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带关系”，给民国督军张作相在吉林城的“德政”光彩带来瑕疵

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如何看待历史人物，这是个费思量的命题。由于主客观影响的多变性，终其一生，再完美的人也难免不做错事，再卑劣的人也不会没办一件好事。同时，因感受存在的差异，不同的人对不同的历史人物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认知。然而任何健康的社会，总不会缺失理性评判人物的标准，从发展的眼光看，只要于推动社会进步有益，即便有瑕疵，主流价值观左右下的后人，总会对历史人物给出积极的评判。一如今天所说的民国人物张作相，虽然是有过土匪经历的旧军阀，但由于他在任上做出了许多对城市发展、百姓民生有益的“德政”，即便主政时不乏瑕疵，最终还是获得了吉林城百姓认可和尊重。

张作相

1924年4月2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肱骨干将孙烈臣病逝。4月28日，张作霖的“把兄弟”张作相出任吉林省督军。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张作相在吉林担任省级最高长官近八年之久。在这期间，泥瓦匠出身的“绿林人士”张作相在吉林城的所为算是恪尽职守。尤其是在张作霖为筹军饷放开“烟（鸦片）禁”时，张作相管理的吉林省成为唯一拒不执行的省份。而在改旗易帜时，张作相严格执行张学良的命令，更维护了国家统一，避免了分裂……客观地说，虽然旧军阀的劣习尚有，张作相在吉林城这一方水土确实为百姓造福颇多，其中最为后世传颂的是他在维护国家利益、城市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树。

黄旗屯火车站，取自《吉林市房地产志》

张作相就任吉林督军之际，正是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加紧劫掠各种利益的时候。尤其是当时的日本侵略者，对吉林省的林矿资源、筑路权益垂涎三尺。张作相在任期间，基本能够在他的权责范围内坚持爱国原则，尤其是在自主修建吉海线铁路时，他顶住日方咄咄逼人的无理阻挠，克服了资金、原料、施工等重重困难，终于在1929年建成了平行于“南满铁路”的铁路新线，并实现了与奉海线铁路的联运，使得吉林城与奉天（沈阳）、北京等城市可通过自己的铁路密切相通，维护了国家利益。

吉林北山蓄水池，取自《吉林旧影》

民国时期的吉林城，城建非常落后。张作相就任之时，除商埠大马路和河南街外，城内道路年久失修，且路边的排水通道都是木制排水沟，一旦下雨，则脏水四溢，浊气冲天。为改变城市落后面貌，张作相将吉林城的木制排水沟全部更换为水泥下水道。同时，他还主持替换了一些旧有的木制路面，改为砂石路，使吉林城的市容市貌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另外，当时吉林城百姓日常生活用水多直接取自江中，卫生状况堪忧。1927年，张作相主持吉林省自筹资金，建水厂、铺管线，开工修建自来水工程。从此以后，吉林城开始有了洁净的自来水，百姓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原吉林大学主楼，取自《吉林旧影》

相比关内陆区，吉林城的文教事业起步很晚，不过自晚清开始，吉林地方政府就对发展现代教育格外支持，历任军政官员尤其看重“留洋学生”。民国时，尽管财政紧张，仍由省、县分两级拨出专款资助吉林籍学生赴国外留学。近代时期在国内颇有盛名的粱荫曾、孙绍康、胡体乾、莽龄魁等人，皆是考取公费助学金，得以在欧美日名校学成归国的。这也使得民国时期，吉林省公费留学生人数之多，位列全国前列。1927年开始，吉林省各界开始谋划成立吉林大学，只是苦于当时政府经费有限，兴建大学的计划一直没有成行。1929年，当时的吉林省政府委员会召开了第七次会议，专门讨论建立吉林大学的议案。在张作相的强力推动下，会议最终通过了成立吉林大学的议案。

吉林地方史前辈周克让先生曾撰文记载了为筹建吉林大学，督军张作相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当年，张作相选定西关八百垄作为校址，聘请当时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利用假期游历之际，设计了吉林大学的建筑蓝图，此即今天仍屹立在东北电力学院内的三座雄壮的石头楼（《吉林话旧》）。在学校聘请师资时，面对许多学者嫌弃吉林大学尚未建成、知名度小而不愿应聘的实际情况，张作相亲自登门，以礼、以诚邀请吉林省籍留学归国学者。在他的感召下，先后聘请榆树县籍留德学者李锡恩担任副校长（张作相当时兼任校长），聘请吉林籍留美经济学家胡体乾为法学院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聘请宾县籍留美法学家董其政为文法学院院长，聘请扶余籍留法数学家张翼军为理工学院院长，聘请伊通籍留日著名文学家穆木天为文学院教授……1928年，在校舍尚未竣工之时，吉林大学利用西关翠花胡同的临时校舍开始招生，吉林城由此有了自己的第一所大学。

民国时期的吉林省议会，取自《吉林旧影》

一系列被吉林人感恩的所谓“德政”，加之平易朴素的做派，让张作相在一众旧官吏中拥有了别样的光彩！然而在民国时期，政治腐败、法制不严是社会常态，作为旧时代的官僚，张作相在吉林任上的作为自然不乏历史和时代局限。比如1925年之后，奉系军阀在东北推行代议制，为争夺副议长一职，吉林城两个候选人林仙洲和程科甲之间就进行了赤裸裸的贿选。林仙洲包下了高级饭店“南味斋”和头等妓院“瀛仙书院”，专供参与投票的议员们享乐。而程科甲则在几个银号支持下，直接把钞票送到参与投票的议员手中。二人“殊死斗富”，一时间成为吉林百姓茶余饭后谈论的闹剧。而作为闹剧“裁判”的张作相，却做起静观鹬蚌相争的得利渔翁。

民国初年，也是官僚资本在吉林城大发横财的时候。当时在吉林开设的许多公司都会寻找有权势者作为靠山，或贿之以利，或者干脆以“好汉承”（干股）股东为诱饵，拉之“入伙”。作为吉林省最高长官，张作相身边的许多红人都参与了这种经营。比如隆华林业公司，就吸收张作相的外甥，时任卫队团长的冯占海为股东，旨在“公司办事方便，具有政治上的保护力”（《吉林市发展史略》）。当时吉林城各界对这种现象已然见怪不怪，毕竟这种“谋私”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风气”。可当其间夹杂了外国势力的时候，吉林人民还是勇于斗争的。据李维民回忆录记载，1928年，日本特务丰琦拉拢省议会副议长兼天图铁路局局长程科甲、省教育厅长刘芳圃、文光中学董事长杨策，阴谋开办“兴业土木公司”。由程、刘、杨三人负责疏通关系，妄图借机获取在吉林商埠区等地获取最大的商业利益。此事暴露后，即遭到吉林各界抵制，但民众请愿活动却遭到张作相的“弹压”，他命令冯占海率队进城，并向天空鸣枪，导致抵制活动以失败告终。

然而这一切并未使得张作相“有头脑、有涵养、有气节，待人谦和，平易近人，无不良嗜好”的忠厚长者形象受损。甚至当时现场指挥的冯占海团长，也因在熙洽投降日寇后，勇敢地打响吉林抗日第一枪，而成为吉林人民无限崇敬的民族英雄！反倒是随张作相抵达吉林的其他亲属，在市井间无法无天的做派，让张作相在民间的美誉夹杂了若隐若现的瑕疵。

张作相在吉林城官邸后花园中的鹤园，取自《吉林旧影》

自晚清开始，在主政吉林和把控要害的，多为奉籍（辽宁省）官员。由于中国旧有陋习作祟，这些手掌权柄者也带来大批来自故乡之人，其中有些人协助办理日常事务外，而更多的借裙带、乡党、袍泽之便，获得额外照应，在吉林城风生水起着从事工商百业。由于在吉林城的奉天省人越来越多，以至于吉林代省长王树翰(辽宁人)选巴尔虎门外桃源山下，号召旅吉奉天人集资建立了奉天会馆，并附设义园一处（《吉林市市区文物志》中记载为1926年，但这一年王树翰以眼疾辞官，故年代有待商榷）。而在解放前吉林城的七大会馆中，山西、三江、山东、五省同乡、直隶、湖广等六个会馆都是建立在清朝，只有奉天会馆建在民国，可见当时吉林奉天人之多。

作为旧官吏，张作相自然未能免俗。和他的前任及僚属相比，在吉林城，张作相疏于管理的借权借势者，多为他的亲族。除前述担任了卫队团长的冯占海将军声望较好外，张作相的亲族……成了无恶不作的“皇亲国舅”，他的流氓侄子被帮闲们称为“少帅”，几个叔叔被称为“老大人”、“四大人”，连绰号“小怪物”的叔伯姐夫也成了吉林一霸。这些人间败类，象竞赛一样争干坏事，放赌局，开烟馆，卖官鬻爵，包揽词讼。所有旧社会里最龌龊的勾当，在他们看来，都成了夸耀门楣的美事（李维民口述回忆录《地下烽火》，此作品后来被陈玙先生改编为大名鼎鼎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另外，九一八事变后，张作相以二夫人花福田名义存在吉林的大量钱财未被追回。

虽没有明确的记载谈及张作相在吉林任上是否清廉，或者像他的得力干将熙洽那样有什么不良癖好。但是在细究历史时，一些记载的只言片语中，还是能够管窥到许多人利用张作相的裙带关系，在吉林城作威作福，间接败坏着张作相的声誉。正是这些人的行径，给张作相的“德政”光彩带来瑕疵。

张作相

对人性善恶的判别有时颇显怪异，时常有“千善不抵一恶，千恶一善掩之”的现象发生。然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最理性的方式还是应着眼大局，以是否推动社会良性发展为标尺。

作为奉系旧官吏，张作相虽有瑕疵，但与张景惠等人相比，他在大是大非上，并未含糊——未做日寇走卒，未失国人气节，主政吉林期间所做有益于人民的“德政”更不止一件。因此，时光流逝近百年后，而今吉林百姓对张作相的评判也都是以肯定为主——瑕疵难掩光彩！至于瑕疵，较真儿者不如以太史公所言释怀：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