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丨無端躺槍的賀蘭山

辛德勇丨無端躺槍的賀蘭山在讀到余嘉錫先生《四庫提要辨證》的論述之後，沒過多久，專門研究詞學的夏承燾先生就寫了一篇文章，對余說表示認同，並做了補充論述。這篇文章撰寫於1961年3—5月間，題爲《岳飛〈滿江紅〉考辨》，收錄在他的《月輪山詞論集》裏。

綜其所論，在《滿江紅》詞真僞這一問題上，夏承燾先生只是舉述“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這句話，以爲其中“賀蘭山”一語明顯暴露作僞的跡象。第一，針對余嘉錫先生所說《滿江紅》詞“不題年月，亦不言作於何地，故無破綻可指”這一情況，夏承燾先生提出岳飛若是想要伐金，應該直搗東北方向的上京黃龍府，而不會是西北河套地區的賀蘭山，乃謂“這首詞若真出岳飛之手，不應方向乖背如此”。第二，一些人或以爲《滿江紅》詞中既借匈奴以指金人，自可以賀蘭山泛指邊塞，夏承燾先生對此解釋說，賀蘭山在漢晉時還未見於史書，其著名於史書始自北宋。唐宋人凡以賀蘭山入詩，都是實指其地；至明中葉人作詩，用賀蘭山尤多，但也都是實指而非泛稱。第三，與此相關的是，南宋人實指宋、金邊塞的，多用興元之北的大散關，從來沒有用賀蘭山的。因爲賀蘭山遠在西夏境內，同南宋之間還隔著金國，二者不搭界，故南宋人絕不會說出“踏破賀蘭山缺”這種話。第四，韃靼在明天順年間以後入居河套地區，一直據此騷擾明朝的疆土，賀蘭山從此成爲韃靼與明軍交戰的場所，故在明朝中葉以後，像“踏破賀蘭山缺”這樣的詞句，“實在是一句抗戰的口號”，而在南宋是絕不會有的。第五，闕名著元雜劇《宋大將岳飛精忠》，四折戲岳飛從頭唱到底，連文天祥的詩句都引到了，卻沒有引用一句《滿江紅》。這說明當時並沒有這首詞。與此相反，明人姚茂良著《精忠記》傳奇，其中卻有句云“怒髪沖冠，丹心貫日，仰天懷抱激烈”，還有“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空怨絕，待把山河重整，那時朝金闕”，以及“饑餐胡虜肉，方稱我心；渴飲月支血，始遂吾意”。這些詞句，“無疑是弘治以後人見過《滿江紅》者之作”，故《滿江紅》詞應出於明人之手。前面我說夏承燾先生這篇文章寫於1961年3—5月間，是因爲他在文末署云“一九六一年三月屬稿於杭州大學，同年五月寫成於北京民族飯店”。這應該是初稿寫成之後來北京開會，而就在這次會議期間，他見到了鄧廣銘先生，所以鄧廣銘先生在《岳飛的〈滿江紅〉不是僞作》一文中講述說，“夏老1961年來北京時向我談到他的這篇文章”，前面第二節裏我提到鄧廣銘先生謂否定《滿江紅》是真品就“有些煞風景”，就是他當時答復夏承燾先生的話。儘管和鄧廣銘先生見面後夏承燾先生還是寫出了《岳飛〈滿江紅〉考辨》一文的定稿，可我們在文中明顯可以看到很多應對“煞風景”問題的表述。這只是對現實政治的認識和態度問題，而且是個說不清的問題，與學術本來毫無無關。所以，儘管夏先生擰擰巴巴地講了很多，終究還是看不懂他講的究竟是什麼胡話。既然事前已有這樣的溝通，夏文面世後鄧廣銘先生當然會有所回應（《月輪山詞論集》出版於1978年）。雖然在《岳飛的〈滿江紅〉不是僞作》和《再論岳飛的〈滿江紅〉詞不是僞作》這兩篇文章中鄧先生都對賀蘭山該不該出現在岳飛署名的《滿江紅》中做有解說，但簡單地說，就是一句話——即《滿江紅》詞中的賀蘭山是泛義虛指女真人的地域，而不是實指西北的那座山脈。關於這個問題，後來又有不少論述，可大家說來說去，直到現在還有人在說，可實在都不大能夠說得明白。2019年，葉曄先生在《文學遺產》該年第3期上發表《寧夏詞學傳統與詞中“賀蘭”意象的演變》一文，系統地統計分析了宋元明詞中“賀蘭山”一語所表達意象的衍變過程，歸納的結論是：“總的來說，在元代大一統之前，由於賀蘭山在西夏國境內，宋金文人的詞中'賀蘭’，多爲'涉邊之實指’，並沒有身臨其境的景象描繪。”同時，葉曄先生又借助電子檢索的途徑，全面統計分析了唐宋金元以迄明代詩文中的“賀蘭”一語的使用情況與金元明詞中“賀蘭”的演變，指出：不難看出，（賀蘭）意象的指涉及其範圍變化，並非簡單地從實指到泛指的單向發展，而是與歷史語境密切關聯。唐代的北方戰線較長，故詩歌中的“賀蘭”，或單一實指，或組合泛指；北宋與西夏戰爭斷續數十年，成爲文人熱議之話題，故實指之賀蘭，成爲詩歌中經常出現的意象；南宋偏安一隅，與西夏再無瓜葛，詩詞中的“賀蘭”亦消失；而與之對峙的金國文人，則繼續實指賀蘭之創作；直至蒙古政權的出現，宋朝文人才重新體會到西北異族之恐怖，“賀蘭”意象再次出現在文人的創作中；隨著元代大一統帝國的出現，作爲邊塞、戰爭、異族之代稱的“賀蘭”，再一次淡出了文學世界；入明以後，北方戰事再度吃緊，且不局限於具體一兩個地區，“賀蘭”的使用，又回到了與唐代相似的情況。基於上述認識，葉曄先生認爲：根據“賀蘭”意象在宋金詩文及宋金元明詞中的使用情況，《滿江紅》創作於南宋初年，幾無可能。這等於以十分切實的證據否定了這闋《滿江紅》詞出自岳飛之手的可能，賀蘭山在西北大地上好好地立著，跟岳家軍扯不上任何關係。談到這裏，我們有些在座的同學也許會問：如果是由岳飛來寫這闋《滿江紅》詞的話，那麼他用來作爲傾覆金虜老巢的標誌性山脈應該是什麼呢？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定是用“燕然山”。開句玩笑，也許岳飛會說“騎烈馬飛越燕然山缺”。我這麼想，原因有兩個。一個原因是下邊的“饑餐胡虜肉”和“渴飲匈奴血”，用的都是漢人抗擊匈奴的典故，而東漢竇憲北征，驅逐匈奴，在燕然山勒名紀功，正是漢人大敗匈奴的最好標誌。後世歷朝歷代也都是這麼操作的。另一個原因同宋朝更具有直接的關係。這就是在北宋末年，風流天子宋徽宗，瀟灑快活之餘，竟突發奇想，沒事兒找事兒，幹了件看起來似乎和竇憲北征匈奴很相似而實際上比他更蠢得很多的蠢事兒，這就是勾結正在強勢崛起的女真，南北夾擊，滅掉了本來已經衰弱不堪、因而正好可以充當其阻遏女真屏障的契丹。因爲聯絡女真時需要經山東半島渡海到遼東半島，故這一圖謀，史稱“海上之盟”。在實施“海上之盟”的過程中，毫無自信的宋徽宗，爲給自己吹口哨壯膽兒，竟意淫般地強指燕山爲燕然山，又緣此把遼人的燕京（也就是現在的北京）改名爲“燕山府”，這當然就是“燕然山府”的意思（《宋會要輯稿》之《方域》五之三五，別詳拙著《發現燕然山銘》）。          ▲在漢燕然山發現的《燕然山銘》石刻
雖然這種可笑行爲並沒有給宋軍帶來什麼好處，“海上之盟”的結果是引狼入室，導致女真人直入東京開封城，並一下子擄走了徽宗和宋欽宗這兩位皇帝，可通過徽宗此舉可以看出，在時人眼裏，這燕然山畢竟標誌著中原漢人擊敗北邊諸族的光榮歷史，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實際的情況，不僅如此，岳飛本人還與宋徽宗這次可憐的意淫之舉具有直接關係。岳飛舊部黃縱之子元振，記岳飛自言嘗“至黃龍城，大張樂……以觀打城，城破，每人以兩橐駞金”（岳珂《鄂國金陀續編》卷二七《百氏昭忠錄》卷一一）。鄧廣銘先生以爲這裏所說黃龍城，應當是指遼燕京城，而岳飛給部下講述的就是他當年作爲一名低級軍官隨從宋軍打到燕京城下的經歷（鄧廣銘《“黃龍痛飲”考釋》，原載《文史》第七輯，1979年12月，此據《鄧廣銘全集》第八卷《宋代人物史事》）。這是岳飛所曾抵達的金人疆域最北的地方，也是他所經歷的金人最重要的都邑，因而這樣的經歷，必然會在岳飛心中留下強烈的印記，他也很自然地會把攻取燕然山視作抗金取勝的標誌。事實上，我們在岳珂所編《岳武穆文集》中正是看到了一首這樣的詩篇。這就是題作《寄浮圖慧海》那首七律：湓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丁寧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著力修。（岳珂《鄂國金陀續編》一九《鄂王家集》卷一〇）詩中所說“燕石”自然是“燕然山之石”，也就是《燕然山銘》的意思。我想大家能夠同意，看了這樣的詩句，就更有理由相信，岳飛選用“燕然山”是比“賀蘭山”要正常得多，也自然得多的事情。賀蘭山既沒招誰，也沒惹誰，不管是南侵的金兵，還是北征的岳家軍，跟哪個都沒半毛錢關係，只有後世的無聊小文人，才會胡亂把這座大山牽扯到宋金對打的陣仗中來。其實即使是在宋夏對陣時期的前線，部署宋軍真槍真刀地沖著賀蘭山方向衝鋒陷陣的北宋統軍人物范仲淹，也是用大漠裏的燕然山來作爲抗敵取勝的“地標”，而不會傻不啦嘰地直呼賀蘭山之名——“燕然未勒歸無計”麼，這不是會背誦幾首古詩詞的人都知道的麼，正因爲這是宋人普遍的觀念，宋徽宗才會做出強指燕山爲燕然山的事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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