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究士阶层的崛起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动荡和变革交织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中在社会方面比较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士阶层的崛起。

大量出身低微却怀有一技之长的士人纷纷进入仕途，参与国家政事，冲破了贵族阶层对政治的垄断，为当时的政治活动提供了新鲜血液，为官僚政治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人才条件，这是韩非子重视治吏的重要背景。

下面，本文将首先介绍士的构成与分化情况，接着介绍导致士阶层能够崛起的主要因素，最后分析士阶层崛起对当时政治产生的影响。

一、士的变化伊始

士在春秋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由贵族阶级的一个等级转变为独立的社会阶层。这种变化主要是由当时社会阶层的流动引起，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由于士阶层处于贵族和庶人之间，导致士的人数大增。

在西周时期，士本属于贵族阶层中最低的一个等级。当时的士作为贵族的支庶，对宗族长有很强的依附性，进入春秋时代以来，随着剧烈的社会大变动，士从氏族血缘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成为社会上的一种独立的细胞。

士的成分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一部分是随着宗法制衰落而败落的卿大夫的子孙，和下层贵族中的士，另一部分是因学术下移、私学兴盛而产生的士。

伴随着西周王朝崩溃而来的社会剧变，导致原先专门从事文化工作的贵族失去了生存条件而不得不转到社会下层，从而把原来贵族独揽的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旧局面，使得一些平民也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造就了私学兴盛的局面。

私学兴盛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培养了大批来自社会底层的才智之士。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社会上就构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士人群体，即所谓的“士阶层”。士也由原来贵族等级中的最低一级转变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

他们在列国间来回奔走，凭借自己的技能游说诸侯，寻找适合施展自己才华的政治平台，在当时春秋战国舞台上纵横捭阖。

士阶层的崛起，除了因社会大变迁而引发的社会流动有关外，还与当时诸侯间激烈的竞争局势有关。

日趋激烈的竞争使得各诸侯国对人才的需求量增加，为士阶层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春秋战国时期你死我活的争霸、兼并战争威迫下，各诸侯国都必须设法增强自身的实力，走富国强兵的道路，才能应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局势。

这就迫切地需要一大批能够出谋划策、治国安邦的人才，但是各国君主光靠那些贵族大臣已经不能满足对于人才的需求，必须开启求士之风。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意图有所作为的君主，如齐桓公、越王勾践、魏文侯、齐威王、燕昭王等都竞相招贤纳士，就连各国有权势的大臣也争相养士，以至于形成了一股以养士为荣的风气，战国四公子和秦相吕不韦都号称食客三千。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招贤养士、网罗人才成为当时各国君主和大臣的重要事务。这种对人才的巨大需求无疑是推动士阶层崛起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这种需求，就不可能造就士阶层的活跃。

士阶层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部春秋战国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士的历史。士在列国间来回奔走，在诸侯卿相之间左右穿梭，寻找适合他们的政治舞台。

士站在时代的前头，成为当时历史前进中最活跃的力量，推动着社会的改革与进步。103士阶层的崛起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士阶层对当时列国竞争的影响、士阶层对贵族政治瓦解的影响这两方面。

二、士阶层崛起的影响

一方面，士阶层的崛起对当时诸侯国的竞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士是当时参与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显得非常活跃。他们往往能引起列国政治舞台的变化，引起列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

在当时列国争霸争雄的时代大背景下，能不能争取到士的支持和帮助，已经成为影响各国兴衰存亡的重要因素。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魏国。

魏文侯在位时大力招揽人才，魏国聚集了一大批才智之士，诸如李悝、翟璜、乐羊、吴起、西门豹等人，魏国一跃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诸侯国。魏文侯之后，魏国不太重视人才，导致人才大量流失，像吴起、商鞅、范雎这些人，都是战国时的风云人物，而且曾经为魏国效力过，但最后都离魏国而去，人才流失导致魏国迅速衰落下去。

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效力》中对士在战国时的重要性曾这样评价：“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这评价可能有些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出士阶层对当时政局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士阶层的崛起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旧的世卿世禄制，促进了新的官僚制度的产生，加快了贵族政治的瓦解和官僚政治的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竞相重视人才，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限制世卿世禄制度，推行“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的用人方针，用官、爵、禄招徕人才，促使平民有机会参与政治。新兴的士人与君主多无宗法血缘关系，而是凭一己之力获取高位。

虽然一些杰出的士拥有很大的权力与威望，但他们不像近代欧洲早期的贵族、主教和资产阶级那样拥有独立的组织资源，他们只能作为个体去竞争来获取统治者的青睐。同时，士人与贵族间也处于对立的立场，所以往往成为君主用来制衡贵族势力的工具。

在这种背景下，原来由贵族垄断国家官职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出身底层的士能够担任卿相这样的高官，这些士人在入仕之前，大多生活贫寒，与一般平民无异，并无显赫的贵族身份。诸如战国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吴起、苏秦、张仪、蔺相如、李斯等人都是出身底层的士。

许倬云曾对《汉书·古今人物表》中列举的人物进行统计，以此来考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阶层的流动情况，发现在春秋时的516个人物中，出身低微者占26%，而在战国时197个人物中，出身低微者占55%，两倍于春秋时代。

这种“布衣卿相”的现象对世卿世禄制造成极大的冲击，加速了贵族政治的瓦解，并为官僚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思想文化背景

韩非子治吏思想的产生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对韩非子治吏思想有着重要影响。

这主要有两个背景，一个是随着学术下移和私学兴盛，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现象，诸子百家对当时的政治问题多有探讨，其中或多或少涉及到了治吏问题。

另一个是三晋地区浓厚的尚法文化传统，造就了晋法家这个法家群体，这对韩非子治吏思想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潮流中，各学派针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自身的价值取向，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学派间相互批判、辩论，同时又相互影响。

虽然这些学派的学说主张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但是存在一定的共同之处，就是他们的学说基本上都涉及谈论政治问题，都希望用自己的学说去补救时弊，去改造当时千疮百孔的社会。

诸子百家在探讨政治问题时，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治吏问题，而在当时比较具有影响力的学派是儒、墨、道、法四家。

儒家理想的社会状态是德治仁政成王道，而实现这一理想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君子这样的贤人来落实。君子是儒家经常使用的概念，实际上是儒家建构的一种理想性的人格类型，凝聚了儒家欣赏的诸多可贵品质。

在儒家看来，君子所拥有的高尚品质和社会政治的原则是一致的，因此具有这些特征正是一个为政者所必需的条件。儒家主张为政者须是德高望重、身体力行的君子，他们具有良好的道德表率作用，以自己的一举一动深刻影响着社会，“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显然，儒家是从道德角度来看待政治，将政治看作个人道德的扩大，将政治的过程看作上行下效的道德推演过程。

在儒家看来，如果为政者的道德品行高尚，就能以德服人，发挥道德感化力来影响社会大众，可以有助于政令的落实，如此上行下效，就能做到政通人和，秩序井然，“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鉴于君子在政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儒家在用人行政上主张“为政在人”的贤人政治，提倡“尚贤”，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来担任官职，以此来实现良好的治理效果，“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此外，由于儒家主要讲人性善，相信人的道德自觉，认为人可以自我约束，因此他们在治吏上主张以“德化”“礼教”为主。

一方面，儒家主张以官德来引导和教育官吏，认为各级官吏必须从德行上严以律己，克己为仁，以身体力行为民众做好表率；另一方面，儒家普遍认同“刑不上大夫”的理念，主张以礼治吏，用礼来约束和规范官吏的行为。

在儒家看来，只有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才能使官吏真正从内心对犯罪感到羞耻而安分守己。这既是儒家主张的治民之道，也是其治吏之道。

因此，在监督官吏的问题上，儒家更多的是将希望寄托于柔性的自律式约束，而不是强制性的他律式约束。这种监督理念注重人的道德内省与自制，其背后蕴含的逻辑是对官吏道德自觉的高度乐观。显然，儒家对官吏的看法过于理想化，没有充分注意到官吏滥用权力带来的危害。

与儒家一样，墨家也持尚贤的主张，批判旧的世卿世禄制度。墨子反对任人唯亲的做法，主张任人唯贤。统治者用人应该不分贫富、贵贱、远近、亲疏，只看他是否贤能，“贤者举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废之”。

面对当时各诸侯国普遍存在的贵族垄断政治的现象，墨子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一方面把一些尸位素餐、无德无能的官吏清除出官吏队伍，另一方面则从社会下层中选拔人才，担任官吏，让出身下层的人士有上升的机会，激发官吏队伍的活力。

和墨家相比，儒家虽然主张尚贤，但也主张亲亲、尊尊，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旧的的世卿世禄制，而墨家主张唯才是举，不分亲疏贵贱，墨家的尚贤主张显然更加激进。除了尚贤主张之外，墨家还比较重视对官吏进行监督和约束。

墨子提出“天鬼”的思想，试图以神秘性的力量来约束官吏，让官吏产生畏惧，而不敢胡作非为。如果官吏有任何不法行为，都逃脱不了无处不在的“天”、“鬼”的监督，从而将整个官僚集团都置于监察之下。

不过，由于春秋时期神本观念的明显衰落和人文思潮的广泛兴起，“天”、“鬼”的宗教神秘色彩在逐渐淡化。因此，墨家这种监督官吏的设想，其预期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参考文献：

[1]张有智.先秦三晋地区的社会与法家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张晋藩.中国监察法制史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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