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生态学

传媒生态学主要关注的内容为：①媒介本身。研究媒介技术、传播技巧、媒介符号系统等，探究媒介本身的历史和未来，解释媒介本身的生存状态、媒介发展进化的规律。②媒介作为环境与人的关系。包括媒介对人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影响以及人类与媒介的互动。③媒介作为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包括媒介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对媒介的影响。 

传媒生态学起源于北美，加拿大学者H.A.英尼斯被认为是传媒生态学的早期奠基者，其代表作有《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等。20世纪70年代，传播生态学成为描述专业学术研究领域的概念。1970年，美国学者N.波兹曼[注]在《革新的英语课程》中将传媒生态学定义为“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同年，纽约大学传媒生态学博士点创建。1998年9月4日，媒介环境学会（MEA）正式成立，2003年该学会加入国际传播学会（ICA）。

西方传媒生态学作为媒介研究的新兴领域吸引了大批学者从事该领域的研究，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如波兹曼的“媒介批判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D.L.阿什德[注]的《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M.波斯特[注]的《第二媒介时代》、M.卡斯特[注]的《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三部曲——《网络社会的崛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的终结》等。

20世纪末，中国学界一方面致力于西方传媒生态学著作的翻译，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对传媒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并致力于本土化的传媒生态学理论体系建设。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2004）是中国大陆最早系统介绍传媒生态学的专著，对于中国传媒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作了初步的探索。作者认为，大众传播生态学主要研究大众传播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将传播学与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的交叉领域。邵培仁等在《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2008）一书中提出“建立起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告别西方研究范式的绿色媒介生态理论体系”的目标和任务，提炼出一整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研究传统和研究范畴的、具有中国特色和自身特点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

传媒生态学研究在中国深入开展的过程中，对于传媒生态学的认知出现分歧，具体为：①对“media ecology”的中文翻译出现分歧。何道宽、林文刚、李明伟等学者认为应该译为“媒介环境学”；以邵培仁为代表的学者坚持使用最早的译法“媒介生态学”。②对传媒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的认知出现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源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媒介环境学）和国内的“媒介生态学”有不同的研究对象。前者是把媒介当作环境来研究，而后者研究焦点指向媒体经营管理以及媒介间的生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大量以传媒生态学或者媒介环境学为研究对象或者理论视角的学术论文。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