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百科大全 2023-03-17 18:33:26

“我仍需要更多的爱”——读《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

凌之鹤

■ 诗人，评论家。著有《独鹤与飞》《为文学祭春风》《醉千年：与古人对饮》

■ 《滇中文学》主编

恕我浅薄而势利地猜想：如果没有《百年孤独》这部令人着迷的魔幻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能否引起世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答案是肯定的，倘没有作家所说的“《百年孤独》是一本并没有遗漏伟大文学的要素、能够连续不断地销售、被一代又一代人阅读的小说”，他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可能激起世界各国记者长达数十年追踪访问的兴趣；读过《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之后，我们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以马尔克斯应对世界各国知名记者的杰出才能及其优雅动人的谈吐，他绝对能够获得众多资深国际读者的爱戴和追捧。

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各种访谈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胜数。尽管这位拉丁美洲颇具传奇色彩的文学大师善于“抗拒”采访和躲避记者，但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尤其是在《百年孤独》持续走红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各方记者还是穷尽一切办法对这位文学英雄进行了一系列深度采访，并形成了蔚为可观的成果。美国评论家、马尔克斯研究专家吉恩·贝尔-维亚达编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正是从众多访谈作品中精挑细选出来的集萃。收入集子的11篇访谈文章，时间跨度从1971～1996年，堪称十一堂大师课：“别处读不到的思想洞见、魔幻现实，让你在此读懂马尔克斯，读到过瘾”。幸哉，我在阅读这些美妙的谈话作品时，既有身临其境之快感，亦颇得耳提面命之教益。

《百年孤独》的巨大成功，使马尔克斯获得了他长期追求的经济独立和创作自由，但记者和编辑也给他带来了令人头疼的“烦扰”；为此，他不得不像控制体重那样谨慎地避免“成为一道公共奇观”。事实上，若想顺利地采访马尔克斯殊非易事——正如贝尔-维亚达在《建造指南针》的访谈中所说，早在马尔克斯获诺贝尔奖之前，西班牙语新闻界就以通常是留给电影明星和足球英雄那种关注对他轮番围攻了。“尽管誉满全球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却仍是一个温和平易的人，事实上是那种极好地保持着心理平衡和精神健全的人”。但要想采访到大这位师，仅靠运气是不够的，还必须逾越无数障碍，经过一套由他的朋友和亲人慎重设置的程序（考察）。贝尔-维亚达在该书“引言”中坦承，“要把全世界所有新闻搜集者、贪婪的狗仔队手里掌握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私人对话都收集起来，在这信息流通中是很难做到的”。仅格林伍德出版社出版的权威的四卷本《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书目指南》就登录了197篇对作家的访谈。关于作家访谈确切的数目，几乎无人说得清。编选这样一部访谈录是需要慧眼和批判精神的，“研究者在对那些对谈中最终挑选的，是特别清晰、全面、新鲜——或者说只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艺术成长中的某个具体作品和具体时刻直接相关的篇章”，那种“凭其自身价值而享有关键文本地位的”篇什也在选择之列。贝尔-维亚达发现，作为一名相当国际化的文人，面对不同国籍和不同修养的采访人，马尔克斯与之交流的对象呈现出不同的迷人风采，比如用卡斯蒂利亚语所做的交谈，让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尽显其不拘礼节、直言无忌和风采照人的一面；而和《纽约时报》记者克劳迪娅·德瑞弗斯交流时，他则表现得清醒、端庄、文雅、时尚而得体，和拉丁美洲文化人交谈时，作家就能摆出更愉快的样子，更能显示其本色，更直率，更务实。正如本书中译者许志强所说，“要了解这位作家的生平，获得一幅其经历和思想的地图，阅读相关传记资料是合适的途径”，而这些对话和交谈则“描画出他的生平和思想的轮廓”，“它们是很有价值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我一直好奇而困惑，我们周边有许多所谓先锋作家非常抵触小说就是讲故事的理念，他们甚至傲慢地认为，只会讲故事的人不配称为作家。尽管有着自相矛盾和变化多端的文学观，但马尔克斯却认为讲故事永远是有趣的并反复强调自己就是个讲故事的人，他写小说就是给自己讲故事。“我的天职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是讲故事的人”。在与拉美著名记者丽塔·吉伯特谈话时，他说，“因为讲了一个好故事而受人喜爱：这是我真正的抱负”。他甚至认为自己是出于胆怯而成为作家的，正是讲故事让他克服了胆怯。他坦承他“任想象力摆布”，他真正的使命是成为一名魔术师，“在沙龙里把故事讲好，就像魔术师从帽子里扯出兔子来，这会让我开怀的”。在与玛丽斯·西蒙斯讨论爱情、瘟疫、老年和政治问题时，马尔克斯告诉她，他对如何探明故事的诞生太着迷了，他为此在电影基金会开设了一个名叫“如何讲故事”的培训班，每天召集学生“写故事”。马尔克斯常说自己是作家兼记者，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本质上就是一名记者。花甲之年，也就是在他认为“六十岁是青春的终结”，也是“活在最好的时候”，马尔克斯又迈入了他以为可以“直接抵达心灵”的影像世界。他不仅出任新拉丁美洲电影基金会主席，还亲自担任《对一个坐着的男人的爱的谩骂》《艰难的爱》等系列剧本的编剧，他甚至一直都渴望写一部妙极了的肥皂剧。尽管对电视充满期待，为电影所做的比文学还多，马尔克斯依然遗憾地惋叹，“我还是做不成我想做的事”。毕竟，相对于写小说天马行空的自由而言，从事影视创作需要更多复杂而相互妥协的团体作战。

与博尔赫斯相似，马尔克斯始终高度关注拉美国家政治，毕生反对独裁和极权统治。因其拥护第三世界尤其是拉美的社会革命，除了伟大作家这个身份，他一直还被外界视为一位政治活动家。20世纪80年代初，在哥伦比亚政府和左翼游击队之间进行斡旋之后，他就离开了那个暴力蔓延的地方。1996年4月2日，一个自称“哥伦比亚尊严”的组织绑架了前任总统的弟弟，要求马尔克斯取代现任总统埃内斯托·桑佩尔，并要求马尔克斯在履行总统职务时保证撤销塞萨尔·加维利亚担任的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一职。马尔克斯拒绝了这个要求，声称他只会是“最糟糕的总统”。玛丽斯·西蒙斯注意到，虽然很多人把他看作左翼政治活动家，但在朋友的眼里，他仅仅是异端，是一个反对理论和概论、喜欢出其不意地对待生活、趣闻迭出的讲故事的人。在接受《花花公子》的记者克劳迪娅·德瑞弗斯长达九天的采访时，马尔克斯广泛地回应了他对写作以及文学与政治的诸多问题。他并不掩饰他对政治怀着复杂的感情，“对政治不感兴趣就是犯罪”，他坦言，为了参与拉丁美洲的政治事务，他有时不得不选择做一名“应急政客”。他也不回避他与欧洲和拉丁美洲政府高层朋友的亲密关系，比如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拉丁美洲杰出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托里霍斯将军，他们都是马尔克斯“优秀的第一读者”。他告诉苏珊娜·卡托，他和政治领导人的友谊是最缺少政治因素的，他与政治人物可能会有思想交流，但根本不可能去影响国家元首，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元首会听进任何人的话的，相反，他们可能对你施加影响，让你去做他们想让你做的事情。但马尔克斯确信，他的作品对拉丁美洲造成了政治影响；他对西蒙斯说，文学是不应该被当作枪械来使用的，“文艺向来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是为作家或艺术家的世界观服务的。但文艺绝不应该为某个政府服务”。到了1989年，在接受玛利亚·埃尔韦拉·桑佩尔访问时，因为意识到“你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人，你不知道谁在讲真话，谁在讲假话”时，马尔克斯明确提出了“不谈政治”的要求，他不想再趟那些深水了。

《如今是两个百年的孤独》这篇漫长有趣的访谈，是乌拉圭记者埃内斯托·贡萨莱斯·贝梅霍与马尔克斯长达二十四个昼夜的谈话成果，这次谈话录音大约用了十英里长的磁带，外加无数的烟草。在贝梅霍问及马尔克斯个人的摩西十诫，以及他的为人准则和原则时，马尔克斯以世俗而严肃的口吻说，身为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一个进步而非好战的作家，它迫使你必须依靠自己从日常生活中慢慢地学会并创造一种伦理观，那种伦理观是和金钱密切相关的，“我相信金钱那种腐蚀力量，我在这方面活得小心警惕，对自己负责”。他反复表白，他没有金钱上的野心，对钱没有兴趣；他笑言“作家是产奶的母牛”，需要养活很多人，他绝不允许出版商剥削他自己创作的“干干净净的成果”。与很多作家渴望跻身官场并不惜一切手段去争取各种创作扶持相反，马尔克斯说，“我看护我金钱的来源。我反对一切写作补贴，任何种类的津贴：不管是基金会经费还是资助，甚至奖金。我认为，这种钱无论如何都要会限制和损害作家的”。因此，他一直以来都没有接受过任何写作补助金，也没有接受过一个官职或外交职位。他只习惯于用自己的版税来购买时间，以便专心从事写作。

对被美国大学奉为邪典、给他带来巨大声誉和财富的《百年孤独》，马尔克斯认为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容易读了，而且，他并不觉得该书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他自认为，作为实验之作的《族长的秋天》才更为重要，因为这本书是《百年孤独》为他提供了经济保障之后才得以从容写出的文学作品；而让他感到绝对满意而且最为重要的作品，则是他在接受桑佩尔访谈时透露的《迷宫中的将军》——因为他对这部作品付出了最多努力：“三年调查研究，两年打字”。在问及“你是谁”这个抽象而敏感的问题时，马尔克斯毫不含糊地说，“我是世界上最害羞的人。我也是最善良的人”。而作为普天之下最害羞最善良的人，他最大的弱点——他告诉德瑞弗斯，“我需要多多地被爱。我的最大问题是要被爱得更多，因此我就写作”。他对西蒙斯说过，“但在某种程度上，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写爱情”。自嘲“是一个心灵的女花痴”，“我是那种只想因自己所做的事情而被喜爱的人”，马尔克斯认为并坚信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人生的意义，就是通过写作和作品“让人们更加相爱”。这种写作动机诚然令人感动。事实上，当我们以读者的身份爱上马尔克斯及其作品时，我们就真的爱上了人生——至少于我如是：马尔克斯和他的小说，包括他风趣开朗真诚的言谈，让我充分感觉到人生固然苦短，但生有可恋之处，活着就有意义：人生作为一个过程，唯有活在当下，活出尊严而非凡的自我。有趣的是，当马尔克斯对苏珊娜·卡托说，“你必须死于某种东西”时，她贸然问他“你想死于什么呢”？他回答说，“死于爱就很不错的”。在与卡托讨论哥伦比亚进入21世纪的前景时，马尔克斯不无忧虑地说，在一个人们再也不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的国度，面对权力和司法腐败，“小说写作的未来是什么”？作家不无激愤地连问八遍之后沮丧而无奈地表示，“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我们小说家除了换工作就别无选择了”。

从一名穷愁潦倒的记者，依靠“日常生活中的奇迹”过了四十多年的苦日子，尽管马尔克斯并不承认自己的运气——他最终还是幸运地成长为一名伟大作家，成为哥伦比亚的“国有资产”和“国家遗产”，他的一生诚然是一个惊艳的世界传奇。就猎奇的视角看，别有兴趣的读者还会从《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中了解了马尔克斯更多的私生活景观和逸闻趣事，比如他曾经为完成报道任务而导演假新闻事件，他热爱古典音乐并收藏了成千上万张立体声唱片，他酷爱雪茄和玩魔方……但让我更感兴趣的是马尔克斯的某些文学观，比如他在接受波哥大《宣言》杂志采访的《回到本源之旅》中所说，就其文学修养而言，打开眼界的是音乐，根底则是诗歌；面对眼花缭乱的世界和纷繁复杂的事件时，重要的“不是发现文学，而是发现适用于真实生活的文学，这最终是文学的大问题。发现确实重要、适用于某种现实的文学”。

（原载《译林书评》2021第2期，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