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谈话录：The meaning of life is that it stops（下）

1.

两天以后，我陪卡夫卡回家，在路上我给他讲了我父亲的话。他先是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作了如下说明：“情况并不完全像您父亲所看的那样。基督教的博爱和犹太教之间不存在对立。相反，博爱是犹太人的伦理成果。基督是给全世界带来治疗福音的犹太人。此外，每一种价值——物质的和精神的——都与冒险相联系。因为每种价值都要求被考验。至于说到他人的羞愧感，您父亲的话是对的。我们不能激怒他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鬼蜮魍魉的时代，只能极其隐秘地行善和主持公道，仿佛那是违法的。战争和**没有消逝。相反，由于我们的感情僵化冷漠，战争和**之火更加炽热强烈了。”

我不喜欢卡夫卡的语调，于是我说：“据此说来，就像《圣经》里所描写的，我们是在炼狱里喽！”

“是的，”卡夫卡点点头，“我们还在那里，这是个奇迹。”

我摇摇头：“不是奇迹，博士先生，这是完全正常的。我不相信世界的毁灭。”

卡夫卡微微一笑：“这是您的责任。您还年轻。不相信明天的青年就是对自己的背叛。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

“信仰什么？”

“相信一切事情和一切时刻的合理的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延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

2.

弗兰茨·卡夫卡说：“儿子造老子的反，这既是文学中的古老题材，又是一个更古老的世界问题。人们就这个题材写过许多喜剧和悲剧，但在现实中，这是喜剧材料。爱尔兰人辛格辛格（1871-1909），爱尔兰剧作家，著有悲剧、喜剧多种。他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即为描写儿子反抗父亲的喜剧。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中的儿子是个爱吹牛的年轻人，他夸口说他打死了父亲。这时他老子来了，使这位要打倒父亲权威的年轻人出尽了洋相。”

“据我看来，您对这场青年人反对老年人的斗争持怀疑态度，”我说。

卡夫卡微微一笑：“但是我的怀疑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这场斗争实际上只是一场虚假的斗争。”

3.

他把头往后一扬，目光对着天花板，说：“不仅是布拉格，整个世界都是悲剧性的，技术的铁拳粉碎了所有的防护墙。这不是表现主义。这是赤裸裸的日常生活。我们像罪犯被绑赴刑场那样，被赶往真理。”

“为什么？难道我们在破坏秩序？我们是和平的破坏者？”他说：“是的，我们是秩序与和平的破坏者。这是我们的原罪。我们置身于自然之上，我们不仅要作为族类死亡和复归，我们每人都要作为单个的人，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欢愉的生活。但这反而会使我们失去生活的一种反抗。”

“这我不懂，”我非常坦率地说，“我们愿意活着，不愿意死，这不是很自然的吗？这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罪过？”

我的声音里有些许嘲讽的味道，但卡夫卡似乎没有觉察到。他很平静地说：“我们企图把我们自己有限的小世界置于无限的大世界之上。这样，我们就干扰了事情的正常循环。这是我们的原罪。宇宙和地球的一切现象都像天体那样绕着圆圈运动，永远地周而而始。只有人，具体的人，这种生物从出生到死亡走着一条直线。对人来说，不存在个人的复归。他只感觉到沉降。这样，他就与宇宙秩序相交错。这是原罪。”

他问我：“难道您要向上帝抗议？”

我看着地面。屋内静寂无声。

然后，弗兰茨·卡夫卡说：“否定原罪，就是否定上帝，否定人。也许只有死亡才给人以自由。这一点谁知道？”

4.

布拉格等级剧院上演恩斯特·魏斯魏斯（1884-1940），医生、作家。的**戏剧《坦雅》。魏斯是马克斯·勃罗德的朋友之一。

当我向卡夫卡讲述我所看的演出情况时，他说：“最美的是梦见坦雅孩子的一场戏。在戏剧把不现实的事情变为现实时，它对观众产生的影响最强烈。这时，舞台就成了灵魂潜望镜，从内部照亮了现实。”

5.

作曲空古斯塔夫·马勒尔的一位亲戚，我的同学格奥尔格·克劳斯借给我两本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巴比塞（1871-1935），法国社会主义作家，长篇小说《炮火》发表于1916年，《光明》发表于1919年。的书，一本是《炮火》，一本是《光明》。

这两本书我是为卡夫卡借的。他看后说：“炮火，战争的图像，符合真实情况。光明则只是梦想标题。战争把我们推进了扭曲变形的镜子组成的迷宫。我们在一个个假象之间跌跌撞撞，我们是被假预言家和江湖医生搞得晕头转向的牺牲品，他们用廉价的幸福药方蒙住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使我们像通过一道道窄门那样通过一面面镜子，从一个地牢跌进了另一个地牢。”

坦率地说，卡夫卡说的话，我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但我不想让人看出我是个理解能力低下的人，于是就用提问掩饰自己：“什么东西使我们陷入这种处境？又是什么使我们无法脱身？难道我们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走上通往这镜厅的道路？是什么引导我们这样做？”

“我觉得您对我比对克劳斯和蔼亲切。这让我高兴，让我很高兴，但同时我对自己说，这也许只是虚荣心作祟的缘故。”

卡夫卡挽住我的胳臂：“您是个孩子。”

我的下巴颤抖起来。“您看，博士先生，我一直这样想，我还是个未成年的傻孩子，您才对我这么亲切。”

“对我来说，您是个年轻人，”弗兰茨·卡夫卡说，“您有别人已经失去的各种前景。其他人离您这么近，使您不得不非常仔细地观察自己，免得消失于人群之中。我对您肯定比对克劳斯亲切。我和您说话，就等于和我的过去说话。这时当然必须亲切和蔼，况且您比克劳斯年轻，您需要更多的理解和爱抚。”

6.

几个月以后，我和汉斯·克劳斯之间发生了一次冲突。我向卡夫卡讲述这次冲突时，他静静地听我讲，然后耸了耸肩膀说：“您想从我这里讨生意。我可不是个好顾问。对我来说，每个建议归根到底都只是背叛，是胆怯地逃避未来，而未来是检验我们的现在的标准。害怕检验的只能是内心有愧的人。不能完成他现在的任务的人就是内心有愧的人，但是谁能确切地知道他的任务？没有这样的人。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内心有愧，总想尽快入睡，摆脱这种负疚之感。”

7.

我接着说，约翰·贝歇尔贝歇尔（1891-1958），德国诗人；希特勒上台后流亡国外，战后回到苏占区，曾任民主德国文化部长。《致睡眠》一诗发表于1918年。在一首诗里称睡眠是死神的友好拜访。

卡夫卡点点头：“这话很对。我的失眠也许就是害怕我欠了他性命的来访者。”

“您总是不参加的吧？”我不由自主地用坚信的语气爆出了这么一句，因为我无法想象卡夫卡博士当学生时能和其他人一起打群架。

可是卡夫卡博士笑了，头往后一扬说：“您问我是否参加了这些群架？虽然我没有打架的经验，心底里也害怕，但我总是挤进扭打成一团的人群，向我的同学表明，我不是他们所说的娇生惯养的宝贝疙瘩，而且我也不想站在一旁，被人看成是个软弱的犹太男孩。然而事与愿违，我没有能使他们信服，我通常都是挨揍。结果，我总是哭肿了眼，满身泥污地回家，衣服掉了扣，领子被撕得粉碎。当时我们就住在这里。”

卡夫卡博士在舒柏特楼巴洛克式门口旁的小环形道上停下脚步，点了一下头，示意我看对面那排房子中显得突出的中世纪式米努塔楼，这幢楼紧靠着把老城环形道和小环形道分开的市政厅。“我父母住在楼上，但他们只是晚上才在家里，白天他们在店里。他们把家务交给了厨娘和我们的家庭女教师。每当我打完架，又脏又破，哭着回家时，她们总是很激动不安。女教师来回绞着手，哭着威胁说，她要把我的过错报告我的父母，但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相反，她和厨娘一起尽快地消除掉我身上打架留下的痕迹。这时，厨娘嘟嘟哝哝地说了几次这样一句话：'你是拉瓦荷尔！’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问她，她却只是说：'你就是这种人，你是真正的拉瓦荷尔！’这样，她就把我归入了我自己也不清楚的某一类人中了。她使我成了某个神奇秘密的组成部分，这秘密让我感到害怕。我是拉瓦荷尔！这个字眼像可怕的符咒那样镇慑住了我，使我紧张得无法忍受。为了摆脱这种压力，一天晚上趁父母在起居室里打牌的机会，我问他们什么是拉瓦荷尔。父亲连头也没有抬，继续看着牌说：'拉瓦荷尔是罪犯，杀人凶手。’我当时肯定非常吃惊，很难看，因为母亲很担心地问我：'你从哪儿听来的？’我支吾了一句什么。厨娘认出了我是个罪犯，这种意识使我舌头发硬，说不出话来。母亲探询似地看着我的脸。她把牌放到桌子上，准备审问我，可是父亲还想继续打牌，就粗声粗气地说：'还能从哪儿听来？不是在学校里就是在街上呗！现在到处都在谈论这些家伙。’我母亲接着说：'可不，跟这帮歹徒吵得太凶了。’这时，父亲'啪’地一声打出一张牌，和啦。趁这当儿，我愕然地溜出了房间。第二天早上我发起烧来。请来的医生诊断为喉炎，他给我开了药。女教师拿着药方去药店买药时，厨娘坐到了我床上。她是个又高又胖的好心肠女人，我们都叫她安娜太太。她抚摸着我放在被子上的手说：'别害怕，就会好的。’我却把手抽回，放进被子，问她：'为什么我是罪犯？’厨娘瞪圆了眼睛，说：'罪犯？谁说的？’'您！就是您说的！’'我？’安娜太太把拳头放在隆起的胸前，生气地说：'这是从哪里说起？’可我说：'这一点不假，您把我叫做拉瓦荷尔。这是罪犯，我父母这么说的。’听了这话，安娜太太在头上把双手合在一起，哈哈笑着解释：'哈，拉瓦荷尔，这我说过。可是我这么说一点恶意也没有。拉瓦荷尔——大家都这么说说而已。我当时一点也不想侮辱你。’她抚摸我的脸颊，安慰我。我却扭过头，冲着墙。不一会儿，女教师买了药回来了。我们再也没有提过拉瓦荷尔这个名字，但它却像一根刺那样留在我身上，或者说像一根断了的钉子尖在我身上移动。喉炎好了，但我依然是遭了内伤的病人，是个拉瓦荷尔。从外表上看，什么也没有变。家里人还像从前那样对待我，但是我知道，我是个被开除的人，是罪犯，简言之，是个拉瓦荷尔。这改变了我的整个态度。我不再参加男孩子的打架斗殴，我每次都乖乖地跟着女教师回家。我不能让别人发现，我原来是个拉瓦荷尔。”

8.

“这可真叫荒唐！”我脱口而出，“时间肯定把这些东西冲得一干二净。”

“完全相反！”卡夫卡苦笑着说，“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种毫无根据的负罪感更牢固地粘附在我的灵魂里，正因为它没有真实的理由，所以不管悔恨也好，弥补也好，都无法消除这种负罪感。因此，即便我后来似乎早就忘了厨娘那件事，也听说了这个词的真正意思，我依然还是拉瓦荷尔。”

“您研究了拉瓦荷尔的一生？”

“是的！而且不仅仅研究了他的一生，还研究了其他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生平。我深入探究了葛德文、葛德文（1756-1836），英国作家、社会思想家。蒲鲁东、施蒂纳、施蒂纳（1806-1856），德国哲学家，主张唯我论，无政府主义的前驱者。巴库宁、克鲁泡特金、塔克尔塔克尔（1854-1939），美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著作译者。和托尔斯泰的生活和观点，参加了许多不同的社团和集会，为此事花了不少钱和时间。1910年，我参加了捷克无政府主义者在卡罗琳娜塔尔的'大炮十字架’餐馆“大炮十字架”餐馆在20世纪是捷克无政府主义者聚会的场所，在捷克反军国主义的《青年同盟》一案中曾起过重要作用。M.勃罗德和卡夫卡都曾参加在该餐馆举行的集会。举行的集会，在这里，无政府主义的青年俱乐部伪装成曼陀林俱乐部。马克斯·勃罗德陪我去参加了几次这些聚会，其实他对会议并无兴趣。他把它们看作青年人的某种政治上的迷惘。对我来说，这却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我在追寻拉瓦荷尔的行踪。这些活动使我后来与埃里希·米萨姆米萨姆（1878-1934），奥地利社会主义诗人、剧作家。、阿图尔·霍里彻尔霍里彻尔（1869-1941），奥地利印象派作家。以及维也纳无政府主义者鲁道夫·格罗斯曼发生了关系，后者自称皮埃尔·拉莫，出版《共同富裕》杂志。他们都企图不借助上帝的仁慈实现人间幸福。我理解他们。然而……”卡夫卡抬起双臂，又像折断的翅膀那样无可奈何地垂下，“我不能再和他们并肩前进了。我依然和马克斯·勃罗德、费利克斯·韦尔奇和奥斯卡·鲍姆鲍姆（1883-1941），作实，双目失明后当音乐教师。主要写作自传体作品，重要的有：《岸边生涯——今天的盲人生活》、《黑暗中的生活》等。在一起。他们离我更近。”

他站住了。我们已经到了他住的房子前。他沉思地对我笑了一二秒钟，然后轻轻地说：“和我一样，所有犹太人都是被开除出社会的拉瓦荷尔。我现在依然感觉到在我回家的路上，那些恶少加诸于我的拳打脚踢，但是我不能再去斗殴了。我已经没有年轻人的力量。保护我的家庭女教师呢？这我也没有了。”

9.

1919年，我曾和在布鲁克斯附近的上格奥根塔尔当铁路职工的哥哥汉斯漫游了厄尔茨山区厄尔茨山区位于德捷边镜。。我向卡夫卡讲述了山区里花边织工和玩具工匠的贫困生活。我在讲述结束时说：“贸易和工业，卫生和食品供应，所有这一切都糟透了。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毁的世界里。”

卡夫卡却不同意我的看法。他把下唇向里抿紧，用牙齿按摩了一会儿下唇，然后很确定地说：“这话不对。倘若一切都已毁坏，那么我们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起点，但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把我们引到这里的道路已经消失。因此，迄今为止的一切前景也都破灭了。我们只能毫无希望地滑下去。您向窗外瞥一眼就看到世界。人们往哪里跑？他们要做什么？我们已经无法认清事情的意义关联。尽管人群拥挤，每个人都是沉默的，孤独的，但对世界和对自己的评价却不能正确地交错吻合。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而是生活在错乱的世界。一切都像破帆船的索具那样嘎吱作响。您和哥哥看到的贫穷只是某种深重很多的苦难的表面现象。”

卡夫卡博士直视我的眼睛，仿佛担心地问我：“你懂我的话吗？我是不是把你搞乱了？”于是我赶紧提了一个问题：“您指的是社会的不公正？”

但卡夫卡绷紧了脸，叫人捉摸不透。他说：“我指的是公正的衰落。我们大家都参与其中。我们感觉到它。许多人甚至知道它，但谁也不愿承认我们生活在不公之中，因此我们发明遁词。我们谈论社会的、心灵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种种不公，为的是美化那唯一的罪责，我们自己的罪责。不公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不公’是'我们的公正’这几个字的连写德文“不公”一词为Ungerechtigkeit，“我们的公正”为unsere Gerechtigkeit。。只对我一个人适用的公正是暴力准则，是不公。社会不公这个名称只是无数掩盖真相的手段之一。”

10.

“音乐产生新的、更加细腻、更加复杂、因而更加危险的刺激，”弗兰茨·卡夫卡有一次这样说，“而文学则要澄清纷乱复杂的刺激，把它上升为意识，加以净化，从而赋予它人性。音乐是感官生活的成倍增加。而文学则压制感官生活，把它引到更高的层次。”

11.

他对一本表现派诗人的选集反映诗选《人类之黄昏》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让我忧伤。诗人向人们伸出了手。但人们看见的却不是友好的手，而是痉挛地握在一起、对着他们眼睛和心脏的拳头。”

12.

我反对柏拉图把诗人排除在他的国家共同体之外。

卡夫卡说：“这很容易理解。诗人总想给人安上另外的眼睛，以便改变现实。因此，他们是国家的危险分子。他们想变革，而国家和所有忠于国家的臣仆却只想维持原状。”

13.

我和卡夫卡参观在护城河边的展览厅举行的法国画展。那里展出了毕加索的画：立体派静物画，玫瑰色的大脚女人。

“这是位肆意变形的画家。”我这么评论说。

“我不这么认为，”卡夫卡说，“他只是记下了尚未进入我们意识的各种畸形而已。艺术是一面镜子，它和钟表一样，有时也会'走快’。”

我表示不同意：“为什么？照相可不骗人！”

“这是谁告诉您的？”卡夫卡博士把头侧向一边，“照相把目光引向表层。这样，它通常就模糊了隐蔽的本质，这本质只是像一丝光、一片影子那样，通过事情的特征影影绰绰地透射出来。即使用最好的透镜，我们也看不清它，无法把握它。我们只能用感觉去摸索。难道您以为，千百年来，成千上万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魔术家怀着惴惴不安的渴念和希望所面对的深不可测的现实，这一再往后退却的现实，我们只要按几下这架廉价机器的键钮就能把握？我很怀疑。这架自动照相器不是复杂的人眼，而只是简化得无以复加的苍蝇之眼。”

14.

“您是说，博士先生，这幅画是错的？”

“我不想这样说。这画既对又错。只有一个方面是对的，至于它把局部宣布为全景则是错的。戴礼帽的胖男子骑在穷人的脖子上，这是正确的。但是，胖男子是资本主义，这就不完全对了。胖男子是在某特定的制度范围内统治究人的，但他并不是制度本身，他甚至不是制度的统治者。相反，胖男子也戴着画上没有画出的镣铐。这幅画是不完全的，因此不是好画。资本主义是一系列从里向外、从外向里、从上向下、从下向上的依附关系的体系。一切事物都具有依附性，一切都受制约束缚。资本主义是世界和灵魂的一种状况。”

“那么要是您来画，您将如何描画它？”

卡夫卡耸耸肩，忧伤地笑了笑：“我不知道。我们犹太人原本不是画家。我们不能静止地描绘事物。我们总是看见各种事物在流动、运动、变化。我们是小说家。”

这时进来一个职员，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离开办公室后，我想继续谈论刚才已经开始的十分有趣的话题。卡夫卡却说：“不谈这个了。一个小说家不能谈论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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