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阵图》辨伪综述

传晋卫夫人《笔阵图》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基本观点被历代书家反复征引和演绎。文中所言七种基本笔画的形象比喻，是后来“永字八法”之滥觞。特别是文中有关“筋骨”的精辟论述，对后世的书法审美观、书法批评及创作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围绕《笔阵图》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有关其年代、作者归属及文本内容的辨伪研究，持续多年，一直是书学界悬而未决的话题，或疑为王羲之所撰，或疑为六朝人伪托，或有“初唐说”，难以定论。

一、20世纪以前有关《笔阵图》的辨伪

最早对《笔阵图》提出异议的是孙过庭《书谱》：

代有笔阵图七行，中画执笔三手，图貌乖舛，点画湮讹。顷见南北流传，疑是右军所制。虽则未详真伪，尚可发启童蒙，既常俗所存，不籍编录。

做《笔阵图》考证，每个人都要引用孙过庭《书谱》里的这段材料。孙过庭仅“疑是右军所制”，并未言明具体作者，也未说出是卫夫人所作。《笔阵图》能进入孙过庭的视野，显然有极大的社会势力，“南北流传”甚广。孙过庭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人，他见过《笔阵图》，就说明《笔阵图》伪托是在这之前，不可能在这之后。可以肯定，初唐时执笔图还在，后遂亡佚，仅点画“七条笔阵出入斩斫图”赖附说文字之妙而幸存。①

若从史志著录上看，新旧《唐书》概未著录，可知唐以前的书目还未曾著录过，《宋志》及《玉海》引《国史志》虽有著录，但并不著撰人名氏。整篇收录《笔阵图》相关篇章的，主要是唐宋时三部书学丛辑《法书要录》、《墨池编》和《书苑菁华》，将《笔阵图》归于卫夫人名下者首见晚唐张彦远所辑《法书要录》卷一，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二亦明确谈卫夫人《笔阵图》笔法。其后宋朱长文《墨池编》将此文题作《书论》而系于右军名下。及陈思辑《书苑菁华》时，复以为卫夫人作。此后各家著录，都无异论。

从《法书要录序》中可知张彦远家学渊远。高祖、曾祖、祖父三代官至宰相，且均雅好书画，“金帛散施之外，悉购图书，古来名迹，存于箧笥”。彦远博学，乾符中官至大理寺卿，工书。自称“收藏鉴识，有一日之长。”

另外，从《书谱》里的“代有笔阵图七行，中画执笔三手”和“尚可发启童蒙”来看，《笔阵图》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发启童蒙”所用，不可能作为正规的教材使用，很可能是在“闾里塾师”（乡学、私塾）范围内流传的。

二、20世纪前半叶有关《笔阵图》的辨伪

20世纪前半叶，有关《笔阵图》的辨伪工作以30年代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和40年代末南社成员唐耕余的《〈笔阵图〉蜉化阶段及其内容》为代表。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从书的传授绪统辨伪，即从目录著录之有无来断定书之真伪。余氏《解题》卷九“伪托”中，首列《笔阵图》，认为“其为六朝人所伪托，殆无可疑。”②主张“六朝说”，把伪托时间提到了南朝。由于《笔阵图》南北流传非常广，时间上定有纵向延伸，余绍宋的“六朝说”不无道理。

继余绍宋之后，唐耕余对《笔阵图》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解读和考证。与余绍宋“大多只是辨真伪，不论及作伪时间”相比，唐耕余的研究可以说是对《笔阵图》进行“时代性的研究”的一次成功的尝试。他在写成于1948年6月的《〈笔阵图〉蜉化阶段及其内容》③一文，立主“唐代说”。从版本流传、以“阵”字论书的起始时间，推测《笔阵图》“非南朝所有”，“至其所编撰人姓氏或曰卫夫人，或曰王羲之，尽是后人所加”。其基本观点是：1.孙过庭幼时并未见过此篇，在作《书谱》时方始见到；2.当时见到的文字只有七行，且流传甚广；3.此篇为启蒙品；4.“阵”字本为“陈”字，作为“兵阵”之“阵”通行于梁陈，而以“兵阵”论书，始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因此，认为“此《笔阵图》为贞观十四年至垂拱三年合四十七年间好事者伪造”。进一步指出孙过庭所见《笔阵图》，“流传稍久，更有好事者之流，以训蒙之作似太简易，殊非右军所制。于是更取历来相传之论书名句，分隶于七行之中，其语句时代不一，南北殊异。”因此认为：今传卫夫人《笔阵图》是在唐代一步一步地繁衍构造出来的。

三、20世纪后半叶有关《笔阵图》的辨伪

20世纪后半叶，自50至70年代，关于《笔阵图》的辨伪工作几乎是个空白，直到80年代才有少数书家、学者对此有所关注，如王慎行《卫夫人及其〈笔阵图〉》④，刊于《书法研究》1984年第三期。该文沿袭旧说，“仍以卫夫人的著作论之”，未有新的见解。

中田勇次郎则认为“可能是初唐时期或更晚一些时候的产物”，他在1987年版的《中国书法理论史》一书中指出：“《卫夫人〈笔阵图〉》和《王羲之题〈笔阵图〉后》两篇著作都载于《法书要录》中，……从内容上看，这两篇文章都是传授书道的，其风格也不象是出自六朝人之手。……很可能是初唐时期或更晚一些时候的产物，……不过，其中也可能有些依据早期传统的记载，没必要一概当作后世的伪作而加以排斥。”⑤

90年代以来，在经过之前的一段沉寂期后，又有学者对此产生兴趣。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1990年7月版）一书并未对此做出考证，而是轻率地使用并得出结论，认为：“张彦远家传法书名画极多，自高祖起即精于收藏鉴赏，其《法书要录》所收之文大都有所本，故此文虽未必出于卫氏，很可能保留了卫夫人若干书论主张，且本文所表现的书论思想基本上与晋代的文艺、社会思潮相契合，因而我们还是将它作卫铄的作品来加以考察。”⑥

熊秉明也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2002年6月版）一书中指出：“唐初早有流传，而其中的议论可以代表南北朝时代人对书法的一些看法。”⑦主张《笔阵图》是南北朝时期的产物。

张天弓连续发表了《传羊欣〈笔阵图〉考》（1992年）⑧、《王羲之书学论著考辨》（1993年）⑨、《论〈笔阵图〉的作伪年代》（2001年）⑩等多篇针对《笔阵图》的考证文章，力求全面发掘梳理《笔阵图》的辨伪问题。虽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终不如意。比如，张先生主张“初唐说”，认为“孙过庭所见亦有两种可能，一是南朝人所为，二是初唐时所为，我认为后一种可能更大；因为这'七行’如果是笔法，那么也就是初唐开始流传'永’字八法，楷书笔法。”⑾张先生的问题症结就在这里，从文本内容上看，“七行”显然要早于“永字八法”，“七行”绝不可能是初唐的东西，一定是南朝人所作，最晚不过齐、梁，再晚就出来“永字八法”了。

张天弓《王羲之书学论著考辨》一文考其为“窜改旧传右军《笔势图》或《笔阵图》的伪作，而右军二文亦为唐人伪托之作。”⑿笔者以为，卫夫人《笔阵图》虽为历代书论家所聚讼，然该文早在唐张彦远《法书要录》中就已收录，后代著录中记载的内容也大抵相差无几，而唐人去晋不远，且晋唐二王一脉之书家的发展传承有序，故此文即便为唐人伪托之作，其间之观点也应比较接近晋代卫夫人、王羲之等人对于书法的认识。也不能因为《笔阵图》前后有唐人的东西，就把《笔阵图》放在唐代，毕竟其中还有六朝的。

张先生又主张“三段说”，认为《笔阵图》由三部分组成：一则开头至“一一从其消息而用之”，二则七条点画写法，三则“执笔有七种”以下。这种分法源于作者过分依赖版本、目录，显然有些粗糙，忽视了除“七行”之外的前后各部分内部的内容差异，导致一概而论的错误。张天弓对《笔阵图》的辨伪研究，主要靠目录和版本，并未真正注重“文本”。

实际上，单纯从目录、版本流传来判断其原貌及归属，是很危险的。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文本内容，在版本难于决疑的情况下，必须借重内容的考订。⒀可惜前述作者均轻忽之，遂不免有扼腕之憾。在这方面，丛文俊先生在《中国古代书法论著的文体、文学描写与书法研究》一文中，根据文本内容将《笔阵图》整体分成五层，各自独立。⒁从此也创造了依据文本内容进行文献辨伪的典型范例。

《笔阵图》前后文气不畅，肯定不是一时伪托，一般认为“七行”是最早的，其最晚不过齐梁时代，不会太晚，因为其所用的比喻后人是不具备的。张怀瓘在《玉堂禁经》中对点画的描述已经有很大的进步，非常具体，由此可见，“七行”肯定要早，很早。“七行”之外的内容，我认为很有可能是在“闾里塾师”大家讲课用时加的，你加一句，他加一句，时间不一定很晚。那么，孙过庭所见《笔阵图》的版本肯定不是海内统一的本子，因为那时的版本流传是靠抄写，抄本有多少误差都是可能的，因此只根据孙过庭所见“七行”来论证《笔阵图》的原貌也是不科学的。尤其是据“七行”来论证其余的内容都是孙过庭以后伪托的结论自然是不可靠的。表面上看好像是科学、严谨，实际上也是流于假设之中。书论不同于一般的文献，书论的早晚一定要把它放到其流传的时代当中去考察。如果《笔阵图》是很高一级的能够进入国学、太学当中作教材的话，就又当别论了。

如果我们从文本出发做进一步分析的话，会发现许多伪托的迹象和伪托时间所属。如第二自然段有“凡学书字，先学执笔……”，执笔高低自然与高桌高凳有关，东晋南朝没有高桌高凳，唐以后有高桌高凳，才有执笔高低一事；再有“初学先大书，不得从小”一句，显然说的是大字书写的问题，而隋唐以前人们日常所用和关心的是小楷，写大字必是隋唐之事，此地伪托露出了马脚。另，最后谈到六种用笔时，有“结构圆备如篆法”“耿介特立如鹤头”，其中“篆法”“鹤头”都说明问题，南朝人不讲“篆法”，应该是初唐时的，盛唐时就缺少这种古法了；初唐楷书里有“鹤头”，如欧体，盛唐时就没有“鹤头”了，可见，这六种用笔是初唐伪托的，等等。

综上，《笔阵图》自初唐孙过庭《书谱》提出质疑，至今已有一千多年，许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结论的不同与方法论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值得思考。

注释：

① 参阅丛文俊《中国古代书法论著的文体、文学描写与书法研究》，载《揭示古典的真实——丛文俊书学、学术研究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第314页。

② 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3月，第570页。

③ 唐耕余《〈笔阵图〉蜉化阶段及其内容》，载《书法丛刊》2000年第4期，75—87页。

④ 王慎行《卫夫人及其〈笔阵图〉》，载《书法研究》1984年第3期，48—53页。

⑤ 中田勇次郎《中国书法理论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20—21页。

⑥ 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黄山书社，1990年7月，第38页。

⑦ 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第6页。

⑧ 张天弓《传羊欣〈笔阵图〉考》，载《书法报》1992年9月9日。

⑨ 张天弓《王羲之书学论著考辨》，中国书法家协会《全国第四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3年11月，第41页。

⑩ 张天弓《论〈笔阵图〉的作伪年代》，载《书法丛刊》2001年第3期。

⑾ 张天弓《略论先唐书学文献》，载《中国书法》2000年第12期。

⑿ 参阅张天弓《王羲之书学论著考辨》，中国书法家协会《全国第四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3年11月，第41页。

⒀ 参阅丛文俊《王僧虔〈论书〉考》，载《揭示古典的真实——丛文俊书学、学术研究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第289页。

⒁ 第一层，序的部分，述著述原委；第二层，述笔墨纸砚的制作和选择；第三层，述执笔、用笔和鉴赏；第四层，述七条笔阵；第五层，余说，述心、手关系与意前笔后的原则，兼取六种用笔法。

（注：此文发表在《书法》2010年第7期5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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