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百科大全 2023-04-04 23:39:13

闲聊解放前“插杆”保护伞——经商办事必须“找人”习惯的形成

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近年来，因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滞后与南方，加之人口流出严重，萎缩型城市等新名词成为许多东北城市的标签。在这一过程中，在东北“办事”必须找熟人才能顺畅等不良口碑，更是不绝于耳。回顾历史，人们很容易发现，之所以一些“陋习”至今仍未禁绝，确有着深深的历史原因。今天谨就所熟悉的吉林往事，闲聊“找人”习惯的形成史。

图片取自《吉林市政府志》

今天的吉林市以清代吉林城为源头。在清代前期，整座城市虽有城镇风貌，但更像是一座由将军管理的大军营。在这座“军营”中，对国家负有兵役义务的旗人是百姓主体，民风世情中洋溢着森严的层级秩序和严明的纪律——尊重长官、服从命令的军营风气固化为民风底色。尽管“乾隆二十年明确规定，副都统（约等于现在的市长）出缺，由京师遣往或由别省调补”（《吉林市政府志》），但所有官长在任期间，长官意识大多会被本地下级和百姓尊重敬畏，外来长官也懂得上下相安，不会过多为难下属。后来，四品以下旗人迁出城市，散居在周边村屯，借旗田、俸饷的制度性保障，旗人生活虽不至于大富大贵，但只要知晓规矩、服从上级“大人”的训令，总还算是稳定。吉林城正是凭借“军营”这种风气占要，有清一代，官府始终牢牢掌控着城市治安，市井相对太平，也无民变发生。

清代中期开始，虽然本地旗人为解决开发过程中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对逃荒而来的流民是持欢迎态度的，但鉴于清廷对流民管治严苛，关内无地、少地流民（农业人口）极难在吉林安家落户。即便勉强在吉林城落脚，也面临随时“驱逐离境”，甚至“获刑治罪”的惩处。为此，陆续而来少量流民只得寻求强有力的长官“庇护、关照”。据记载，后世大名鼎鼎的船厂牛家，乾隆年间初到吉林城时，就是通过东莱门外侯家小店的店主，攀上了当时吉林副都统衙门的千总（类似今天警察派出所长）乞尔达的关系，获准在侯家小店房后安家落户（《吉林话旧》）。相对于吉林旗人，当年分批而来的流民数量不大，他们如细流般积聚吉林城，惶惶然只得循前人旧例，寻找靠山关照。积年累月，“找人关照才能安稳”逐渐在吉林城成为一种特殊的民风。

清朝中后期，经过长期的关内人口稀释，吉林城内旗人人口比例越来越小，但城市的管理权还是牢牢掌握在旗人官僚手中。在封禁政策解除后，大批“闯关东”流民蜂拥而来，不过这些人到东北只为谋生致富，许多人甚至仍怀有“发财后衣锦还乡，买房置地”的想法，在吉林城的生活只求太平安稳。尤其是在吉林城从事工商业经营，由于财富过程、结果为人艳羡，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纷纷入乡随俗，寻求官家照应。

这种谋求官家照应的习惯在民间叫做找“插杆”。清代中后期，虽然流民落户已没有限制，但谋求官家照应的民风已然形成，特别是在工商业中蔚然成风。中华传统文明是一种典型的农耕文明，重农抑商历来为各时代统治者施政之本，士农工商，也以商人为末位。在陌生之地经商的商人亟需官府认可以获得安全感，有限的社会资源也让商人明白，官府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主导。由于法制落后，权力寻租现象普遍，加之人品较差之辈滥用权力的推波助澜，使得在等级社会中，攀附官家，获得更多分配社会财富的商机，成为商业文化中的一个既鲜明又讳言的特点。

旧时店铺林立的吉林城西大街

其实在清代，吉林地方政府对工商业者的态度还是比较宽容的。为了维持城市运转和旗民生计，当时的商人并不受封禁政策管控。乾隆十五年颁行的《检查流民归还令》中就言明：“商贾等匠、佣工等人，为满洲所需，原不在禁绝之内”。不过，清代中前期，吉林城城市规模很小，人口较少，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社会需求有限，这使得传统商业发展缓慢。缓慢却不代表缺乏商机，在当时的吉林城，以采参为主的药材生意，以毛皮、烟麻交易为主的土特产贸易，都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不过这些商机均由官方把控，没有官府关照，极难获得批准从事相关经营。

以山参交易为例。清代吉林盛产山参，每年产量较大，年交易额达到百万两白银规模，而吉林历史上的田赋最高不过每年白银5万两。为牢牢掌控山参资源及分配权限，乾隆十年（1745年）在吉林城成立了官参局控制的人参市场，由官方开出参票，刨夫出资领票，方可按票定量采参。每年采到的山参，除一部分作为贡品直接进入京城内务府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剩余，由官府定价统购，针对特许参商实施统销。吉林官参局售出的山参都有官府开具的凭证，以应对出山海关等关口时遇到的各种严厉盘查。由于山参交易利润巨大，且吉林的人参市场本来就是官方垄断下的余参市场，垄断资源，势必滋生各类腐败，若想从中获利，无论是刨夫还是参商，只有依靠强有力的靠山照应，才有参与的可能。

永衡电灯厂前身是晚清创办的宝华电灯厂，取自《吉林旧影》

在吉林城的历史上，由于工商业发展起步晚，在近代化过程中，由于掌控着各种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地方政府既是发展规划的制定者，也是常常是实施计划的执行者。吉林城内诸如工业、铁路、电灯厂（发电厂）等大项目，以及城墙、道路、水务等等市政项目，政府大多是投资主体。即便是民间资本主导的粮食加工、纺织印染等行业，政府也是采购大户。例如光绪七年（1881年）经清廷批准，吉林城筹建东北地区第一座近代工厂——吉林机器局。经过多次扩建后，吉林机器局占地面积29万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1．53万平方米，设有机器正厂、东厂、西厂、轧钢处、翻砂厂、熟铁厂、木工厂、锯木厂、拉火厂、电气厂、画图房等部门，在江对岸还设有火药局一处。机器局共有各类机器设备计275台，设备及材料大多来自欧美，由上海慎结洋行、顺起洋行、天津机器局代购，有些由清廷出使德国使臣代购（《吉林市发展史略》）。吉林机器局常年经费约白银10万两，在当年属于“挥金大户”，因而成为大批商贾贩夫眼中的财神爷。

官井子金矿作业现场，取自《吉林旧影》

进入民国后，森林、煤矿、黄金等自然资源开发成为吉林城经济发展的主力。由于当时相应的法律把各种自然资源划为国家控制，相关从业实体多会谋求官方背景，或者让官方直接参与。以民国早期吉林城第一大林业公司——松江林业公司为例。由于这家公司原本就是制材商人高启明拉拢吉林省地方央行——永衡官银钱号设立的永衡林业公司，在1914-1915年遭遇水灾后，为解决营业困境，高启明积极运作，获得了民国农商部设在吉林的东三省林务总局局长胡宗瀛的支持，广纳各地资金，重组永衡林业公司为松江林业公司。在留存下来的股东名单档案中，今人可以看到，这家公司除有农商部、永衡官银钱号的“官股”外，还有徐世昌、冯国璋、粱士诒、曹汝霖、陆宗舆等北洋政府要员参股，更有吉林省巡按使王揖堂、吉林督军孟恩远、吉林省财政厅长高翔、瞿方梅等地方头面人物加入。因此，这家林业公司在经营上一直顺风顺水，“财源广进”。这种营商风气也被觊觎中国资源的日本殖民资本学去：为规避民国法规对外资从事资源开采行业的限制，日本殖民资本与吉林地方官商勾结，以创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开展相关业务。如日商大仓喜八郎等人就拉吉林督军鲍贵卿家族下水，创办了兴林造纸公司，进而在获得采伐权等事宜上一路绿灯。

总之，自清代及至民国，在吉林城，或出于求财谋富的企图，或出于平安稳定的心念，寻求以官府为代表的权势阶层庇护、关照的方式可谓五花八门。于是乎借“人熟为宝”这种堂皇而温情的借口，在以血亲、乡党、同业等复杂社会关系维系起的人情社会，各种人情借利益润滑，让一切由此演绎出的事例即便不合规，也惯常被大众心理熟视无睹：接棒牛家成为首富的王百川，就是攀附了吉林县知事于芹的关系，当上了永衡官银钱号的经理；河南街上名声赫赫的独一处鞋店，能在吉林做大也是因为孙氏家族与奉系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尤其是烟赌毒之类“来钱快”的特殊生意，若没个强有力的插杆照应，反倒让世人觉得怪奇。许多手握权柄者更甘心为各业的熟识站台撑腰——吉林督军府参谋长熙洽，甚至为吉林城高级的妓院圈楼昇平书寓担当插杆……

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垄断资本大举入侵，把控了吉林城的经济命脉。在伪满时期，由于日本在东北各领域均执行严苛的管理，在所谓“统制经济”下，日伪当局贯彻“一行业一公司”制度，许多重要行业里官即是商，商就是官！在疯狂掠夺中国财富之时，日寇对中国民族工商业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打压——日伪政府刻意把中国人变成二等公民，即便有商业机会可供徇私，也会首选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