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百科大全 2023-03-17 18:37:15

洪涛 | 历史化阅读和讽谕化阅读──评《金瓶梅与北京》的新看法

香港有一种「大众化书店」，主要销售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书籍。在这种书店中，「有名的」文学作品往往能占一席位，例如，《唐诗三百首》和《金瓶梅》之类。在「三级书刊」泛滥的局面下，《金瓶梅》仍然有它的市场，这大概跟它「古今第一淫书」的称号有点关系。说到底，性描写对某些读者是有吸引力的，《金瓶梅》以此闻名，容易引起普通人的好奇心。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如果有人说《金瓶梅》中的性描写是出自太监的手笔，这观点（还不能说是发现）大概也算够新奇了！但是，这只是丁朗《金瓶梅与北京》（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的多项新见之一。我们说是「观点」，而不是「发现」，因为丁朗并没有找到历史证据证明是哪一个太监写了《金瓶梅》，丁朗只是从《金瓶梅》内文对太监的态度推导出这个新看法。作者问题又牵涉到另外两个论题，也就是「时间论」和「地域论」。此书的新见解，主要和这三个层面相关。以下我们作一番述评。

绣像本与词话本

一)作者论

《金瓶梅》的作者是大名士还是底层文士？《金瓶梅》的作者是谁？从来就是一个谜。坊间的俗本大多题上「笑笑生著」。丁朗此书的第一章标题是：「兰陵笑笑生不拥有《金瓶梅》原作的著作权」。正当各方学者对「兰陵笑笑生」这五个字无比重视、苦苦考证追索之际，丁朗这个标题怎会不引人注目？关于《金瓶梅》著作权的论争，有两个很重要的焦点。一个是「大名士」之说，另一个是「兰陵笑笑生」之说。大名士之说出自明朝学者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沈德符生活的年代和《金瓶梅》面世的日子相近，但他对谁是作者这一问题已是含糊其辞：「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这一说法后来和嘉靖朝名人王世贞拉上关系，流传很广，更兼文人踵事增华，因此我们读清代人的笔记，就会发现文人对「王世贞着《金瓶梅》」言之凿凿。1932 年，在山西发现一部《金瓶梅词话》。这个本子上有一篇欣欣子序，开头就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这个「笑笑生」马上引起论者的兴趣。论者揣测很多，谅读者未必有兴趣了解，因此笔者只简略报告一下：「笑笑生」显然是个化名。

《金瓶梅词话》介休本（1932年）

1983 年，大陆复旦大学黄霖教授首先提出笑笑生是屠隆，台湾魏子云随即撰文呼应，后来更有宁波师院的郑闰和上海华东大学蒋星煜加以补证，使这一说法更具说服力。丁朗却一笔扫开「兰陵笑笑生」，他说：「兰陵笑笑生的出现，实际上是对我们追踪原作者的一个极大的干扰。」（页2）但他怎样面对黄霖、魏子云、郑闰的说法呢？丁朗的做法有二：一是质疑笑笑生的存在。二是否定欣欣子序。这两点似有商榷的余地。丁朗认为：笑笑生不存在，因为已知的明人笔记中并无提到兰陵笑笑生。然而，我们知道，笑笑生留下了一些踪迹。明末《花营锦阵》春宫画第二十三幅图后有「笑笑生」题词〈鱼游春水〉。这个笑笑生会不会是欣欣子序提及的笑笑生？至于说欣欣子序是出版商为招徕而加上去的，那就更没有实据了。看来，只从笑笑生三字着眼，新论是立不稳的。于是，丁朗再从时、空二元来论证。

《花营锦阵》

二)时间论

《金瓶梅》写的是嘉靖朝还是万历朝？《金瓶梅》的故事背景是北宋末年，情节中却混有种种明朝的痕迹，「借宋写明」之意昭然若揭。但是，《金瓶梅》写的是明朝哪段史事呢？明朝人说是嘉靖朝人写嘉靖朝事：《万历野获编》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谢肇淛〈金瓶梅跋〉说：「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永陵，明世宗的陵号。）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金瓶梅词话》中的廿公〈跋〉也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世庙时」即明世宗嘉靖时期。）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著名学者郑振铎提出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的说法。这一说法在台湾学者魏子云手中发展到极致。魏子云的主要论说可以简化为「讽喻万历宫闱宠幸事件」，主要论点是：酒气财气四贪词影射万历十八年雒于仁的〈四箴疏〉；首回有关刘邦项羽的那首词影射万历帝偏宠郑贵妃，有废长立幼之心；第七十、七十一回有所谓一年两冬至，影射万历帝到天启皇帝的政争；第七十一回政和改元问题也是影射改朝换代之事。以上种种当然取决于「影射」，而「影射」都指向万历朝。有趣的是，运用相同解读手段的丁朗却认为《金瓶梅》主要是影射嘉靖朝，尤其是严嵩父子和朝臣（参第五章）。这岂不是回到明朝文人的旧路上（嘉靖说）去吗？怎能说有新见？丁朗的新见主要在第六章：《金瓶梅》写的是宋朝的事，却有十几个明朝的人在活动，他们主要活跃于嘉靖朝。丁朗最重大的发现是王相和李铭这两个人物。原来王相和李铭正是嘉靖帝的亲家公，而在小说中这两个人物却是卖唱侑酒的行院子弟，社会地位极为卑下，人们以「王八」称之（书中的春梅接连骂了李铭二十二个「王八」）。这真令人大感诧异了！第七章仍沿着这条思路考索，结论是：在嘉靖朝的纠纷中，《金瓶梅》作者讽刺严嵩、陆炳，同情宦官。讽刺严、陆是陈见（《万历野获编》已如此说），同情宦官却是丁朗的新解。从这一点，丁朗又联系到《金瓶梅》的性描写与太监发泄性欲有关。如果《金瓶梅》的作者真的与太监有关，那么，研究者的视线应移往太监最多的地方：北京。

《万历野获编》

三)地域论

《金瓶梅》写南方还是北方？丁朗此书特意标榜「北京」，自然全书是以此为重心。事实上，除了第五章、第六章涉及北京的政局外，丁着的第三章和第四章也都着眼于北京：第三章有二十七小题目，谈的全是《金瓶梅》中的北京风物；第四章讲的是《金瓶梅》所用语言的流行地域─北京。这两项都是聚讼纷纭的题目。《金瓶梅》故事发生在山东，于是，起初大家都以为是山东人用山东话写成（鲁迅、郑振铎都如此说）。后来，欣欣子序提到「兰陵」，学者自然想起山东的兰陵：张远芬提出书是山东峄县人贾三近写的；王勉认为是山东高邑的赵南星写的；朱星认为是山东临朐人冯惟敏所作。可是，南方也有一个兰陵，江苏武进古称兰陵，因此论者也能举出南方合资格的作者来：屠隆是一个，王穉登是另一个（鲁歌、马征二人倡此说），谢榛又是一个（王萤、王连洲主此说）。海峡两岸的金学交流，也曾环绕地域问题发生争辩。台湾的魏子云持「作者是南方人」之说，而大陆的徐朔方认定是北方人。据1991 年2 月11 日中新社报导，「魏徐之争」当时被称作南北大战。用语虽然夸张，却显示出双方各不相让。如今丁朗的说法可称为「北派」，重点却不再是山东。丁朗自承是「语言学的门外汉」，但第六章「《金瓶梅》讲的是哪里话？」长达四十几页，可见他还是下过一番功夫的。这一章的写法和其他章节的写法不一样。其他章节对近代学者的论点引述不多，而这一章从已有的成果出发，对《金瓶梅》的语言现象作一番综合考索。《金瓶梅》既有山东方言的特点，也确有吴语的成分，甚至保留了湘、鄂、川、黔，乃至晋、陕、冀、辽方言的某些特点。丁朗的结论是：《金瓶梅》的语言，是近古时期末叶曾经流行于中国京城一带的语言。这个观点，也是相当新鲜的。刘辉在丁着的序言中指出，研究《金瓶梅》，应当把它放在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长河里，放在明清长篇小说大的氛围里，研究它们发展的共同规律，而不是孤立地拈出一部作品来立论。刘辉只是笼统说丁朗此书「并非完美无缺」，没有提出具体事例。刘辉本人主张「世代累积集体创作论」，这一点似乎和丁着不同。其实丁着本身也是倾向于《金瓶梅》成书于众手。本文上一节未曾论及的第二章、第八章正涉及这一问题。第二章谈的是第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出自别手的问题，而第八章讨论《金瓶梅》是怎样从宋元话本中吸取养料的问题。丁朗在末章甚至认为后二十回另有一个执笔者。比起空泛的「集体著作说」，丁朗的论点已是实在得多。世人研读《金瓶梅》最喜欢用讽喻化读法（allegorizing）和历史化读法（historicising），综观丁着，我们觉得他兼用二法。如果说他「孤立地拈出一部作品来立论」，这里倒是可以提出一个具体问题。丁朗说：「肯定他〔作者〕：或者和太监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或者他本身就是个太监；二者必居其一。」（页236）这个结论的前半截建基于作者同情宦官这一诠释，但也有论者（如叶桂桐）认为作者其实憎恶中官。新论的后半截是建基于对太监特殊性心理的认识。然而，明代纵欲成风，色情小说繁多，《金瓶梅》作者会不会是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呢？《金瓶梅》之成书真的「肯定」和太监有关？《金瓶梅》和《如意君传》的性描写有雷同之处，应作何解释？我们不妨把《金瓶梅》和《痴婆子传》《绣榻野史》《灯草和尚》等书一起考虑。这其实是更彻底的「历史化」读法。读者诸君认为怎样？最后，丁朗的「太监著书说」，是不是受到张竹坡的启发？张竹坡在《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说过：「作者必遭史公之厄而著书」。众所周知，太史公司马迁受腐刑而发愤著书。（1997 年初稿；2014 年修订）

【后记】这篇短文原刊于香港《读书人》杂志。杂志所设稿例对投稿人有不少限制，所以，这篇小文没有附加详细的注释。读者鉴之。陈诏《金瓶梅小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对丁朗的说法提出了一些商榷：《金瓶梅》有北京的场景不等于在北京创作。陈诏认为《金瓶梅》是在江南写成的。丁朗又有《金瓶梅里那些人那些事儿》（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据丁朗自己说，《金瓶梅里那些人那些事儿》是《金瓶梅与北京》的增订版。新书认定：《金瓶梅》的原作者是说书艺人，且与北京城的太监有特殊关系。（2014 年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