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棉纺织业、丝织业的发展,加快了地域经济商品化的进程

明清山东棉纺织业、丝织业的发展,加快了地域经济商品化的进程,第1张

明清时期的山东是一个传统农业地区,棉花和丝绸成为山东种植和对外贸易的主要产品,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地域经济商品化的进程。作为礼仪服饰变迁的物质基础,棉花和丝绸的发展也为礼仪服饰增添了丰富的面料选择。

1.明清山东棉纺织业

明代到清代,山东的棉业经济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到贸易驱动的转变。明初,山东棉花种植以政府性强制征收为主,仅供自产自用,棉纺织业尚未成熟,家庭手工业发展范围很小。进入清代,随着赋税制度和加工技艺的日趋成熟。山东的棉布品牌甚至商号相继诞生而且山东棉商也抢占了北方市场。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及棉纺织业的蓬勃发展促使山东的产业和经济结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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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种植在国家强制性政策下发展起来。由于明清山东水旱交替、气候恶劣,而棉花对旱涝的适应能力较强,利润大,产量高。同时棉布在粮食歉收时也是政府折征税粮的主要替代品,是山东大面积推广种植的经济作物。植棉的经济效益明显提升。据《农政全书》记载:“齐鲁人种棉者,即壅田下种,衰三尺留一棵,亩收二三百斤以为常”。

在实用性方面,棉布在山东秋冬季节能够抵御严寒又质地轻薄,同时低廉的价格是丝织无法比拟的,使山东民众有了更多选择。棉纺织品逐渐成为百姓服饰品的首选。

随着山东的纺织工艺水平逐步提升,能够织出越来越多品种各异且精美靓丽的图案,无论粗布还是细布均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欢迎。棉花织成的棉布不仅用于制作礼仪服装,也用于礼仪饰品中的靴、帽加工。它在满足山东民众日常服饰选择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礼仪服饰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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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期以后,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山东地区的家庭棉纺织业的生产质量和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加之商品性流通也逐渐发展起来,围绕棉纺织业产生出农作之余蓬勃发展的家庭纺织业,为民众生活提供了更多保障。清代山东的棉花种植更加普遍,呈现出集中化的趋势。鲁西、鲁西南平原植棉优势依旧明显,鲁北地区也一跃成为山东经济中心。

至清代中期,山东织造颇具地域特色的棉布已经能够抢占一方市场,棉纺织业成为山东新兴的行业个体。山东的六十多个州县具有棉纺织生产能力,且济南府齐东、章丘、邹平等地已成为重要的棉布输出地区,所产棉布运往关东。到乾隆、嘉庆年间,山东由明代的棉布输入区转为输出区,所生产的洋布、洋纱每年约300-500万匹外销。

棉花商品化不仅带动了社会消费,也使人们由传统的衣着质朴向崇奢尚华转变。婚礼用的大红棉袄、红棉裤、棉鞋。葬礼用的寿衣、帽、袜、祭祀用的礼靴等均用棉布。同时,棉布逐步替代了麻布成为丧服的主要面料,山东丧服多以棉布作为大功以下的五服面料。以棉布为礼仪之衣是社会阶级性发展的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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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清山东丝织

明清时期,丝织业在山东纺织生产中占重要地位。从明初位居全国第二层次到清末跻身前列,丝织业的不断发展使山东婚礼服、葬礼服和祭祀服饰面料有了更多选择,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

明初,山东栽桑养蚕、缫丝纺织成为一种普遍的家庭副业,无论山区和平原,农户普遍养蚕、种桑、缫丝、纺织成绢、绫等产品。如临淄“商贾治丝布、业香屑而止”。寿光“平原沃土,桑麻蔽野,人皆务农,逐末者少”。登州府“农作外,间治蚕桑。”济南府:“桑间采尽干条叶,机上抽成万缕丝。”

由于这一时期我国气候进入寒冷的小冰川期,蚕桑丝绸业生产的最佳区域南移,政府开设的几个官营丝织业生产中心都集中在江浙地区,山东在全国蚕桑丝绸业生产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加之山东蚕桑丝绸业在元末明初因为种种原因而受到打击,洪武年间山东所缴纳的丝织品在全国所占比重不大,蚕桑丝绸业水平位列第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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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业中心地位的丧失,使山东高档丝织品的生产及品种明显减少,所生产的主要是一些实用性强、市场上销量较好的民用丝织品。周村只能织小绸子、小绫子、小方绸、大绫子,如二八绸子、三二绸子、二丈绫子、滚宁绉等,分量轻,绸面窄,组织简单,没有图案,主要用于做彩旗、寿衣之类。

通过对明代山东布政司赋税中的纺织品缴纳统计情况,分析可知,洪武年间山东布政司的丝织品税收仅涉及到绢,弘治及万历年间,所缴纳的丝织品品种明显增多,有丝锦、本色丝、人丁丝、农桑丝等,这些大多折合成绢征收,而且数额和所占比例已达到60%以上。这说明桑蚕丝绸业经历了明初的衰败到明中期已经走出了阴影,重新站在了全国丝绸行业的前列。

清代,随着对外贸易的加强,山东丝织品种类增加,如周村一带,机坊不断增加,所织的产品分量逐渐加重,面子加宽,清末已能织“洋绉”,如双绫洋绉、单绫洋绉、五二洋绉、五四洋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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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而贵”。东昌府临清州所织:“帕缦,条极绮丽。”兖州府的绫“坚密,不能为他织文矣。”同时,山蚕业的发展,谱写了山东丝织业的辉煌篇章,并且为礼仪服饰面料提供了更多选择。山蚕是放养在山区树丛中的野生蚕种,又叫野蚕,是一种适应能力强,对生长条件要求低的蚕种。只要有柞、椒、椿、槲树的地方,都可以放养,放养面积大,无需准备蚕室和特殊饲养工具,且不占用耕地。

一年春秋两季皆可缫织,丝粗而韧,加工成绸类称为山茧绸或山绸。绸色泽光艳,质地柔和,具有冬暖夏凉的特性,深受人们喜爱。山蚕中产量最多的是柞蚕。柞树大面积种植于山东东部和东南部的山地丘陵,自明代中后期开始,由于长期的大规模的人工养殖,人们积累了丰富的山蚕纺织经验,能织出如绒一般的高品质丝织品,可以与明代每匹价值百金的昂贵的大绒价值相等。

此外,在广大的山蚕区产生了因丝织“家至巨万者”的富裕人家。丝织,由家庭副业向家庭丝织专业转化。在山蚕养殖集中的胶东半岛以及鲁中和鲁西南山区,山蚕业日益兴盛,养柞蚕织山绸成为山东农家的重要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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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至清中期,伴随着山蚕养殖的发展,雇佣关系应运而生。例如在不适宜养殖山蚕的地方,出现了专门从事山蚕茧和丝缫织工作的人群,而一些山蚕产区以专业出售山蚕茧为主要工作,形成了山蚕放养、缫丝、纺织各项工作细分的专业化经营。乾隆时期丝织业在多数家庭得到普及。临清更是靠本地区及其它地区的蚕丝来发展丝织业。反映出产茧与纺织、缫丝与织丝的具体分工,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清末,形成了以胶东半岛烟台为中心的缫丝生产中心和以莱州昌邑为中心的纺织业中心。在丝绸的缫织方面,山东蚕桑丝绸业很快走出了衰败的阴影,所缴纳的品种、数额及所占比例看,少的占到30%,多的甚至达到60%以上。重新站到全国丝绸行业的前列,山东的蚕桑丝绸同山西、安徽、湖北、湖南等地一起成为当时重要的蚕桑丝绸业生产基地。

山东布政司丝织品的缴纳和起运,靠的是各地蚕桑丝绸业的发展。有关这方面的情况,王曾瑜先生曾根据山东各地方志做过相关统计,结果显示明代山东六府以及部分州县均有蚕桑丝绸业生产,并且贡赋丝织品。作为赋税的一部分,即使是先前不缴纳丝织品的登州也开始缴纳丝织品。这说明,明清时代山东所有的州县都在从事蚕桑丝绸业的生产并以此缴纳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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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尽管等级制度越来越森严,丝织品的等级划分也越来越明确,但丝织品成为日常生活用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无论品官还是平民,都可以服用不同级别的丝织品,柞丝绸既可以制作礼仪服装又可以作祭祀的神帛使用,可以说柞绸的出现丰富了当时人们的礼仪生活。随着祭祀及礼仪制度的日益完备,所需丝织用品也越来越多,凡祭祀活动和场所都有神帛出现。

《光绪登州府志》记载,登州府每年或一次祭,或实行春秋二祭,祭品中必有帛。曲阜孔府档案资料选编第三册第三编中记载明代山东礼仪服饰面料均为绸缎。

孟府收藏的服装、鞋帽也多以绸缎为主,由于印染、刺绣、提花、缂丝、镶嵌等服装工艺大大提升,织机的改进和推广,让人们能够在各种面料上织出变幻无穷的图案,从而设计制作出无数美不胜收的礼仪服饰。极尽华丽之能事,使服饰的美丽发挥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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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山东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及商业的发展。棉纺织品和丝织品的快速发展为祭祀礼仪服饰和婚礼服饰提供了更多选择空间,织绣技艺的提升也使礼仪服饰变得更加多姿多彩。这种手工业与商业的结合,标志着明清时期山东已经由小农经济向小商品经济转化,商业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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