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 || 伊恩·麦克尤恩《蝴蝶》中的城市之熵

申圆 | 济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本文原载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摘要：当代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在短篇小说《蝴蝶》中刻画了伦敦能量流失且信息熵匮乏的城市熵增状态。“地下世界”的在场、狄俄尼索斯的复返、社区效能的弱化使作家形塑的城市地质空间、主体心灵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呈现出荒芜、诡异、封闭的熵化特征，反映了发展与衰落、文明与野蛮、移情与区隔之间的角力，影射出城市从混乱到湮没的可能性。作家对城市之熵的书写是“恐怖伊恩”时期的特定产物，指向了其创作早期对与启蒙精神相契合的“线性进步观”的质疑，对城市命运的追问及对城市边缘主体生存境遇的隐忧。

关键词：伊恩·麦克尤恩；《蝴蝶》；城市；熵

伊恩·麦克尤恩

        《蝴蝶》（”Butterflies”）是收录于伊恩·麦克尤恩（Ian Mc Ewan，1948—）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First Love，Last Rites，1975）中的作品，讲述了伦敦少年“我”以寻找蝴蝶为诱饵，将九岁的女孩“简”骗至隧道，对其进行猥亵并抛尸运河的故事。马尔科姆指出，作家对《蝴蝶》中熵化情境（entropic circumstances）的刻画是对城市缺乏生机、主体精神瘫痪之社会现实的文学再现。［1］“熵”这一衡量封闭系统混乱程度的热力学概念的引入为解读麦克尤恩的城市书写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从“地下世界”、酒神精神、社区效能三个方面进一步分析麦克尤恩“解构秩序”的城市诗学，探析城市景观熵化的表现、城市熵增系统出现的文化因素以及负熵缺失的原因，指出《蝴蝶》中的城市之熵反映了发展与衰落、文明与野蛮、移情与区隔之间的角力，体现了作家在“恐怖伊恩”［2］时期对城市内在脆弱性的洞察、对城市命运的追问和对城市边缘主体生存境遇的隐忧。

一、“地下世界”:城市景观的熵化

      “熵”是指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那些损失了的能量。利罕在热力学基础上分析了城市的熵化过程：启蒙运动以来，城市用技术与理性铸造了自我的丰碑，切断了与乡村和土地的原始联系，［3］127在为自然立法的过程中，以“理性、主体、知识为标志的现代性价值体系”［4］构筑了自我的牢笼，不断膨胀的破坏欲、占有欲、权力欲致使城市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人性，成为能量不断损耗、从有序走向混乱的封闭熵增系统。《蝴蝶》中的熵增现象由作家对伦敦“地下世界”的聚焦而得以显现。“地下世界”在此意指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不常涉足的、幽暗恐怖的城市空间，远离城市中心地带的熙攘和喧嚣，具有相对自治的特性。在文本中，以废弃工厂、废品站、运河、隧道、地下室为主的意象集群解构了城市表面所维系的秩序与光明，作家借此潜入到由荒芜感、暴力、死亡所统辖的伦敦“地下世界”，揭示出城市复返原初混沌状态的可能。

       首先，废弃工厂和废品站的意象组合突出了城市熵化空间的非生产性和非档案化的特征。麦克尤恩将人物活动的物理空间设置在伦敦的一处工业区，俯瞰运河的工厂空荡无人，窗户破碎，旁边的废品站年代久远，看守垃圾堆多年的老人与狗皆已消失，“废品层叠如山”。［5］93在此，废弃工厂和废品站曾作为生产商品和收纳消费衍生物的场域而完成了自己的空间使命，但其使用价值的萎缩使资本的流转过程受到阻滞，被弃置的空间无法作为一种商品被重组、出售、转让、消费，故而无法实现空间的增值，也无法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种空间的非生产性反映了建设性能量的消逝，体现出熵化特征。除此之外，“拾荒者”（collector）形象的缺失也是城市熵化的一种表现。在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的《玻璃之城》（City of Glass，1985）中，侦探奎恩犹如波德莱尔笔下的“拾荒者”的后裔，收集城区街头各种被丢弃的物品以重构城市的文化记忆档案，整合碎片化的世界。在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地下世界》（Underworld，1997）中，两位“拾荒者”以艺术的手法重现垃圾的“灵晕”（aura），“建构出对抗全球消费的反叙事”。［6］从奥斯特到德里罗，“拾荒者”见证了“一种从垃圾到档案、从档案到艺术的神秘质变”。［7］397垃圾象征着新生，象征着词与物的重新关联，具有与遗忘相对抗的“纪念碑性”。《蝴蝶》则与上述情形相反，废弃物既没有解构官方叙事的功能，也没有审美救赎的功效，而且麦克尤恩对“拾荒者”形象去浪漫化的处理以及对垃圾看护者退隐的安排也都指向了垃圾在时间的侵蚀下逐渐腐烂的终结感。事物被遗弃，淡出“拾荒者”视野，自生自灭的非档案化过程暗示着朽坏与死亡的结局。

       其次，运河这一贯穿文本始末的城市意象，已不复是能量传输和空间拓展的媒介，它是城市秩序的逃逸物，解构了感官的愉悦，解构了美与和谐。运河静若死水，呈褐色，由于天气炎热，“浮渣散发出的不像是化学品的味道，却更像是动物的体味”，［5］91而女孩“简”就淹死在运河中。河水的颜色、气味、状态建构了具有熵化特征的感观地理学，导致城市主体对审美客体的厌恶与拒斥，从而产生消极的地方感受。“丑的自然倾向乃是产生不快。”［8］河水近乎凝滞的状态，四周死寂的氛围，炽热的阳光使液体蒸腾、消融的趋势，运河对尸体的封存所产生的“地下感”，都指向了熵化区域与城市主体期待的稳定感和兴荣感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运河本是人工智慧的产物，本应承载的是人们与外域自由连通的企望。比如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记述了小说主人公为逃离孤岛而开凿运河的努力：“为了把独木舟引入半英里外的小河里，我挖了一条运河，有六英尺宽，四英尺深。”［9］在此，运河的成形为鲁滨逊开启了新的空间认知与想象的可能，即认为通过经验和知识能够突破空间的局限，改造自然，缔造未来。相反，《蝴蝶》中的运河所言说的是空间拓展的对立面，是城市经验的萎缩，是腐物的沉积和城市能量的消散，是美感的消逝，是对强调机械进步的线性时间观的否定，是启蒙运动所肯定的相信事物能从无序变为有序的乐观主义精神的破灭，因而是熵的代名词。

       再次，由于隧道的半封闭性和隐匿性，这个不见光日﹑自成一体的空间成了城市文明的惩罚与规训较难触及的死角，为受压抑的本能的释放提供了一方秘密土壤，使城市秩序所强调的“超我精神”［3］238在半封闭空间中暂时失却对个体的约束力，从而导致城市熵变系统中的能量流动愈发混乱。在文本中，隧道是少年对女孩实施犯罪行为的地点，隧道幽暗隐蔽的环境如催化剂般使少年积蓄的性本能与攻击本能在顷刻间释放，对少年打破文明的禁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无形的威慑力与少年想要制止女孩逃走的欲望相暗合。在此情境之下，理智不复存在，人在“地上”被压抑的本能浮出水面，占据了上风。此外，隧道在地理上的中断与延续还建构了对外部空间既遮蔽又接纳的间续性空间，受工厂、马路、铁道线的阻隔，时隐时现，这种间续性空间出现、消隐、复现的过程加深了创伤主体对暴力的原始情景的恐惧，隧道成为“违反意愿的记忆之地”，［7］335成为记忆侵扰的象征空间，强化了隧道的“地下性”。

       最后，地下室与“死者之城”（necropolis）的关联也构成了城市能量流失的一种隐喻。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考证原始城市的起源时指出，在旧石器时代，由于采集和狩猎的需要，人们居无定所，首先获得永久性居住地的是死者。生者出于对死亡现象的虔敬和对死者魂魄入梦的忧惧，时常回到死者的墓穴或坟丘前怀念先祖，告慰他们的灵魂。死者的安葬地点逐渐成为生者固定的聚集地，并最终促成了连续性聚落的产生，因此，死者之城可谓生者之城的前身。［10］在《蝴蝶》中，警察局的地下室是安放被害女孩尸体的场所，女孩仰躺在一张不锈钢台上，“嘴张得很开，眼睛睁得很大，非常苍白，非常安静”。［5］83地下室作为坟墓的变体，记载了死亡这一个体命运熵化的终点，模糊了死者之城与生者之城的界限，充斥着亡灵复返诉说创伤经历的“既视感”，将读者带回能量匮乏而又神秘诡异的城市原初状态，影射了城市中存在与虚无互相指涉导致的不安。“地下世界”的意象集群构成了“蝴蝶”这一蕴含着美好和希望的意象的反讽，体现出熵消解一切的“熔岩性”。

二、狄俄尼索斯的重返:主体心灵的熵化

       麦克尤恩不仅通过对伦敦“地下世界”的文学再现书写了城市的景观之熵，还通过对少年类似狄俄尼索斯的形象塑造捕捉到城市主体的心灵之熵，即其心灵世界的脆弱与混乱，书写了野蛮与文明的角力对主体内心秩序带来的冲击，以及这种冲击对主体自身的伤害、对他人的伤害、对城市共同体秩序构成的潜在威胁。《蝴蝶》中的少年宛如城市的游魂，或潜伏在城市的秘密角落里，或穿行于城市的“地下”迷宫，但终将城市所力图压抑的非理性﹑暴力与死亡的讯息散播开来，促成了伦敦的祛魅。理查德·利罕提到：“在现代城市的表面下，涌动着像我们血液一样古老的力量。这些力量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城市中破坏性力量的代表是狄俄尼索斯，他的精神后来体现为狂欢，再后来体现为神秘的陌生人和人群中的人，最后用弗洛伊德的神秘理论来说，体现为'重返的被压抑者’。”［3］6少年的形象可视作重返的狄俄尼索斯。一方面，力比多的释放使他在肉体的迷醉中重拾身体的革命性，对自我存在的感知促成了生之狂欢；另一方面，少年对女孩的拖拽、强迫、追赶、侵害都指向了人的死亡本能和攻击驱力，指向了毁灭秩序和消解生命的快感。生存本能和死亡本能在少年身上的体现反映了人的原欲与城市文明强调的理性规则和自律规则的对峙。弗洛伊德认为，文明的建立要求本能的牺牲，“不仅有性欲的牺牲，而且有人类攻击性倾向的牺牲”。［11］文明试图将野蛮掩盖起来，但原始的力量不会就此消逝，当本能被压抑到一定的程度，便会促成被压抑者变为重返的狄俄尼索斯，将不安定的因素重新带回到城市之中。

       正能量的流失成为少年心灵之熵的体现，但其心灵之熵所对应的并非绝对的恶，而是一种道德的模糊性，因为侵害女孩系少年无意识而为，与他友好的初衷相悖。人类原始的身体和情感冲动逐渐被家庭和社会所约束，从而潜藏至无意识当中，但潜藏不等于不存在。荣格（CarlJung）认为，人类文明史仅有几千年的时间，与前文明时期几十万年的时间相较，人的“心理功能的原始模式仍然是极其强健和容易恢复的，所以当某些功能由于被剥夺了力比多而解体之后，它们在无意识中的原始基础又重新变得活跃起来”。［12］190在特定情境的激发下，作为“本能的无意识形象”［12］62的原型便会复活，产生如本能驱力般的强制力，构成对理性和意志的反拨。当意识松弛，失去对无意识的心理内容的审控，《蝴蝶》中的少年在隧道中变成了凶神恶煞，昭示了狄俄尼索斯的重返。而其重返的结果便是少年与自身“复影”（double）的相遇，陷入自我与非我的纠缠当中，不再是意识的主人，而成为城市文明阈限下被无意识所掌控的客体。主体性的式微象征着完整自我的破碎，预设着一种支离破碎的生命状态，而少年精神的割裂恰好就是熵在城市主体心灵世界活动的反映。

      少年心灵熵化的程度在其对女孩进行侵害时达到极值，这一极值的出现需要能够激发熵化情境出现的空间，隧道与“本我”关联的城市垂直高度为狄俄尼索斯的重返提供了这样的空间。派克认为，深入到地表之下的仰视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将城市“妖魔化”（demonize）。［13］作家通过聚焦各类社会边缘主体和亡灵类地窖化的栖身之所，提醒人们现代城市中仍掩藏着人类原始的、无意识的心理基础，与“本我”相连。在《蝴蝶》中，隧道虽不是全然在地表之下，但与街道的“去遮蔽性”不同，它是城市中的阴暗存在，具有地下空间的“本我”似的类人格属性，刺激少年原始血液再度沸腾。从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垂直性空间诗学来看，“在明亮的高处所做的梦中，我们处于理智化投射的理性区域”。［14］18但随着垂直高度的降低，主体的内心体验也会发生变化，会被一种“与地窖相连的非理性”［14］17所主导，在地下撼动摩天楼的根基。隧道对理智化投射的抗拒使其更接近与地窖相连的非理性，少年在隧道中完成了对自我心灵的放逐，这种浑浑噩噩而不自知的熵化心灵状态使少年在变形的狂欢中走向残余的自我，直面城市高空美好幻象的破灭。麦克尤恩深入到城市人格的“本我”层面去探赜少年人格的“本我”维度，城市的景观之熵与主体的心灵之熵相互照应，构成了作家对城市中潜藏的人性灾难一触即发的预言化表达。

       少年的原始欲望只能借助隧道的掩护得以实现，由此折射出城市针对边缘主体的有效心理疏导机制的匮乏，这种匮乏加剧了野蛮与文明之间的矛盾，使主体的心灵因无法找到情感流淌的出口而备受煎熬。《蝴蝶》中的少年无法以象征性的方式排遣被压抑的本能，建立“超我”与“本我”沟通的桥梁，回归完整的“自我”，这是少年心灵熵化的症结所在。无论是欣赏悲剧时哀怜和恐惧之情的“净化”，还是置身文艺创作所产生的力比多的“升华”，都是以人的趣味或惯习能够接受的方式使某种激烈的情绪因宣泄而平静，属于“无害的快感”。［15］反之，当本能的突围直接取代这些象征性的排遣方式，就可能涉及无意识中对交往客体造成的身心伤害，这令施为者本身也猝不及防。少年人格的狄俄尼索斯化，指向了在城市生活的非常态条件下人的本能受到禁限的严重后果，展现了城市边缘主体在精神压抑的情形下建构自觉、完整、独立和具有历史延续性的“自我”的困境。

三、交流的阻滞:负熵的缺失

      少年人格的狄俄尼索斯化影射了暴力与孤独的联姻，暴力是变相的情感表达方式，是孤独长期累积的结果，而孤独和缄默的在场意味着城市熵增系统中交流的阻滞与“负熵”（negativeentropy）的缺失。负熵即信息，是熵的反义词。“正如一个系统的信息量是其有序程度的量度，一个系统的熵量则是其无序程度的量度；信息与熵互为正负。”［16］负熵存在于开放系统中，信息的流动是开放系统的能量之源。相反，在封闭系统中，能量的补给被切断，系统从有序变为失序，最终其熵化程度达到峰值，而且这种熵化的过程是不可逆的，“机械的或热力学的，以变成废物为终点；交流上的，以沉默寂静为终点；与人类有关的方面，以衰败和死亡为终点”。［3］270

       就《蝴蝶》的城市书写而言，城市负熵缺失的主要表征在于有效人际交流的匮乏。《蝴蝶》中的少年是一例典型。麦克尤恩将少年塑造为一个有体貌缺陷的人，他的下巴与脖子连为一体，旁人常常用异样的眼光来打量他。少年习惯了独来独往，其精神世界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封闭的熵增系统，无法从外部环境汲取负熵以减弱自我内部的熵化程度。少年精神上的封闭并不能带来精神的自足，这种自处并非超验主义式的静思冥想，也不同于本雅明和波德莱尔笔下都市漫游者的诗性观望。在城市社区语境中，少年丧失了交往的权利，负熵的缺失指向了社区主体间性的淡薄和社区效能的弱化。

       社区中“首属关系”（primary relation）的淡化导致了少年与他人交流的阻滞。“首属关系”是由“以密切的面对面联系和合作为其特征的团体”所构成的联系形式。从原初的社区形态来看，母亲与孩子、丈夫和妻子、亲戚、邻居、牧师、医生、教师，这些基本的联系形式“构成生活中最密切、最真实的关系”。［17］在由此构成的社区里，成员之间的互动是直接的，容易培养人们的地方认同感和依附感。而《蝴蝶》中首属团体亲密关系的削弱使少年体味更多的是类似陌生人之间的淡漠情感，致使负熵主导的人际空间受到局限。第一，在叙事文本中不在场的父亲和去世的母亲使首属关系中最重要的家庭关系成为空域，少年缺少与父母直接的对话交流，交往资质受到了损伤。第二，邻居间的疏远使邻里关系从“首属关系”滑向“次级关系”（secondary relation），即从一种熟人关系转为生人关系，从直接关系转为间接关系，从长久、稳定的关系转为短暂、变动不居的关系，使社区的情感生态发生了变化。在当代城市语境中，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交通的便捷极大地丰富了城市主体的时空体验，甚至可以使其同时接触到多样的社会环境。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并置、工作场域与居住场所的分离、社区人口的流动与迁移等因素使邻里原初所具有的共同的情感结构和道德结构逐渐由凝聚转为离散。邻居成为“相见而不相识”的存在，成为印象主义式的浮光掠影，成为因神经感官的麻木而衍生的厌倦态度的被动承受者。《蝴蝶》中的少年有着体貌上的缺陷，这更增强了邻居们情感上的离心力，使他成为“看不见的人”。主体间性的缺失影射出邻里在维系地方依附情感方面的功能有所衰退。可以说，麦克尤恩在《蝴蝶》中刻画出了邻里关系沦为“次级关系”的社区人际熵化情境。

       社区的人际熵化使区隔取代移情，阻碍原有的社区效能发挥作用。社区效能是“社区向其成员们提供生活环境的能力”，［18］118一个良性发展的社区应促进成员间的对话，实现城市体验的感知联动，为信息熵的补充创造条件，从而给予成员们安全感、新的经历、认可与爱，［18］119使他们感到康乐、愉悦。社区成员间的尊重、交流与互动程度是社区效能测定中的一项重要指标，关系到主体心理格式的形塑、社区“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和社区活力的彰显。但在《蝴蝶》中，社区成员并没有与少年沟通的意愿，而是以区别对待的方式强调“正常人”与“不正常的人”之间的分野，强调“群内”（in-group）和“群外”（out-group）的差别。因此，少年所在的社区不再是秉持和平、理解、互惠原则的“我们集团”（we-group），不再是一种能够聚集主体共同欲求与祈愿的社会空间。当理想的社区效能遭遇人际熵化情境的打击，少年只好在幻想中重构社区共同体，重构自己与他人生活的交集，重构自己的社会身份。但是单向的心理“麻醉”策略的临时效用终不能替代实际的双向或多向的信息传输—交互—反馈机制。少年渴望对话的愿望被城市所压抑，近乎失语，而“失语是死亡的一种形式”，［3］245指向的是城市边缘主体精神活力的熵化终点。

四、结语

       在《蝴蝶》中，伦敦的“地下世界”见证了城市能量的流失，狄俄尼索斯的复返影射了个体内心的失序，而隐藏在暴力和诡异背后的孤独则反映了社区人际交流的阻滞。无论是城市地质空间、主体心灵空间还是社会文化空间都呈现出以荒芜、诡异、区隔为特征的熵增状态，体现出城市从混乱走向灭亡的终结感。麦克尤恩对城市之熵的刻写揭示了他在“恐怖伊恩”时期对与启蒙精神相契合的“线性进步观”的深刻质疑。这种质疑源自麦克尤恩创作早期“弗洛伊德式”的内倾型城市认知图式，也牵涉到作家对“二战”后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反文化运动期间信仰崩塌的焦虑，因而“恐怖伊恩”时期的熵化城市形象中充斥着野蛮颠覆文明的危机感。1987年，《时间中的孩子》（The Child in Time）的问世标志着麦克尤恩从聚焦个体幽微的内心世界到兼顾“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创作转向，对城市宏微并蓄的全景式书写使麦克尤恩更为辩证地看待城市的“美”与“恶”，作家对城市的态度由嘲讽变得宽容。从转型期到成熟期，麦克尤恩在作品中更多地展现出危机与希望并存的城市风貌，“熵化”的城市观转变为“曲步渐进”的城市观，但无论在哪个创作阶段，麦克尤恩对边缘主体在城市中生存境遇的关切始终未变。《蝴蝶》中的城市之熵印证了麦克尤恩城市观嬗变的起点及作家城市书写中恒定的情感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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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高美玉

校对：王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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