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撰妇女宣言，23岁成为宋庆龄“传声筒”，38岁嫁广东省委书记

1994年11月4日，充满传奇色彩的袁溥之在广州辞世，享年91岁。消息一经发布，就如平静湖面落入巨石，在全国人民心中陡然激起巨大浪花。

人们开始以各种方式，深切悼念这位荆楚大地涌现出的优秀女性。那些经历过不平凡岁月的人，自然而然想起早年发生在武汉学生界的一件大事。早在1922年，她就曾和另外6个著名女性，领导发动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学潮”运动，被人们称为“女师七君子”之一。当然也有人很快想起她曾经在1926年底，甘当宋庆龄“传声筒”的红色往事。

那是怎样一个充满激情，令人怀念的流光岁月呀！

袁溥之，湖北光化县人。由于行政区域后来更名的原因，她的家乡其实就是现在的老河口市。

1904年，她出生在当地一个名叫袁冲乡的书香门第。祖父是当地有名的绅士，父亲16岁就考中秀才，是当地争相传颂的大才子，曾在光化县城首开先河，创办第一所女子中学，并出任校长，还曾担任过县教育局长。

青年时期的袁溥之，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为敢于追求真理，敢于与旧社会决裂的优秀女性，除了自幼接受过良好教育，更主要的是受到叔父袁书堂的影响。

鄂北五县暴动总指挥袁书堂烈士

袁书堂是老河口最著名的革命先驱，早在辛亥革命前夕就前往武昌，求读于湖北警察学堂。毕业后就留在汉阳县城工作。

当时的武汉三镇是风云汇聚之地，各种先进思想在这里交相辉映，受到熏陶和感染的袁书堂，逐步树立起民主革命的思想。后来他通过好友张国恩介绍，先后认识了董必武、陈潭秋、吴德峰等人，于1926年加入共产党。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袁书堂曾先后出任武昌、蒲圻、黄陂等县县长，为革命付出无数心血。国共决裂后，他于1927年12月被中共湖北省委派到家乡。

此后，他在老河口袁冲乡的家，就成为时中共鄂北特委秘密机关所在地。鄂北各县的党组织前来联系工作，全部往来于他家。因此，他的家后来有“红色饭店”之称。

1930年4月，中共鄂北特委计划于次月在均县、光化、谷城、襄阳、枣阳等地，联合举行鄂北五县总暴动，袁书堂就是党组织任命的总指挥，他的家就是指挥部。

遗憾的是，起义计划不幸被走漏风声，袁书堂家突然遭到当地反动民团联合血洗，他本人也当场牺牲。

袁书堂纪念馆

就是在叔父引导下，袁溥之的思想不断开化，她决心向叔父学习，也要到武汉去求学。

1920年，袁溥之以第五名的好成绩，考取武昌女子师范学校。次年，她妹妹袁震之也考入这个学校。当时叔父袁书堂正在武汉工作，姐妹俩人就都住在叔父家中。

此时袁书堂，已经开始追随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人，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在叔父的影响和引导下，姐妹两人开始与学校进步教师陈潭秋、刘子通等人频繁接触，当然也结识了董必武。

由于很早就受到这些革命先驱的启迪的熏陶，姐妹两人的思想迅速向革命真理靠拢，这为她们今后成为著名的革命者，已经提前打好了基础。

1921年，袁溥之在武汉又认识了另一位革命先驱林育南。林育南是恽代英的亲密战友，一起创建了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互助社”。

1921年底，恽代英得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立即解散自己创建的组织，参加了共产党，也号召其他人尽快入党。1922年春，从苏联参加会议返回的林育南，也加入到党组织，很快就成为湖北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和工人运动领袖。

经过林育南介绍，袁溥之于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陈潭秋、刘子通等人，在武汉成立“妇女读书会”，吸收进步的女性参加，袁溥之也加入其中。就在同一年，武汉地下党又成立了外围组织“女子参政协进会”，袁溥之带着妹妹袁震之也参加进来，成为创始人之一。

组织成立之初，需要起草妇女运动宣言，许多有大学文凭的女子根本不敢动手，觉得自己不能胜任。经过一番酝酿，有些人不约而同想到袁溥之。她虽然年仅18岁，但思想活跃、文字功底很好，文笔也犀利。于是大家决定把这个难办的事情交给她。

袁溥之没有推迟，欣然接受。她当场挥毫泼墨，一气而成。从此在湖北地下党组织内部，开始流传“18岁女子起草妇女独立宣言”的传奇故事。

这个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封建，提倡民主，要求男女平等的光辉思想，具有豪迈气势。宣言发表后，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它应该出自名家之手，后来得知竟然出自一个年仅18岁的少女之手，无不惊叹折服。

袁溥之（右）和袁震之两姐妹

1922年，惊闻天下的“湖北女师学潮”爆发，袁溥之、袁震之两姐妹都是其中的核心成员。由于这次学潮遭到校方嫉恨和打击，她们两人连同杨子烈、陈碧兰、徐全直、夏之栩、庄有义五人，被校方一起开除。这七人就是人们所说的“女师七君子”。

为了反对校方决定，大力声援“女师七君子”，湖北党组织的创始人董必武等人，在武汉领导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学生。这是湖北党组织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学生运动，尽管最后没有取得成功，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狠狠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包括袁氏两姐妹在内，这七个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妇女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其中杨子烈后来成为张国焘夫人，陈碧兰是中共早期领袖彭述之的夫人，徐全直是湖北党建创始人陈谭秋的夫人，夏之栩、庄有义分别是赵世炎和陆沉的夫人。袁溥之、袁震之两姐妹的丈夫陈郁、吴晗，分别担任过广东省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

女师七君子：前排左杨子烈，右陈碧兰；中间左徐全直，中夏之栩，右袁震之；后排左袁溥之，右庄有义

女师学潮结束后，袁溥之为了不耽误学业，曾一度前往安徽的安庆继续读书，不久后又返回武汉继续接受教育。在党的教育和引导下，她始终不改其志，一边读书一边秘密参加革命。

1925年，袁溥之从武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经过钱介磐介绍，正式加入共产党，开始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

当时正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革命的大本营就在广州。当年底，中共湖北省委派人组团赴广州，准备出席国民党“二大”。

袁溥之虽然入党时间不算长，但已拥有丰厚革命经历，其才干和务实作风，得到大家认可，也有幸当选其中。她与董必武、刘伯垂、钱介磐、向忠发、蔡以忱、谭芝仙六人，一齐被确立为正式代表。

在广州期间，袁溥之有幸结识了邓颖超、何香凝、蔡畅等著名女性，不仅开阔了眼界，也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和勇气。

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

从广州返回武汉之后，袁溥之于1926年4月，当选中共湖北省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开始成为湖北革命阵的骨干力量。为了启迪民智，引导妇女同胞支持革命和投身革命，袁溥之创办了《湖北妇女》，有力推动了湖北妇女运动的向前发展。

1926年9月，北伐军开始由湖南进入湖北，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展开决战。在先后取得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战斗的胜利后，北伐军于10月10日攻克武昌。从此中国革命的中心开始由珠江流域转向长江流域。

正是在这一历史大潮推动下，国共合作局面之下的国民政府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许多著名的革命家开始陆续来到武汉，这里陡然成为著名的“红都”。

关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纪念文章

就是在武汉的这个革命大舞台，袁溥之收获到人生中的一个大惊喜。她的才华开始得到宋庆龄的高度评价和认可，有幸成为宋庆龄的得力助手。

1926年12月，武汉社会各界在阅马场举行了“欢迎国民政府迁汉”庆祝大会。宋庆龄需要在大会上发表演讲，由于她的嗓门并不是很大，当时的扬子器质量又不是很好，就需要有一个人替她面对扬声器大声转述。

主持会议的邓演达就想到了袁溥之，于是请她站在宋庆龄身边，充当这个革命的“传声筒”。宋庆龄讲一句，袁溥之就转述一句。袁溥之既年轻、嗓门又大，对革命又充满激情，因此再次得到宋庆龄的好评和赞赏。

正当革命洪流在长江流域猛烈激荡之时，袁溥之不得不离开武汉，虽然有诸多不舍，但她心中充满愉悦。因为她得到了赴苏联学习的机会。1927年1月，受中共中央指派，袁溥之带领50多名优秀青年，踏上了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在苏联学习期间，袁溥之如饥如渴地学习革命真理，在此期间她迎来人生中一段幸福快乐的时光。

1928年8月，她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的朱代杰喜结连理。此时，她在武汉期间的革命引路人董必武、钱介磐，正好从日本抵达莫斯科。他们听说喜讯，立即赶来参加婚礼。

但是这段姻缘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情况特殊，两人不得不分道扬镳。不是不爱，实在是因为情况特殊。

当年12月，袁溥之从中山大学毕业，需要回国重新汇入革命洪流，但朱代杰还得在列宁学院继续学习。

此时的袁溥之已身怀有孕，如果她要求暂时留下来，还是有一定理由的，朱代杰也提出过这一要求，但袁溥之急于回国革命，悄悄跑到医院做了人工流产，手术过后仅十来天，就毅然踏上归国旅程。

只是为了革命，一个身处异乡的柔弱女子，居然大胆作出抛夫弃子的决定，不能不令人佩服。直此夫妻两人各奔东西，再也无法联系。因为行程需要保密，她临行前是无法向丈夫告别的。

她的第一任丈夫朱代杰，人生轨迹虽然不见于正史记载，但根据他子女后来广泛收集资料撰写的《朱代杰传略》，他后来也回到国内，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和台湾光复。建国后成为北方交通大学教授，是我国铁路材料领域的专家。

其子在序言中写道：“家父在中国现代政坛交游甚广，于两次国共合作期间尤为活跃，可是他究竟都做了哪些工作，并无丝毫官方之证明。托派乎？敌特乎？潜伏乎？民主焉？科学焉？道德焉？一心耿耿，两袖清清，三生历历，为国为民。”

《朱代杰传略》封面

1929年春，袁溥之从苏联回到国内，奉命赴中共安徽省委工作。但令人遗憾的是，她刚到芜湖接上关系，就遭到国民党逮捕。由于叛徒出卖，党的组织被敌人破获。袁溥之受尽酷刑，但视死如归，没有吐露任何机密。

敌人无计可施，只好判处她死刑，等待枪决。后来经过组织营救，被改判有期徒刑投入大牢，直到1933年8月才出狱。

袁溥之出狱之时，正是王明宗派集团掌权之时。早在苏联留学期间，她就已反感这个集团的所作作为，因此她没有立即与组织取得联系，而是前往北平照顾身患疾病的妹妹。从此脱离了党组织的视野。

1939年，袁溥之得知自己的革命引路人董必武，已经到了重庆。于是她立即放弃准备参加妹妹婚礼的打算，火速赶到重庆，与党组织重新接上关系。

董必武

当年10月经过董必武介绍，她开始启程奔赴延安，于1940年4月重新汇入革命洪流。如果算上被捕入狱的时间，她毕竟脱党已有超过10年时间，本着对党负责，对个人负责的原则，必须接受组织审查。

就在等待审查期间，她主动要求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得到了组织的批准。不久又先后派往绥德师范学校和绥德城外的干部子弟学校任教。

1941年底，中央完成了对袁溥之过往历史的审查，得出了她想要的结论。中央认为她在脱党期间表现良好，没有做出任何一件损害党组织的事情，因此同意恢复她的党籍，而且还是从其入党的1925年算起。

中年时期的袁溥之

事实证明，由于某些特定原因，她虽然一度离开了党组织，但她的历史是清白的，她的内心始终心向光明。

收到审查结论的同时，她也收到另外一个惊喜。党组织通知她回到延安，重新分配工作。

1942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到处都是莺歌燕舞，到处都显得格外美丽。袁溥之紧闭的心扉再次徐徐敞开。

她虽然已38岁，仍然像怀春的女青年，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有一个人迈着雄健的步伐，开始逐步走入她的新生活。

他就是陈郁，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广东省委书记。

陈郁

陈郁，广东宝安人，也曾到苏联留过学，是资历很早的老革命。早在大革命前夕，陈郁就参与领导了省港工人大罢工，他是香港海员界涌现出的旗帜性人物。1927年12月，他也参与领导过广州起义。

陈郁是在1940年2月抵达延安的，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同时担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是首任煤炭部部长，后来担任过广东省委书记。

1943年10月10日，袁溥之和陈郁正式结婚。婚礼就设在中央党校，由邓发亲自主持。那些早年曾一起在武汉开展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如吴德峰、戚元德、蔡畅、陈慧清、赵世兰等人，都赶来祝贺。

1945年4月，她丈夫陈郁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不久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央开始经略东北。

当年9月，陈郁奉命赴东北接收敌伪的厂矿企业，袁溥之也随其踏上前往东北的路途。

陈郁和袁溥之夫妇含影

在东北期间，袁溥之主要从事她喜欢的教育工作。起初担任中共勃利县组织部长兼勃利联中校长，不久后她在属于鸡西矿区的恒山煤矿，创办东北工矿处工人学校并担任校长，这是我国第一个培养工人干部的煤矿学校。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调陈郁到北京筹组燃料工业部，不久后正式出任该部部长。袁溥之也夫唱妇随，前往北京筹建燃料工业部干部学校。

后来，袁溥之先后担任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校长，燃料工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广东省高等教育局副局长等职务。

袁溥之（1904-1994）

1994年11月4日，袁溥之在广州因病辞世，享年91岁。

斯人已去，但其红色传奇仍然传承至今，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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