造成日本与清朝的关系紧张，使他对清朝获胜的感受却并非单纯的高兴或者忧虑。无论如何，天皇都不太可能过多地关注中法战争。从4月的后半月起，他因病经常未能参加内阁会议。宫内卿伊藤博文十分担心，请求天皇派人去请医生池田谦斋。天皇一直都不喜欢医生，伊藤力劝让医生给他做检查时，他拒绝了，说自己只是感冒而已，没什么大碍。伊藤多次恳请，天皇最终才勉强答应。没有迹象表明天皇受到了疾病的困扰。与其说他身体微恙，不如说他忧郁过度。侍从藤波言忠晚年回忆说，这段时间天皇让人难以接近。他提到，天皇常常以身体不适为由，不参加内阁会议。即使伊藤博文请求参见天皇，奏报朝廷大事或国家大事，天皇有时候都拒绝接见。宫中制度规定，若非情况紧急，即使是太政大臣也不能探视天皇的病房，伊藤很想知道天皇究竟是真病，还是假病。伊藤心烦意乱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宫内卿，他有要事须亲自禀报，但天皇拒绝接见他。就算天皇真的身体不适，似乎也没有严重到无法会见众卿的地步。伊藤认为，国事紧急，不容忽视，即使是短期内也来不得半点怠慢。他想知道天皇是不是因为对他反感，才不愿与他讨论政府大事。最后，伊藤认定自己无法再肩负这一重任，向侍从递交辞任书，离开了皇宫。了解缘由后，吉井友实和伊藤的其他幕僚都焦虑不安。吉井派人去请侍从藤波言忠。他对藤波说：“圣上不豫，既不见宫内卿，何况臣等。臣等无可为，乞君深虑此事，许宫内卿拜谒。”他之所以选择请求藤波帮忙，是因为他知道藤波自孩提时起便侍奉在天皇左右，天皇允许藤波自由出入其私人宫室。藤波并不支持这条建议：“奏闻此事，非侍从之职。且奏此事，必多少劝谏天皇，此亦非职责之所在。”吉井答道：“君言非无理，然君若因奏此事触逆鳞，予等为君尽力。愿君赌命上奏。”面对此等需要胆量之事，藤波下定决心奏明天皇。他先将决定上奏皇后，之后还告诉了侍女。最后，眼看找到了合适的机会，他便设法私下觐见天皇。他说：“近日，宫内卿伊藤博文以事屡屡请谒见，然陛下以床中之故未听之。圣明素知国务一日不可废，而如以他人传宫内卿之上奏，臣觉其甚不妥当。闻古代贤帝正襟而听大臣之言，然今日之时势不许，请枉听博文上奏。”天皇面露愠色，训斥藤波道：“此非汝应奏之事。切莫忘汝之职责。”藤波又说道：“臣素知此言悖自职，然为圣上，为国家，不能不言，故敢而为之。严谴不敢有所辞，伏愿圣虑再思。”怒气冲天的天皇一言不发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径直朝寝宫走去。皇后示意藤波退下，于是藤波告退。第二天早上，在询问了天皇的健康状况后，藤波正准备像往常一样履行职责。当他走进另一间宫室时，天皇让一位小侍从去看看藤波是否在附近。藤波让小侍从禀报天皇说他已退下。天皇突然命令请宫内卿进宫。一接到消息，伊藤立刻前往皇宫，觐见天皇。虽然之前试图觐见都以失败告终，但伊藤的脸上并没有露出不悦，天皇也没有提及此事。伊藤说国事已堆积如山，提请天皇重视这些国事，随即便退下了。伊藤意识到，他能觐见天皇，功劳全在藤波，于是对藤波的忠诚尽责表示感谢。在这一事件过去大概两个月后，某日天皇召见了正在走廊值勤的藤波。天皇说：“汝前日为朕尽言，朕颇喜之。今后若有如此事，可不惮而言。此等轻微之事但交与汝。”他赏赐了藤波一块金表和一匹丝绸。藤波泣涕涟涟。这个故事发生于1884年4月到夏季的这段时期，天皇在该时期内所发生的事件很少被提及。但是，这一时期绝非完全空白：天皇会见了外国宾客等；6月25日上野到高崎的铁路完工时，天皇搭乘火车去了高崎。相比其他年份，这一年与天皇有关的记录依旧较少，可以推测天皇并没有对国事给予充分关注。在上述事件发生很久后，藤波在回忆录中提到了此事，对于1885年7月伊藤因要事奏报天皇却因天皇拒绝接见而试图辞任宫内卿，他可能并不太清楚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在晚年，藤波也不会虚构出与赠送金表有关的事情。无论如何，7月底天皇已恢复处理日常政务。7月28日，他接见了被派去德国深造的二等军医森林太郎（即著名作家森鸥外）。同一天，他出席了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典礼，并赐给优秀毕业生礼物。本月发生了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但天皇并没有直接参与。外务卿井上馨强调亟须修改条约，于是提议解除基督教禁令。虽然从1873年3月（当时释放了所有因自称信仰基督教而被关押的人）起就没有再执行这一禁令，但这一禁令在法律上仍然有效，而这一直被某些外国列强批评。同样引发关注的还有一个自称“皇道”的反动集团的兴起。其成员谴责基督教，称基督教信徒为“教匪”，要求驱逐基督教徒。他们还厌恶外国人，要求将欧洲的影响从这个国家中清除掉。井上认为这些人违背了天皇在誓词中阐明的意愿，担心他们会阻碍国家进步和妨碍修约谈判的进行。另一个宗教问题是决定政府对神道教和佛教的控制程度。1872年，政府对神道教和佛教设置了教部省和教导职，从而使得政府能够直接干预宗教事务。但针对这一制度的反对意见此起彼伏，1877年，政府废除了教部省。随后，政府在1884年8月撤销了教导职，由这两个教派的负责人取而代之。政府对宗教控制的解除并未获得一致好评。在得知废除教导职后，大阪、京都、神户等地的神官倍感失望。他们确信，这将导致基督教的传播，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亵渎帝国神社的缔造者（神武天皇）、毁坏神社、目无君主、不敬父母、漠视国家、藐视法律、完全扭曲忠孝义观念等行为，可能会将灾难推向顶点，最终导致人心彻底崩塌。为此，八十一名神官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联名上书，请求立即采取行动停止实施井上的提议。1884年10月下旬，明治天皇向朝鲜高宗发函一封，告知日本根据《济物浦条约》获得的赔款除朝鲜已支付的十万日元外，剩下的将无须支付。天皇之前已告诉内阁成员，为确保实现东亚和平这一目的，给予朝鲜经济援助是明智之举。金玉均和朴泳孝——致力于按照日本模式将朝鲜打造成为一个强大、繁荣国家的人士——现在都已参与了朝鲜政务，正在为实现国家独立而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然而，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得朝鲜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天皇决定派遣竹添进一郎作为代理公使，向朝鲜国王传达天皇决定取消赔款一事。朝鲜国王深表感谢。与此同时，朝鲜开化党派的领导者认为，中国正在与法国开战，无暇顾及朝鲜，现在是一个推翻腐败政府，用一个致力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政府取而代之的绝好时机。日本支持这些人士的主张，说这是确保将朝鲜从清朝独立出去的必走的一步棋。此时，朝鲜有两个“党派”。政府由事大党（事奉大国，即侍奉清朝）控制，它们采取亲清朝（清朝是朝鲜的宗主国）的立场，反对进行重大变革，与闵妃及其外戚集团关系密切。而开化党主张将朝鲜从清朝独立出去，由目睹了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并深有感触的人士所领导。11月4日，开化党领导者在汉城朴泳孝的家中会面。日本公使馆的一名成员也加入其中。他们考虑了各种行动方案，最后决定采用这一个：于12月4日邮政总局开业之际发动政变。当晚，新近被任命为邮政大臣的洪英植在邮政局举办宴会。晚宴于6点开始，约7点时火警响起，庆祝活动中断。街对面的一栋房子着火。闵妃的一个侄子前去调查火情，被身穿日本制服的士兵砍伤。其他宾客见状纷纷逃之夭夭。金玉均和朴泳孝连忙奔向日本公使馆，确保日本军队会协助开化党。事实上，日军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发起攻击。金玉均和其他开化党人出发前往王宫，此时开化党的支持者在宫中引爆炸弹，王宫已经一片混乱。金玉均等人走到朝鲜国王的面前，告诉他清军正准备来捉拿他。朝鲜国王不信，但已无力抵抗，金玉均建议朝鲜国王请日本公使前来保护。国王拒绝，但一名谋反派成员以朝鲜国王的名义匆匆写了一道王旨。没多久，公使和日本士兵便抵达了。第二天清早，金玉均利用朝鲜国王的御玺假传王旨，召事大党领导者前来宫中议事。他们刚一抵达便被抓捕杀害。在日本的协助下，开化党控制了政府，并由其成员组成新的议政府。政变似乎取得了成功，朝鲜国王正准备宣布对政府进行改革；然而，得知消息的朝鲜人前去通知驻扎在汉城的清军司令官袁世凯，请他调停。清军人数远远超过日军，是日军的七倍，他们攻入王宫，营救朝鲜国王，朝鲜国王立刻宣布镇压谋反者。日军和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此前假装亲日的朝鲜士兵临阵倒戈，加入了清军一方，壮大了清军的队伍。一百五十人的日军损失三十多人。他们撤离王宫，并带走了开化党的领导者。不久，连同难民在内的三百多人勉强挤进日本公使馆，然而，公使馆的食物甚至都不够他们一天食用。竹添决定杀出汉城，前往海岸。他们也的的确确是这样做的。12月8日，他们抵达仁川。第二天，朝鲜国王向竹添发函，对他目前处境困难表示同情，并请他回汉城解决问题，很显然，朝鲜国王忽略了日军和清军争斗的焦点。英国和美国也力劝竹添再等等，但12月11日，竹添与一船的日本人和朝鲜逃亡者向长崎驶去。这一事件尚未结束。12月21日，天皇接见了井上馨，派他作为特命全权公使前往朝鲜，一些高级军官陪同前往。竹添回国后详细汇报了政变失败的经过，由此引发的争议促使天皇采取了这一措施。清朝驻日公使也禀报说，清朝已派重兵前往朝鲜。井上将致函朝鲜国王，声言已准备好与朝鲜高官进行商议，确定谁应为近期的事件负责，查看是否对肇事者给予了适当惩罚，并声称日本应就公使馆的损害获得赔偿。如果朝鲜国王的确已经请求日本公使予以保护（正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则应向天皇发布谢罪书，消除国内外的疑虑，并说明事情原委。此外，为保和平，日本应要求清朝同意一起撤军。井上请求派两个大队的军队护送他前往朝鲜，天皇恩准并另派三艘军舰保护井上。此时，井上得出结论，认为日本的所作所为导致了这场事变。在决定推动朝鲜独立后，日本已经干预了朝鲜的内政，并试图劝说其他国家接受日本的立场。而今，日本也打算在两条路线中择其一：第一条是要求朝鲜实现独立，哪怕这意味着要和清朝开战。与邻国维持友好关系固然重要，但拖延妥协将会造成后患，并且日本无法容忍任何可能损害日本声誉的事情。鉴于清朝正与法国交战，要是日本通过充分展示武力的方式向朝鲜提出要求，朝鲜朝廷很可能会接受。这就是为什么井上请求派遣两个大队。如果这条路走不通，维护和平比其他考虑事项都重要，那么就采用第二条——放弃朝鲜独立的计划，承认清朝对朝鲜的宗主权。对于日本应采取哪一种策略，井上请求政府尽快回复。就在当天，井上收到了三条的回复，三条力劝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清朝开战。三条提醒井上必须遵守最初的指示，以便达成日本和清朝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他说，派遣两个大队的军队不是为了以武力示威，而是担心在政变失败后朝鲜可能会成为一个危险之地。他补充说，目前还无法决定是否应当支持朝鲜独立，哪怕不惜与清朝开战。12月30日，井上抵达仁川，但仍不确定该走哪条路。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感到困惑的人。因为在下一个十年，与清朝和朝鲜的关系仍然是日本外交官要仔细思量的一个谜题。 第三十八章 江户的舞会1883年11月28日，外务卿井上馨与妻子武子主持了鹿鸣馆的落成典礼。这是一栋两层的西式建筑。之前用于招待外国政要的老旧的延辽馆（最初招待的是爱丁堡公爵）造价便宜，原本是幕府建造的海军学员培训学校，尽管在改造成外国宾客的住所时对内部进行了装修，但时至今日已极其陈旧。因此，需要建造一栋新的建筑。鹿鸣馆由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Josiah Conder）按照“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其采用了孟莎式屋顶）进行设计，但正面的拱形门廊隐约呈现出摩尔式建筑风格，柱子亦极具印度风格。只有花园（里面种有松树，砌有池塘，饰有石灯笼）才显示出这个兼收并蓄的独特建筑坐落在日本。鹿鸣馆的建筑风格反映出井上具有世界性的品味，而武子出席落成典礼，要是放在十五年前的国事活动中是没法想象的事情。现在它标志着将来女性会更多地参与这栋新建筑里举办的活动。鹿鸣馆建在萨摩藩的军械库旧址上，总耗资十八万日元（外务省的办公大楼耗资四万日元）。无疑，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浮夸的新建筑更加背离萨摩藩武士阶层的简朴风纪了。它那童话般的外观取代了幕末时期武家风格建筑中令人生畏的围墙，成了仅仅十五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的象征。鹿鸣馆的名称出自中国古代诗集《诗经》的《鹿鸣》，该诗描绘了主人迎宾会客的情景。取这个名字十分恰当，因为招待外国宾客是这栋新建筑的主要功能。外国人不再因亵渎神国而被斥为赘疣，而是在鹿鸣馆受到隆重的接待。鹿鸣馆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作用，即它是一个舞台。在这里，日本人向外国人展示他们已经摒弃了过去陈腐的生活方式、学会了欧洲的餐桌礼仪并能够举办舞会。鹿鸣馆的飨宴精美别致，很多菜都配有法语菜单。在舞厅，日本绅士身穿从英国订购的燕尾服，女性则身着在巴黎设计的礼服，随着陆海军军乐队演奏的欧洲最新音乐，跳着方阵舞、华尔兹、波尔卡、玛祖卡或加洛普。对于那些还没有学会跳舞的人士，居住在东京的外国人便充当起了老师的角色。保守派评论家对参加交际舞的日本人皱起了眉头，他们警告称，在公共场合拥抱的男男女女很有可能滋生出荒淫行为。比如下面这篇当时媒体对交际舞的报道：一位美丽的女士将头靠在一位男士的肩膀上，漂亮的脸蛋朝着男士的耳朵。她袒露的胳膊环绕着男士的脖子，抖动的胸部贴着男士的胸膛，随着呼吸一起一伏。她的双腿与男士的双腿交织在一起，如同松树上的葡萄藤一般。男士强壮有力的右臂紧紧地环绕着女士娇小的后背；每移动一步，他便使女士更加紧密地贴在他身上。美丽女士光芒闪动的眼睛直直地盯着男士，但她目眩神迷，什么也看不清。音乐激起她的感情，但她听不见音乐声。她听到的是远处瀑布的回声，像在梦境中一般移动着舞步，她的身体紧依着男士的身体。当一个女人处于这种状态，哪里还有良家女子固有的矜持可言？ 很多日本人从道德的角度反对交际舞，但是，上流社会的成员却认为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社交本领。为提高跳舞技能，他们参加自1884年10月起于周日晚上在鹿鸣馆举办的练习课程。当时的一篇文章是这样报道的：上流社会的已婚妇女和年轻女性，从参议井上、参议大山和文部卿森有礼的妻子到下级官员的妻子，于该月27号晚上6点聚集在鹿鸣馆练习跳舞。这是为下月3号，也就是天皇生日当天举办的舞会做准备。女士们的舞技稳步提高、日渐娴熟，如果绅士们的舞蹈技能还不熟练，将非常不幸地无缘成为女士们的舞伴。因此，外务省、宫内省和其他机构的官员也开始上舞蹈课，对于他们是否可能在下月3号使舞技纯熟，坊间有很多流言蜚语。 除了展示他们昂贵的服饰和舞蹈技巧外，也许在鹿鸣馆跳舞的人大多都没有考虑其他方面，但是，井上希望通过这种同样的趣味与外国政要建立关系，来劝说他们相信日本学习欧洲文化已经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应对日本平等相待。他的最终目标是要取消治外法权，治外法权表明欧洲不相信日本的司法制度，也是外国人优于日本人的最明显的实例。鹿鸣馆这一交际场所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不平等条约的结束很值得怀疑。与日本人的期望背道而驰的是，对于日本人为证明其能够轻松自如地掌握像欧洲人那样行为举止所做出的努力，参加舞会的欧洲人不为所动。事实上，他们发现身穿昂贵外国服饰的日本男女看起来很有趣，甚至很滑稽。法国艺术家乔治·比哥（Georges Bigot）画了一幅漫画，描绘了一男一女站在镜子前。女子的头发盘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上面戴着一顶有羽毛的帽子；她的裙撑和阳伞是最能体现巴黎式优雅的地方。她的同伴留着小胡子，拿着高顶礼帽，但在优雅剪裁的外套下露出的那双腿却像火柴棍一般。镜中照出的男女竟是猴子脸。比哥开的这一残酷玩笑题为“行走在上流社会的先生和夫人”。这就是日本贵宾在鹿鸣馆给外国人留下的印象。皮埃尔·洛蒂于1886年7月抵达日本，应邀参加11月的天皇生日舞会，在其日记和小说《江户的舞会》（un bal à yeddo）中，他对鹿鸣馆舞会给他这个外国人留下的印象做了如下描述：11月中旬在东京举办的第一个欧式舞会简直就是一场猴戏。年轻女子身穿白色的平纹细布衣服，戴着长及肘部的手套，坐在椅子上，白如象牙的手指间夹着书籍，脸上强颜欢笑。现在，她们已经能够跟着歌剧音乐的旋律，或多或少地正确地跳波尔卡和华尔兹，尽管我们的旋律一定让她们的耳朵感到非常不舒服……这种粗鄙的模仿在到访的外国人看来一定有趣极了，但是，它揭示出日本这个民族毫无品位，完全缺乏民族自豪感。 洛蒂对几位女士的描绘显得宽宏大量些。外务卿的妻子井上武子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她陪着丈夫站在楼梯口，面露微笑，说着欢迎词，迎接宾客的到来。她从容自如、颇有教养，表明她曾陪同担任外交职务的丈夫出国访问，是有过此类经历的第一批日本女性。洛蒂反复提到他听到的一个传闻：井上武子以前曾是艺伎（只是猜测）。无论怎样，他说，按照巴黎的标准来看，武子的服饰基本及格，她的举止也没有瑕疵。在描述的结尾，洛蒂对武子所展现出来的从容自如大加赞赏，甚至她伸出手要和洛蒂握手时的样子简直就像美国女人一样。1885年，井上的养女末子芳龄二十，她也曾陪同井上前往欧洲。末子不仅容貌美丽，而且才华横溢，能使用英法两种语言来招待鹿鸣馆的外国宾客。井上有充分理由为妻子和女儿熟练运用外国礼仪感到骄傲。然而，与他所期望的截然不同，鹿鸣馆的宴会只是加深了人们的刻板印象：日本是一个“只会模仿的民族”，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只会借鉴和模仿中国或西洋的文化。这绝不是外国人第一次见日本人身穿洋服。早在很久以前，日本男性就意识到，如果他们坚持穿古雅的本土服饰，外国人就不会把他们当回事儿。日本女性（尤其是那些上流社会的女性）也喜欢穿着欧洲流行的服饰。但是，日本人不满足于将身穿洋服作为时髦的象征，他们还把自己装扮成了鹿鸣馆化装舞会的样子，并练习与这些服饰相称的礼仪，而这惹来了外国宾客的嘲笑。将鹿鸣馆文化推向顶点的事件，是两年后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在其官邸举办的化装舞会。四百多名贵族成员、政府高官、外国外交官偕夫人穿着奇装异服参加舞会。伊藤和妻子梅子装扮成威尼斯贵族，他们的女儿则化装成意大利农村姑娘。然而，将西洋文化——甚至是西洋文化的特例（如化装舞会）——纳入日本文化的主流之中，却是这一时期的中心事件。当时天真的日本人对西方抱有极大的热情，今日看来似乎会让人忍俊不禁。不过，近代作家对鹿鸣馆的昙花一现有着某种怀旧之情。在那个时期，有些日本人大胆摆脱过去上流社会的幽暗，走入一个灯火通明的、让人联想起拿破仑三世时期的巴黎的舞厅。井上馨劝诱外国人结束治外法权这一终极目标最后以失败告终。1887年，他辞去外务大臣一职。他曾一次次地认为修改条约已经近在咫尺，但一些外国列强的举措总是使他频频受挫。早在1882年，德国就表示，如果日本完全开放国门与外国通商并拥有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那么德国愿意在八到十年内完全放弃治外法权。美国早已同意废除治外法权和对关税的控制，但前提是其他国家也这么做。德国和美国都愿意就司法管辖权做出让步，以换取通商的有利条件。即使是英国——治外法权最坚定不移的拥护者——也显露出有可能做出让步的迹象。1884年8月，巴夏礼的接任者弗朗西斯·普伦凯特（Francis Plunkett）向井上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声称永久维持治外法权并非英国的用意所在，只要日本政府完善民法、商法和诉讼法并对此类法律进行翻译，那么英国将放弃治外法权。1886年，英国贸易委员会表示将会关注此事，避免英国拒绝同意日本就治外法权提出的要求会损害到英日之间的贸易往来。然而，释放出的这些积极信号未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日本的外国人坚信，一旦他们听凭日本司法的处置，就会被无故逮捕，并遭受东方的严刑拷打，因此拒绝改变。日本人继续争取结束治外法权，直到1899年8月4日才最终结束这一体制，而完全恢复关税自主权要到1911年。但正如一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毫无疑问，日本人急于恢复关税自主权；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结束外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及其对日本作为主权国家的践踏，这一愿望是日本反对幕末签订条约的主要推动力。日本人打算将全面恢复关税自主权推迟到1911年，以换取外国列强在1894—1898年间放弃治外法权，这并非偶然。 1885年，鹿鸣馆的影响力和魅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同于曾在鹿鸣馆举办的璀璨夺目的宴会，这一年成为日本文化史中难以忘怀的一年，涌现了很多文学和评论作品，包括坪内逍遥的《小说精髓》、东海散士的《佳人奇遇》，以及布尔沃·李顿的小说《凯奈宁·齐林莱》（Kenelm Chillingly）的出色翻译。然而，在明治看来，1885年（和1884年一样）是令人沮丧的一年，在这一年，他发现自己难以将精力集中在朝政大事上。尽管据说在随后的几年，明治每天在书桌前工作很长时间，但此时他每天仅在办公室工作两个小时——从上午十点到中午。除此之外，他大部分时间是与侍从长和其他随员闲聊宫中事务，即使众卿和参议想要商议政事，也只能徒劳地等待着天皇的接见。甚至是既深得天皇信任又肩负宫廷事务重责的伊藤博文，在有要事奏报的时候，也无法觐见天皇。他再次感到心烦失望，又有了辞去宫内卿一职的打算。在写给三条实美的书信中，伊藤表示担心明治“聪明睿智之德质遂归于空名”。“今遭遇千古未曾有之变迁，应成就中兴之鸿业，垂万世以遗训。如无为而消光，则上不能对历代之祖宗，下难面万世之皇孙。”天皇将国家大事交由大臣和少数官员决定，很少详细地审阅向他提交的内阁会议的奏折。即使当他极其罕见地批阅奏折时，也从不发问。伊藤很想知道，天皇虽然天资聪颖，但仅靠这种方式是否就能全面掌握当时极为复杂的国家大事。天皇的心腹——侍从长德大寺实则和儒学侍讲元田永孚——都是值得敬重的人士，但他们却对世界局势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某个具体政策对日本是有利还是不利。此外，他们并非当选官员，因此无需就其行为向任何人负责。伊藤警告，“今日形势之艰难危急，古今东西史上未有其类。若误方向、失处置，国家之存亡间不容发。”目前尚不清楚伊藤是否真的向三条寄送了这封书信，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明治对国家大事如此漠不关心。也许主要是因为厌烦。在伊藤看来极其重要的事情，也许激不起天皇的兴趣。参加鹿鸣馆的舞会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好处，当然，那样一来又有失天皇的身份。造成天皇低落的另一个原因也许在于其健康状况。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上一年天皇以生病为由，常常缺席内阁会议；而这一年，他又一次次地遭受感冒、发烧之苦。4月，他将前往福冈观摩一场由驻守广岛、熊本的军队联合参加的大型军事演习，并将在返程途中巡幸山口县、广岛县和冈山县。然而，疾病使他无法出席军事演习，巡幸也被推迟。毫无疑问，无法出席能带来极大乐趣的军事演习，肯定会让天皇感到非常失落。不安排巡幸可能会让天皇松了一口气，不过，这三个县的百姓感到失落，于是天皇承诺将在该月月末进行巡幸。或许恶劣天气，尤其是给房屋和庄稼造成巨大损失的暴雨和大风是造成天皇情绪低落的另一个原因。天皇命令提交有关庄稼损失（而非其他事宜）的奏折。奏报的消息让人感到很沮丧。预计茶叶收成只有往年的一半，小麦只有平常的四成。人们回忆说，这距离1833年到1836年的大饥荒也不过五十年时间，并且忐忑不安地揣测这是否会再次演变成一场大饥荒。在春末夏初的时节，暴雨连连，河流漫过了堤岸，引发了洪水，造成大量房屋受损。唯一幸存的儿子——嘉仁亲王——可能让天皇感到欣慰，但亲王居住在其外曾祖父中山忠能的宅邸，明治很少见到他。既然亲王已到了七岁（根据日本的算法），其教育和健康便成了天皇记挂的事情。3月，天皇决定从今以后接亲王到宫中生活。两年前，文部卿福冈孝弟曾提议在宫中建造一所幼儿园，对亲王进行教育。天皇仔细地考虑了这个提议，但由于这与按照传统向王位继承人提供教育的方式背道而驰，天皇十分谨慎地采取措施以实施该提议。于是，朝廷在青山御所建造了幼儿园，并挑选了和嘉仁同龄的男孩作为同学。不过由于嘉仁亲王身体羸弱，该方案无法实施。尽管如此，天皇仍开始着手处理亲王的教育问题，并令年迈的侍讲元田永孚制定课程和学习方案。令人惊讶的是，元田所制定的不是循规蹈矩的方案。他建议：教师应不受宫中规则的束缚，即使亲王在玩耍时也应不拘礼节地给予引导；应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为亲王设置教育节奏，而不是按照时间表；每天早上利用两个小时对亲王进行阅读、写作、算术和道德方面的教育，每天下午运动两小时；每隔一天让亲王练习唱歌半小时。该方案于1885年3月实施，但亲王的健康状况仍不明朗。6月，亲王获准返回中山忠能的宅邸看望外曾祖父。当晚，回到宫中后，亲王突然生病，发起了高烧，并伴有抽搐。一个月后亲王身体才恢复。也许这是一种心身疾病，是由于他不愿离开恋恋不舍的、充满温情的中山宅邸而前往庄严肃穆的皇宫。9月，天皇打破让皇室子女接受私人教育的传统，决定让嘉仁亲王来年进入学习院学习。天皇责令元田和其他各类官员为亲王制定教育课程，并在皇族和高级贵族中挑选十五到二十名男孩作为亲王的玩伴。在该年的晚些时候，天皇命令推崇西洋学说的学者西村茂树负责亲王的教育，反映出他确信宫中沿用多年的旧式教育方法不再行得通。他希望西村向未来的天皇提供适应现代潮流的教育。7月26日，天皇如约动身，开始巡幸山口县、广岛县和冈山县。这大概是他最乏味、最无趣的一次行程，主要是因为天气极其炎热。一路上，民众因为目睹了天皇的龙颜喜极而泣，但天皇自己却感到筋疲力尽。尽管他像往常一样为忍受旅途中的艰难跋涉做好了准备，但这一次炽热的高温让他也吃不消。当皇室一行人抵达严岛时，天皇派一名侍从代他参拜神社；在到达闲谷学校附近时，他派遣侍从长进行视察。闲谷学校是池田光政于1668年兴建的儒家书塾，是明治平常最喜欢参观的一类地方。尽管高温炎热，天皇还是被迫会见了当地政要，考察了当地的生产情况，但他应该没有什么兴致。天皇的行船于8月12日返回横滨，船上和岸上的民众纷纷行礼致敬。此次巡幸仅持续了十八天，但天皇每一天都是早上四五点就起床，直到深夜才睡。由于天气异常炎热，此次旅途无论是在陆地还是在海上都苦不堪言。巡幸虽然让臣民感到欢欣雀跃，但天皇甚至一天都无法休息。回到东京后，天皇恢复了日常作息。卡拉卡瓦国王向天皇赠送了自画像，以示友谊和尊重。教皇利奥十三世（Pope Leo ⅩⅢ）致函，向天皇慷慨对待基督教传教士表达了谢意，并请求在日本和梵蒂冈之间建立关系——诸如梵蒂冈与欧美大国的统治者所缔结的类似关系。经商议后，天皇准许会见教皇的使节。在会见中，他向使节保证让基督教徒享有和日本人一样的保护。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UmbertoΙ）请求天皇赠送几只日本鹿，随后便收到天皇赠与的一对鹿。在收到西班牙阿方索十二世逝世的消息时，朝廷哀悼了二十一天。在1885年，天皇最满意的方面大概是外交关系。2月，朝鲜高宗就1884年12月发生的事件（多名日本人在这次事件中被杀）做出正式赔礼道歉，于是，这一年就以充满希望的方式开了头。同月，曾被驻派朝鲜的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和海军少将子爵桦山资纪向朝廷提交了一份文书，将日本采用欧美的行政、教育、法律和军事体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稳步成就与清朝顽固坚持的腐朽方式进行了对比。这两个国家正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行，由此使清朝产生了嫉妒和猜疑。高岛和桦山回顾了近年来中日两国之间的冲突（侵略台湾、吞并琉球、江华岛事件等），尤其是1884年的事件。当时清军袭击了在朝鲜的日本军队，造成伤亡。他们敦促“今断然决意速扫妖云，荡尽祸气，否则两国之间难测生不虞之变”。他们确信，现在是增强国家实力、提高皇室声望的难得机会。朝廷对此做出的回应是派遣伊藤博文作为全权大使前往清朝，处理清日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伊藤肩负着签署一份防止清朝进一步干涉朝鲜的条约的任务。日本驻清特命全权公使榎本武扬接到秘密指示，要求其请求哈里·巴夏礼爵士（虽然此人长久以来都是日本的痛苦之源，但现在是英国驻北京公使，有可能成为日本人的朋友）从中斡旋，以探明李鸿章的意图。如果李鸿章拒绝就朝鲜问题与日本达成协议，那么日本政府准备要求赔偿。日本政府向伊藤颁发了将要呈交给清朝皇帝的国书，并做出指示，告知政府的意愿是维护两国之间的和平，但前提是清朝答应两个条件：（1）严惩命令军队参与12月6日事件的军官；（2）清军必须撤离汉城。如果清朝接受上述条款，日本也准备在同一时间撤离驻扎在汉城的保卫日本公使馆的军队；但是，如果清朝拒绝签署该协议，日本将被迫采取行动以捍卫国家利益。在此情况下，清日之间早晚必有冲突，责任全在清朝。2月28日，伊藤一行人乘船驶往清朝。天皇完全相信伊藤有能力达成和平解决方案，然而，日本民众已经产生了反对清朝的情绪，并发出了征服清朝的呼声。这种气氛让人联想起了民众怂恿入侵朝鲜的那一时期，对此，太政大臣三条向各部领导等达官政要发送内谕，强调天皇维护和平的意愿，令其安抚民心，防止出现骚乱。3月14日，伊藤抵达天津。清朝希望他立刻与全权代表李鸿章进行谈判，但伊藤认为先前往北京觐见清朝皇帝、递交国书才是适宜之举。他还希望在北京进行谈判，但清朝的大臣们以皇帝尚且年幼为由拒绝，力劝伊藤在天津与李鸿章谈判。伊藤一行人于4月2日回到天津。他与李鸿章之间的谈判进行得很艰难，不过，4月15日最终达成了协议。双方签署了规定两国从朝鲜撤兵的条约。参与12月6日事件的清军指挥官将不受惩罚，但清朝将对伤害日本人的罪行进行调查，并将对实施了此类罪行的清兵给予相应惩罚。伊藤接受对其最初要求进行的这一修改，称“（天皇）顾虑东洋之大局，体察重和好之旨，允诺此事”。伊藤回到东京后，天皇向他表示了诚挚的感谢。第二天，天皇传话给三条，询问是否可以向伊藤授予与大久保利通在北京成功解决台湾问题后所获得的相同的奖赏（一万日元），以及是否可以官至一品或者享受年度薪俸。一些朝廷官员认为理应向伊藤授予侯爵封号。三条建议向伊藤奖励一万日元外加一套金杯；可是，根据之后的几个月的记录，伊藤获得的物质奖励是天皇赠送的一匹马。7月7日，天皇和二十多名贵族成员及高层官员拜访了伊藤的宅邸，作为皇室赞许的象征。毫无疑问，天皇非常尊敬伊藤，不过他并不像伊藤那样对西洋文化怀有无限热情。9月，天皇恢复了在星期五与亲王、参议以及高级政府官员、军官共进午餐的习惯，也许表示天皇要摒弃对朝政漠不关心的态度。11月，宫内卿伊藤提议，鉴于交际耗费掉天皇大量的时间，与日本人和外国人共同进餐，以及出席宴会和舞会将被限制在赏菊或赏樱期间进行。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另一名政治家开始成为高层政界中的显要人物，他就是黑田清隆。1883年2月，黑田辞去少将一职，并请求前往中国。他的主要目的是在清朝推销北海道的产品。井上馨拒绝了这一请求，说鉴于清日两国关系紧张，目前并非派遣政府高级官员访问清朝的理想时机。1885年2月，黑田再次请求前往清朝，这一次是为了观察中法两国之间的战争。他觐见了天皇，天皇表示同意，因为清朝是日本最重要的邻邦。天皇要求黑田提交关于中法战争的报告。尽管这是一次非官方的旅行，天皇仍向黑田提供了四千日元的经费。就在伊藤抵达天津的同一天，黑田首先抵达了香港，并从香港前往新加坡。他本打算往南方走，但4月16日得知清朝和日本在天津签署条约后，他决定往北前往北京，不久后，他就在北京与日本公使榎本武扬开怀痛饮。9月5日返回日本。这一年，三条考虑让黑田担任右大臣，以便填补因岩仓逝世而留下的职位空缺。他征求伊藤的意见。伊藤回答道，没有人比黑田更适合这个职位，并承诺将竭尽所能给予协助。黑田有意接受这一委任，但当三条向天皇奏明时，得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答复：右大臣一职责任重大，必须要由德识名望皆备的人担任，黑田很难说适合。天皇颇有深意地补充说，如果黑田担任这一职务，他将很快发现实权掌握在伊藤的手里，很可能会愤懑不平。随后，三条提议让伊藤担任右大臣，但伊藤意识到如果接受，那就是在巩固太政官制这一腐朽的官僚制度，从而失去了废除它的机会。伊藤拒绝，并坚持任命黑田担任右大臣。他们将此事再次禀报天皇，天皇询问是否所有的参议都同意任命黑田。事实上，天皇敬重的一位人士——参议佐佐木高行——并未参与定夺。佐佐木私下里反对黑田，批评黑田目无法纪，有很多不好的传闻，尤其是他还酗酒。三条大概是通过威胁罢免佐佐木的参议一职才最终说服他不要提出反对意见。大概是因为在北海道有功，黑田才被提名为右大臣，但是，让现今的读者摸不着头脑的是，为什么一个严重涉及1881年北海道开拓使出售官产丑闻的人能够被提名担任政府第三高的职位？此外，黑田的个人生活也绝不是无可非议。他是明治时期政界中有名的酒鬼，有时候因喝酒太多而无法处理复杂的问题。酗酒经常导致他脾气暴躁。他的妻子于1878年“神秘”离世。三条告知黑田他获得了参议的一致支持，但令他再次惊讶的是黑田拒绝，表示自己不配担任连西乡隆盛或大久保利通都未曾获得的职位。他还提到，自己不愿成为伊藤的上级。无论这些是否是真实感受，但他很可能已经听说了天皇和佐佐木的反对，并且还意识到了三条和伊藤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才会支持他。就这样，黑田暂时从公众视野中淡出。尽管一直有谣言说是他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但11月11日，天皇亲临黑田的宅邸，让黑田感到非常宽慰。三条实美建议天皇任命黑田清隆担任右大臣，其目的是为了在政府中维持长州藩势力（以伊藤为代表）和萨摩藩势力（黑田是萨摩藩人）的平衡。他还希望巩固太政官制。三条怀疑伊藤正在计划重组政府，创建一个由伊藤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内阁。伊藤意识到三条有多么不愿意放弃其职位，于是决定假装迎合他，并支持他推荐黑田的提议。与此同时，伊藤变革政体的计划渐趋成熟。废止太政官制有利于创建一个由总理大臣领导的内阁，那不仅是一次在行政层面进行的变革，还将标志着有名无实的贵族统治的终结，而士族成员取而代之居于领导地位。可以理解的是，三条对即将失势感到惊愕沮丧，然而，当天皇下令仔细研究如何重组政府时，他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12月22日，三条觐见天皇，主张改革政府，并请求罢免自己的职务。天皇恩准，同一天，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参议和各个机构的长官等职务被废止，由议会内阁所取代。议会内阁由总理大臣以及九个分支机构的长官组成。伊藤博文被任命为总理大臣，井上馨担任外务大臣，山县有朋担任内务大臣。内阁成员的挑选工作按照伊藤的建议进行。起初，天皇不同意任命森有礼担任文部大臣，因为森有礼可能偏向基督教，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伊藤毫不让步。他向天皇保证，在他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期间，不会发生破坏和平安宁的事情。已经将组建内阁的事情交由伊藤负责的天皇决定暂时允许其自主行事，自己则静观其变。此刻，伊藤已经获得了最高职务，地位仅次于天皇。鹿鸣馆的精神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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