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纪事：摔跤在吉林城的跌宕沉浮

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吉林城地处苦寒塞外，自古民风彪悍。早在《契丹国志》中就载有“三人渤海当一虎”的说法，用以夸赞来自松花江畔的勇士骁勇善战。及至清朝康熙初年，为抵御沙俄侵扰东北，调东海旗人建军寨屯驻吉林，尚武之风更是弥漫其间，以至于清代道光年间萨英额编撰《吉林外纪》时，虽肯定了吉林城居民“性直朴，习礼让，务农敦本”的风俗，却也同时强调风俗中不失“以国语、骑射为先，兵挽八力，枪有准头，骁勇闻天下”的尚武精神。

满族演布库（摔跤），取自《金启孮谈北京的满族》

自建城伊始，军人军属便成为吉林城的主体民众，军人固有的尚武精神得以自然弘扬。同时清代统治者也为尚武精神的确立和巩固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雍正二年，地方官吏为进行文化建设，曾奏请朝廷批准吉林地方建立文庙，设学校，令满汉子弟读书考试。此建议当即遭到雍正皇帝的驳斥：本朝之统一宇域，所恃者非虚文，而为实行与武略耳……岂不远胜于汉人之艺文蒙古之经典乎（《吉林市发展史略》）！为避免旗人汉化、沾习游惰，清代统治者甚至强令旗人“居官者，四品以下，率皆移居近城三、二十里内”（《吉林外纪》）。迁居城外的旗人除正常的农业生产和渔猎活动外，还被要求进行骑射、搏击训练——每年春秋两次，屯居旗人会集结在吉林城北面山下演武厅前校场上，进行集中操演。

另外，有清一代，凡关内遇有战事，吉林旗兵常奉调入关作战。冷兵器时代，作为一名合格的士兵，除骑射之外，近身格斗乃是必备的技能之一。在没有护具的时代，作为“渔猎生活休息时的一种娱乐”（《吉林市满族志》）的摔跤，逐渐超越了所谓“赛宴四事”（诈马、什榜、布库、教跳）的娱乐范畴，成为旗兵们最佳的实战训练方式。

在满语中，“孔武有力之人、武夫、摔跤常胜者”被叫做“布库”（《满族大辞典》）。后来，摔跤也被称作布库。满族人的布库与蒙古摔跤、汉族摔跤相比，有着比较鲜明的特色：双方徒手扭搏，臂力、脚力相辅而以脚力撩、掠、勾、扫优先，故而布库虽有掼跤的别称，但更多时候则突出“手是两扇门，全凭脚打人”，便常被叫做撩脚或撩跤。一般认为摔跤时身高力大占优势，一个别子或者一个架梁脚，气力到位，很快就会锁定战果。可摔跤这种近身搏击并非不给小个子机会，蹿蹦跳跃、闪转腾挪之际突然一个揣或者手别子，也会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妙用。于是乎摔跤成为广大旗兵共同喜爱的训练项目，得以在军屯、营房、市井广泛流传。

由于摔跤的竞技性极强，能观赏、可实用，历来倍受统治阶级重视。清代康熙年间，北京甚至成立了国家级的摔跤专业队伍“善扑营”，不断融汇蒙古族、汉族的摔跤技巧，将满族传统的布库提升档次。由于吉林城北设有内务府派驻机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使得清代的吉林城与北京联系密切，各种皇城根流行的事物，很快就能传到松花江畔。新式的摔跤方式和技巧也被以最快的方式传播到了吉林将军驻地吉林城，丰富着发展中的吉林城摔跤技艺。

由于摔跤兼具竞技性、观赏性，不仅旗人喜欢，后迁入的汉族、回族百姓也热衷参与。久而久之，在旗人主导的吉林城，士农工商，各阶层都对摔跤皆钟爱有加，私下切磋摔跤技艺的现象在民间愈发普遍，竟使得摔跤完成了由军事训练重新向市井生活的回归。在西关外船厂水师营附近的江畔树林中的开阔地，还形成了一直延续到解放后的“西关跤场”，成为喜好此道的人们切磋技艺的重要场所。

旗人社会素来认同恃勇争功，不屑科举升迁。尽管嘉庆五年，添设满合考试，文风丕振（《吉林外纪》），可无论是清代还是民国，在吉林拥有声望者仍以军人武将居多！即便晚清民国以来，吉林涌现出不少舞文弄墨的雅士，还营造了京剧第二故乡的文化氛围，可吉林旗人身上始终洋溢的风骨，仍如金启孮先生在《金启孮谈北京的满族》中总结的营房旗人那样：倔强、纯朴、勇武！即便时代长风让骑射逐步淡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可摔跤却始终在民间留存——成为吉林尚武民风的不灭香火。

从旗人的布库开始，吉林城的摔跤不断发展演化。在进入民国后，又有包括柔道在内的域外摔跤不断影响，可无论民间较量还是专业赛事，始终屹立不倒的还是由布库发展形成的中国式摔跤。

在连阔如先生所著《江湖丛谈》中提到：摔跤的功夫讲究欺拿象横、通天贯日、踢抽盘肘卧、抽辙闪拧空、蹦拱揣花倒、耙拿里刀勾二十八种秘诀，将这些法子练成了，才能使绊摔人。关于绊子又有枕头手花、挂踢、三倒腰等数十种名堂——天桥摔跤甚至是北京“江湖”一派。吉林城的摔跤技巧没有北京那么精致，却也在融会贯通、继承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以基本技巧为例，吉林摔跤中最常用二十九种招数：别子、勾子、坡脚、揣、入、披、崴、崩子、拿胳膊倒（dào）、搓、耙子、弹拧子、大得合、小得合（上述两种即北京的大、小得合落—dé-hé-lè）、脑切子、穿腿、掏腿、撕腿、搓腿、铁鞋耙、穿裆靠、磨腿、狼掏、里手豁、扒腰蹩、上步挤、搀管、搂子、里刀勾——有的直接就是北京摔跤的传统招数，有的则是经过实战改进的本地招数。这些招数的发展也让中国式摔跤脱去军事训练的影子，逐步成为具有自身体系特点的体育运动。

由于中国式摔跤有着纵贯民间和军旅的历史传统，使得其成为体育运动后在民间拥有极高的人气。特别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尊重、崇拜英雄的年代，摔跤跨越了年龄界限和劳动分工，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观看、参与摔跤更是市民之间一种特殊的休闲生活内容。据记载1960年时，吉林市已经形成了西关、东关、北极街、牛马行、江北、江南等多个跤场，其中西关跤场和江南跤场（设在江南公园内）最为活跃热闹。

《吉林市体育志》记载，解放后，作为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中国式摔跤在吉林市发展较快。特别是1960年到1972年，练习中国式摔跤者过万人，成为吉林市中国式摔跤的鼎盛时期。其中代表人物有金忠达、刘旭、刘国安等人，其中金忠达曾获得全国摔跤比赛冠军（当时是八一队运动员）。各大国企也有摔跤运动队，如吉林铁路局的李荃成，就曾代表吉林参加过铁路系统的高等级摔跤赛事。

不过正如一位吉林籍摔跤运动员所说，就体育比赛角度而言，吉林市的摔跤水平还是与北京、天津、沈阳有着较大的差距。只不过在当年业余摔跤爱好者基数巨大，比赛成绩的好坏并未影响摔跤运动在吉林市的活跃——对于他们而言，摔跤并非吃饭的本事，而是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的一种活动罢了。

曾几何时，吉林城的业余摔跤爱好者人数众多，各种传闻故事也多如牛毛。我童年时听到最多的是一个车老板儿摔日本人的故事。伪满时，德胜门外一家车行（马车运输公司）的车老板们，闲在时喜好在院子里摔跤。某一日切磋时，引来几个日本人围观。其中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自负擅长柔道，对中国摔跤颇有微词，车老板们很不服气，却又慑于日寇淫威没有爆发。这个日本人以为中国人怯懦，不敢比试，便更加嚣张起来。最后，终于激怒了一位车老板，要和这个日本人比试比试。第一回合，由于日本柔道和中国式摔跤规则不同，日本人玩起了“地躺功”，让以为取胜的车老板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吃了亏。双方各执己见，于是决定再摔一次。这次车老板根本不给日本人地躺的机会，双手一“叨”住日本人的胳膊，就是一通“抡人”。几个大马趴后，只把这日本人摔得白眼直翻，无奈告饶，悻悻离去。望着日本人远去的背影，这个车老板啐了一口唾沫：“二百斤麻袋我一天悠悠地不知装几车，没摔死你个百十来斤的，算你命大！”

这个车老板的话其实代表着吉林城摔跤的主流认知，即个子高矮不要紧，力气要大，动作要灵活。在吉林城的许多跤场上，力量练习甚至不亚于摔跤本身——双膀一晃千斤力，成为广大业余摔跤者的梦想目标。六、七十年代，吉林东关儿童公园是东关跤场的所在地，许多摔跤爱好者在这里锻炼技艺。其中扔石锁是比较常见的练劲儿方式，简单的动作外还有特殊的“花活儿”——单臂穿裆悠荡起石锁，撒手后屈臂用肘弯接住。在这些爱好者中有一个叫齐纯的年轻搬运工（当时俗称扛脚行的），能用双臂把一块几百斤重的断碑条石悠荡上肩头。每当此时，定然会引来众人围观。许多人鼓掌喊好之余，甚至把齐纯和评书演义里举过石狮子的李元霸相提并论。

在摔跤运动鼎盛的六、七十年代，切磋并非必须在跤场进行，比如当时的永昌胡同内房产维修处院内，因为比较开阔，且经常存有沙子堆，就成了一处摔跤场所。在吉林城，哪个人在某地摔出了名堂，信息会在坊间快速传播，最终引来其他城区里高手前来切磋，这在俗语中叫做“会会”。这种会会一点也不马虎，切磋时，双方都会穿上数层布料封在一起的短衫，系腰带，这种服装俗语中叫做“褡裢”。比试时，上身可抓、可拽、可抱，但是不能挥拳、不能掰关节、不能拽裤子。三点着地（两脚加一手一膝着地）为失败。这种比试讲究点到为止，一方喊“有了”即表示认输，另一方必须马上停手。

虽说摔跤是一项体育运动，但毕竟与打斗有关，所以善于摔跤的名人也会引来片区民警的关注。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天，永昌胡同一住户存放在院中的一大捆硬木方被盗。辖区民警刘洪秋勘察现场时，发现雪后地面只留有一个“墩”木方的印记（6、70厘米见方）。这捆木方是密度极高的硬木“日本柞”，重量不下百斤，从地上拢起，只墩一下就上肩扛走，这一带能有这种气力的人没有几个。另外能把6、70厘米见方这捆木方拢在肩头，这个小偷一定是个身高臂长的人。结合这个线索，刘警官没费力气，就找到了那个小偷。这个人竟也是个摔跤爱好者，平日里做人做事倒是很“仁义”，只是因为要结婚，没钱买木料打家具，一时起念才动了歪心。

江畔那些对摔跤恋恋不舍的人

吉林民风几经时光凌蚀，自新世纪以来较几十年前已然不可同日而语。承平日久，特别是近20年来，经济条件的大幅好转让，越来越“文明”的几茬独生子女大多不再钟情尚武，转而痴迷课业或文娱。其实自80年代以后，受武打影视作品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对观赏性更强的武术产生了兴趣，再后来，西方的拳击、韩国的跆拳道等搏击运动也通过电视进入吉林百姓的生活……一切新事物的不断涌现、叠加，让曾经风靡一时的传统摔跤从体育项目到民间活动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1997年9月，在吉林市交通宾馆成立了吉林市中国式摔跤协会，随后又举办过几届摔跤比赛，2000年时摔跤还被纳入市运会比赛项目，甚至出现了女子摔跤，但在吉林城兴盛数百年的摔跤已因后继乏人而尽显疲态。整个九十年代，吉林市摔跤队在国家级比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也只是1998年9月在沈阳亚洲体育节上由刘峻奇获得的一块铜牌（《吉林市体育志》）。

然而摔跤在吉林城存在得太久太久了，一个尊重传统的社会也不会因为时尚的转变而让传统彻底消亡。在为名利而动的物质社会，总有一群人会执意坚守：在吉林市临江门大桥下的江畔，吉林市摔跤协会的摔跤爱好者们埋下了书写着吉林城不灭尚武精神的“跤”石。尽管这 群人中年轻者不多，可习武之人的坚韧、浩然之气却毫不缺乏：他们还会定期聚会，定期切磋；他们还会关注国内外赛事，关注技战术的变革；他们还会向喜欢摔跤的人介绍经验、传授心得——尽一切努力，唤起更多的人对摔跤运动的热爱！他们不相信，流行千百年的摔跤会悄无声息地在吉林城消亡！

对于许多传统事物而言，近三十年出生的人只不过是没有机会了解，谁又敢断言这些不知传统为何物的人在未来不会重新投入到传统的怀抱？潮起潮落，潮终未灭，当越来越多的男孩子缺乏阳刚之气的现象被全社会关注之时，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时代强音终在神州大地回响，摔跤这种体现尚武精神的传统运动也终于迎来复兴的希望——于是江畔跤场的这些摔跤人的坚守，已然成为一种守候希望的别样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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