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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庄行暴动”中初露锋芒
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中央指示共产党员迅速分散隐蔽，并把许多力量转移到市郊农村去。一年前刚入党的刘晓奉命进入奉贤县开辟农村工作。两年后，中共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奉贤县委，并任命刘晓任书记。那年，他才20岁。
1928年秋收后，热情奔放的刘晓决定在庄行发动一次武装暴动。一个细雨迷蒙的下午，刘晓从奉贤赶到上海同孚路和长浜路交汇处的一家烟纸店，向江苏省委淞浦特委负责人陈云汇报情况。见了面，刘晓就迫切地要求上级同意实施暴动计划。陈云知道，一年来，刘晓为了接近群众，启发他们的觉悟，深入海边的盐民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作，硬生生地将自己曝晒成了一个“小黑皮”，取得了盐民们的信任。在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下，奉贤的党组织发展得较快，群众的革命热情也空前地高涨。急于求成的刘晓在四团镇搞了一次农民暴动。原因是那里有个民愤很大、专与农会作对的恶霸地主。刘晓以为只要把这个地主镇压掉，农会就会得到发展。结果，他们打掉了地主，敌人马上派兵镇压，有的党员被捕，有的被迫出走。如今又要在庄行搞暴动，作为特委主要负责人的陈云不得不慎重考虑。在分析了利弊得失后，陈云觉得暴动虽有风险，但为了破除“白色恐怖”的肃杀气，打击一下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让群众看到党的存在，看到盼头，还是可取的。尽管作为奉贤西乡大镇的庄行的反动武装比较集中，但只要出其不意，行动果敢，暴动取胜的把握也是很大的。
带回省委准许暴动的指示，刘晓和大家一起分析了敌情，决定在1929年1月21日晚上举行暴动。他学着“南昌起义”的样子，让所有参加暴动的人，脖子上都系一条红布条。起义前夕，陈云带领特委几位懂军事的干部前来支援。当晚八点半钟，暴动的队伍到达庄行。刘晓带着队伍攻打火力最强的公安队。晚上十一点，刘晓领着队伍快速冲进了公安队，打死了两名值班警察后，一举攻占了公安队部。另一路暴动队伍，则用土制的手榴弹炸得敌人狼狈逃窜。在交战中，为了迷惑敌人，他们将一串串鞭炮放进空火油箱里燃放。这一招真灵，从南桥前来支援的敌人以为暴动队伍有机枪，就未敢前来。前后不到一小时，全镇反动武装全部被缴械，暴动队伍占领了庄行。尽管暴动成功了，但很快就遭到大批反动武装的报复。
庄行暴动，让刘晓开始懂得了：革命不能凭一时痛快，地下斗争更应谨慎。
坚强不屈的“256”号
1929年7月25日傍晚时分，当刘晓刚踏进家门，一群法租界巡捕房的“包打听”就冲了进来，搜出了他藏在床底下等待关系人前来提取的两箱反帝大同盟的宣传品。刘晓被关进了卢湾巡捕房。
第二天一早，刘晓就被带进了审讯室。他看着那几个凶神恶煞般的打手和各种刑具，就暗下决心：“打死我，一个有用的字也不吐！”
法国巡捕要刘晓说出前来接头的人，刘晓就东拉西扯，巧与周旋。看着不能从刘晓的嘴里问出一个有用的字，法国巡捕便下令对他动刑。几个打手将刘晓紧紧地捆绑在“老虎凳”上，在他的小腿下一块一块地往上加砖，痛得他额头上沁出了汗珠，但他咬紧牙关，决不向敌人吐一个字。
“老虎凳”没能使刘晓屈服，敌人就下令狠狠地打了他五十大板。尽管刘晓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他仍咬牙挺了过来。法国巡捕只得将他送回牢房，来日再审。
6月的夜，牢房里炎热而憋闷。因为屁股被打烂不能着地，那两条受过“老虎凳”折磨的腿脚也已失去了知觉。痛苦不堪的刘晓只能侧身躺着，使劲地咬住衣角，不哼一声。
第二天一早，法国巡捕觉得土刑具对刘晓未起作用，就改用现代化的电刑。电流量在不断地加大，刘晓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他觉得身子发麻，电流在冲击他的心脏，整个人像是要被炸裂似地难受。
“你说不说？”
刘晓咬紧牙关，就是不吭一声。
“再加大电量！”
刘晓昏厥了过去。醒来，他就是不吐一个字，敌人便对他使用“夹指刑”。俗话说，十指连心，刘晓再度昏厥。醒来后，他依旧不吐一字，法国巡捕只得将他押回牢房。过了几天，敌人又用假枪毙来恫吓刘晓，但他就是不说一个对敌人有用的字！党组织利用群众组织“互济会”，派出律师提起申诉。在开庭中，律师据理力争，法官虽无证可据，但却以“私藏非法团体传单，准备在法租界散发，危害治安”为名，强行判处刘晓有期徒刑一年。
刘晓被关进马思南路（今思南路）法国监狱服刑，编号为“256”。在服刑的日子里，浑身是伤的刘晓饱受看守的折磨。其间，敌人还派出神甫，以天主的名义前来对刘晓施行“教化”。机敏的刘晓则虚与委蛇，但决不吐露真情。狱中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忍受痛苦与折磨的刘晓信念却不变，他常对自己说：我会有机会再为党工作的！
1930年9月，刘晓刑满后被驱逐出法租界。年底，他被调任江南省委秘书长，后又任江苏省委秘书长。于1932年2月，任中共福建苏区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7月，他任代理省委书记。1933年春，刘晓奉调粤赣边区会昌，替代邓小平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后来又任粤赣省委书记、军区政委。在福建工作期间，刘晓和女干部吴富莲（后在祁连山梨园堡壮烈牺牲）结为夫妻，并一起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时，刘晓在长征纵队司令部工作，任李维汉的秘书。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刘晓曾两次走过处处会陷入泥潭的草地，历经了艰险。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刘晓被任命为工农红军一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向新四军输送人才
1937年6月，刘晓奉命再度到上海，对上海地下党组织进行恢复和重建。
1938年7月，新四军军部需要从上海补充一部分人员。刘晓接到指示后，要求江苏特委下属的难民工作委员会（简称“难委”）严密组织、动员和输送一批难民赴皖南，支援新四军。完成这个秘密任务的难度很高：既要在难民中物色抗日积极极分子，还要进行考察、政审；此外，输送人员的规模不小，冲破敌人封锁线的难度很大。怎么办？刘晓经过周密的思考，决定发起一场“移民垦荒”行动。刘晓通过赵朴初等上层人士向各方呼吁“移民垦荒”是难民自救的好途径。许多难民集中在租界，对租界当局的压力很大，能够送一部分人去“垦荒”，他们求之不得。刘晓与“难委”一起将这次“移民垦荒”的出行路线定为先到温州，再转道去皖南。为了安全，刘晓派人租用了一条英国船，以减少日本人的干涉，还叮嘱大家分散上船，在遇盘查时，统一口径回答“去垦荒”。这批支援新四军的人员有700多名，其中有党员40多人，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这支骨干力量，一路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启程这天，晴空万里。一批批“移民垦荒”人员秩序井然地走向码头。这时，码头上的日本兵，枪梢上插着刺刀，牵着狼狗，盘查上船人员，负责带队的地下党员就悄声叮嘱大家别怕，保持镇定。不一会儿，700余名“移民”都上了船。正当大家暗自庆幸时，却发生了一件事故。有一个难民的父亲曾被日本兵杀害，他对日本兵非常仇恨。当上船复查的日本兵要走时，他就在他们的背后“呸”地啐了一口，以泄胸中的愤恨。没想到，这一举动却被落在后面的一个日本兵看见，立刻就骂了起来，前面的日本兵闻讯也回转了身。
这下糟了！
这时坐在那个难民对面的地下党员一看情况不妙，就急中生智地跳了起来，冲过去对着那个难民打了一记耳光，凶巴巴地指着他，说：“你总是跟老子过不去，还吐口水。我非要教训教训你！”那难民猛然醒悟了，也将计就计地拿起身边的一只茶缸砸破了对方的头，俩人就扭打在一起。日本兵看他们打得真狠，便信以为真，“哇啦哇啦”一阵后，走了。
呜——呜！汽笛响起了，轮船顺利地起锚开航了。不一会儿，轮船过了吴淞口。这时，冲破了鬼子封锁线的人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抗日歌曲，呼喊起抗日口号。这批“垦荒”的人员到达温州后，分成几批赴皖南，其中大部分进入新四军军部教导团。
把上海完整地交到人民手里
1946年的春节，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江苏省委书记、华中局城工部长的刘晓奉命从延安回到上海，再度主持上海地下工作。从此，他在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下，与潘汉年一起在上海开始了“反内战”、“迎解放”的地下工作。其中，有著名的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反内战大示威运动；1947年1月1日，他与刘长胜一起组织暨大、交大、复旦、同济等几十所学校一万余名学生，在外滩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行动。
1848年8月22日，刘晓接到周恩来起草的《蒋管区的地下党要有清醒头脑》的指示电报，立即进行了部署，对已暴露或成为敌特注意的地下党团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开展大规模的疏散、撤退工作，安全地将2000多人撤退到解放区。
自1948年年底起，上海的地下党工作重心转入了“准备力量、迎接上海解放、配合接管”。1949年元旦，刘晓秘密召集上海地下党负责干部会议。在学习了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献辞后，结合中央关于迎接上海解放的指示，对上海地下党的工作进行了部署。他说，我军挥师南下，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上海已为时不远。因此，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里应外合、迎接解放、做好接管”这个中心。由于我们在军事上占有强大的优势，所以上海不需要采取城市内部的武装起义，而是要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在逃跑前搞破坏，要保护好工厂、机关、学校，以及公用设施，争取把上海完整地交到人民手里。
在刘晓的领导下，上海地下党团结各阶层人民进行反破坏、反迁移、护厂、护校、保产、保业的斗争。为防止国民党搬运、抢劫、破坏的阴谋，地下党组织了护厂队、护校队，成立了有六七万之众的人民保安队；地下党还在敌人内部进行“策反”，争取了国民党海军“重庆号”等大小20余艘舰艇、空军的20多架飞机飞到解放区，以及江阴炮台起义等。由于刘晓等地下党员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关于解放上海的指示，一个完整的上海得以回到人民的手中。
我党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杰出领导人，著名的外交家刘晓于1988年6月11日病逝，享年8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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