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寻找中国

文/谭端

 许多大陆游客到台湾，会有点失望，他们看到的台北还不如深圳、北京、上海那样，拥有气度恢弘的摩天大楼、笔直宽敞的大街和能容下万人的超大广场。和北京比起来，台北简直像二线城市，充斥着街道巷弄，老旧的楼房，狭窄的空间……

 1946年10月21日蒋介石第一次来到台湾巡视后，却不是这样想的。他在几天后的日记里写下这一天的观感：台湾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

 大陆游客到台北，眼神通常都会下意识地到处搜索，他们在辨识自己熟悉的东西，换句话说，是在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地区寻找中国元素。

 站在台北街头，人们或许会感到既亲切又陌生。亲切的是可以在路上看见各种中国的线索：宁波西街，成都路，金华街，西藏路，南海路，南昌路……台湾人却有点像祖国的陌生人，有着大陆没有的顺从口音，总有道不完的谢谢，他们态度热情又友善，起码表面是……

 虽然处处有中国地名的街道，台北却不是纯正的中国城市。如果要在台湾找中国，应该到台南。在台北，人们看到的，更多是日本。

把中国重新植回台北

 就像在上海街头看见英、法、日、俄各国的身影一样，近代台北城有一百三十年的建城史，经过了两个国家、三个不同时代政权的统治，以及至少三种不同文化的洗礼。

 1946年6月26日，一位叫郑定邦的建筑师奉派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民政处营建局担任技正，正是这个上海人，让广袤的中国流淌在台北城的血脉里。在本省人和外省人爆发激烈冲突的“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行政长官公署决定彻底清除日本遗留的影响，郑定邦奉命加速执行“街道名称改正办法”。

 郑定邦见到的是一座拥有浓厚日本血统的城市。在日本人留下的台北地图上，他看见后来的台北车站原来叫“台北駅”（“駅”同“驿”），总统府原来叫“总督府”，中山堂叫“公会堂”，台大医院当时属于“明石町”，名称是“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附属病医院”。228公园原来叫“新公园”，圆山饭店叫“台湾神宫”，从总督府去神宫，有一条又直又长的参拜大道叫“御成街道”，后来变成现在的“中山北路”。

 郑定邦决定把中国地图覆盖在台北地图上面，将中国传统的中轴线，对准当时日本人参拜神社的主要道路。突然间，他眼前的台北，变成了中国。

 他在台北的东区安上临沂街、济南路、徐州路，又偷偷把家乡江浙一带的地名安插在和他一样位阶的中层公务员宿舍附近——金华街、青田街、杭州南路、绍兴北街，再把往南一点的高级公务员住的区块改成南昌路、牯岭街，然后他的想象继续延伸，再往南是泉州路，西南便有西藏路，西北有迪化街，东北有抚远街、长春路、辽宁街，那些曾被日本人横行肆虐的中国地名——被郑定邦像复仇一样重新定在台北的地图上。

 那是一幅民国行政区域图，也是一幅抗战收复失土的地图，只是当时郑定邦并不知道，两年后国民政府会奄奄一息地迁往台北。

日据时期绘制的台北地图

被日本人掩埋的“中国”

 彼时，当精疲力竭的中国人看着眼前的台北时，他们惊呆了。他们像今天的大陆游客一样，不断用眼睛寻找他们熟悉的中国元素，却几乎见不到中国的影子，台北早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日本城市。

 中国哪里去了呢？经过日本人50年的统治，台北的中国早已被他们掩埋起来，就像是维苏威火山埋藏了庞贝城一样，中国的基石还在台北的脚下，只不过大多成了化石。

 台北原是清廷为防御日本侵略者所建的都城，1879年取代台南成为台湾首府，当时，还是一片瘴气充斥的蛮荒之地。清官吏找了半天，想把府城建在台北最早的垦荒聚落“艋舺”，却遭到当地士绅的非议。加上清政府国库又缺钱，建城进度相当缓慢。此时，在京城颇为活跃的大臣岑春宣为了推动清廷国防建设，到处募集资金，终于顺利推动台北府城的建设。

 不过，台北城最初建设的规划，被后来上任的台湾兵备道刘璈完全推翻，改以他擅长的风水观建筑这座全新的都城。

 清官吏最后在艋舺与大稻埕地区未开垦的一片荒地，兴建起一座有围墙的府城，将重要的官署衙门包括淡水厅、台北府、布政使司、巡抚衙门，宗庙包括文庙、武庙、圣王庙、城隍庙、天后宫等等都兴建其中，全台湾的宗教与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此地。台北城在1884年完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座依风水建造的城池。

 但仅仅过了十多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台湾成了日本第一个殖民地。日本帝国占领台湾几年后，随即施行都市计划，大肆拆除清帝国为防范日人而设的传统城墙，拆除最高行政机构布政使司衙门，还有文庙、武庙，在原地兴建一座座展现日本现代化实力的西洋建筑。清代台北最商业化的迪化街经济区，也逐渐转移到城中的重庆南路和衡阳路交叉口一带。

 在日本人眼里，清代台湾巡抚刘铭传为台北进行的现代化建设，不算是什么真正的现代化。它只有井水，没有自来水，大部分地方没有电灯，建筑又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注重宗法伦理观而非实用价值。日本人搞现代化，在城内大兴土木，大肆拆除清廷统治者的象征。

 直到总督府图书馆长、一位叫“中山樵”的日本人，跳出来阻止自己头脑发热的日本同胞强拆城门，台北这座清代古城才留下最后一丁点骨骸。最终，台北城四周的城墙全数被拆除，护城河被填实，城墙砖被移作监狱的石材，关上反抗的中国人，日本人却保留了五座城门，其中靠近台北车站的北门，是唯一保持原貌的古城门，现在被台湾列为一级古迹。

 清政府建设台北城时，像中国许多城池一样，是沿着中轴线向南北展开的。它的北门对准了台北周郊的最高峰七星山，人们从北门进人，一贯直奔往南，将通过最高行政中枢台湾布政使司，再通到南门。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都市计划跟中国不同，为了符合迎接旭日的观点，日本人喜将城池建成“坐西朝东”。所以，当郑定邦将眼光离开台北地图落在外面的街道时，他看见的是一个南北中轴线被篡改成东西中轴线的台北城，原本狭长式的都城变得“肚子大大”，俨如一个清秀少年变成肥肚腩的中年人。

保存至今的台北府城北门（图片来自网络）

中国人生命地标的城市

 郑定邦重新定名台北街道，就是要完全摆脱日本人统治的色彩。

 在日据时代，台北有四大聚落，日本大官员住在小南门、牯岭街一带，也就是现在的中正区，离总督府很近，附近多是有私家园林的日本大房子，现在台湾总统的官邸也在附近。

 再接下来是总督府中级干部和帝国大学教授的宿舍，在丽水街、永康街、温州街、青田街、潮州、金华街及爱国东路一带，也就是现在的中正区以南，一直到大安区附近，这里房子稍微小一点，但相对安静。

 一般日本平民住在西门町一带，长沙街、峨眉街、武昌街、昆明街的万华区以东。日本贸易商人则住在林森南北路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大同区，因为商人的阶级和生活型态，此地风花雪月的场所比较多，曾有一段时间是台北的不夜城。

 1945年抗战胜利收复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的人马，直接住进了以前日本大官的官舍里。等到1949年国民政府逃难来台时，许多曾在大陆叱咤风云的文官武将，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安身之地。他们也不能直接叫人搬出来让位，只能由势力庞大的台糖公司和台电公司安排他们住进官产宿舍。

 其他沦落来台的文人名士，就住进永康街、青田街、重庆南路尾、厦门街附近，比如文学名家林海音、余光中都曾住在此地。这里原本是日本中阶官员的宿舍区，新一批住进来的多是江浙人，因此，永康街一带曾经是江浙菜较集中的地区，至今，在此附近的东门市场与南门市场尚可以买到适合做江浙菜的食材。

 历史巨流冲刷一座城市的无情与残酷，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激烈。当年逃台的一般百姓，比如舞女、小贩、商人、教师、退伍军人、公务员、厨师等，就落脚在台北的边缘和卑微的巷弄中。一些机灵的人涌到西门町一带，在清代台北府城墙的原址搭起一长排像难民营一样的临时木屋，摆起地摊，卖起小吃、杂货糊口。而那些上海来的官僚、资本家，挤到重庆南路、博爱路、林森南路一带坐起寓公，到了1960年后，大部分有点办法的人见到国民政府反攻无望，陆陆续续移民欧美了，而到了1980年，当年从中国来的那一代壮年人，便凋零了。

 不到三十年时间，当年住着中国人的那些房子大都人去楼空，残破凋败。1990年代，杨德昌拍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时，台北经过多年发展，土地已经充分开发，很多历史场景、名人故居己灰飞烟灭，风流名士也己离开时代舞台的中心。原先牯岭街那些刨冰店、旧书摊几乎都消失了。电影中，旧时代牯岭街的景，是在距离台北四百公里之遥的屏东县长官邸前马路搭的。

 那时，台北街头已听不见树木被风吹拂发出的沙沙声，取而代之的是马路上汽车的轰鸣声响。台北小巷中带着大陆口音的小贩吆喝声，早已随着时代变换悄悄消失了。杨德昌要找会讲大陆方言的“外省移民第二代”，扮演他们父辈们的角色，都不太容易了。那些丰富的真实细节开始模糊起来，连那些沧桑感和飘泊感充斥的人生故事，也都逐渐被一座城市遗忘。

在温州街，可以看到这种日式风格的老房子，封面图也是在这里拍摄的。 韩笑/摄

不一样的台北

 当蒋介石带着二百万人败逃台湾时，大批携家带眷的中国人涌入台北，在后来的30年间，台北变成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混乱城市，德国《明镜》周刊甚至形容它近似“猪舍”。

 但在过去30年间，伴随台湾民主转型和公民社会的建设，台北逐渐发生了令人吃惊的蜕变过程，成了“亚洲最具创意的城市”。

 从都市规划、小区参与、公共艺术、公共空间、街道保存、文化资产保存、商圈建设，台北不再只注重高楼大路的肤浅外表，它变得友善，变得人性化，变得有层次。从光点戏院到温州、青田、泰顺几条街，从小街小巷里的小公园到淡水河的整治，从新芳春茶行到华山艺文中心，从汉番界碑到中山堂的艺术介入空间，它如今已有了层次丰富的城市风貌，有属于商业的信义计划区，有属于历史的迪化街商业街，有现代化的消费空间101大楼，有记录国民政府迁台历史的四四南村，台北成了传统与现代和谐搭配的城市。

 大陆游客如今站在台北，可以轻易规划出自己喜欢的主题之旅，如“民主转型之旅”、“自由主义之旅”、“独立书店之旅”、“咖啡馆之旅”、“日本遗迹之旅”、“蒋家蓝色路线之旅”。光是熟悉中国的历史还是不够的，台北还是日本历史断裂的一部分。

 她是座充满移民故事的小城，台北不在101大楼，而是在那一条条或安静或热闹的街角巷弄中。和有着不同历史背景的本地人交往，深入了解台北一路走来的历程，你将见到台北的绝美风华——中国的，日本的，最重要的，它是台北的。

台北大稻埕街景，这里在清末至日治时期商业繁荣、人文荟萃。现在仍有许多药铺、布店，每年还有年货集市。

 作者简介：

 谭端，就是桃子常常说起的好友大谭，1971年生于台湾，英国谢菲尔德大学(University of Sheffield)新闻硕士，流浪于两岸三地，身兼记者、文史工作者、纪录片工作者数个角色。

 他曾拍摄过国共战争纪录片《最后岛屿》（获台湾金钟奖最佳文化教育类节目），写过一本口述历史书《烽火、离乱、老士官》，以及战争文学《跌入战争裂缝的人》（Readmoo电子书店），翻译过侦探小说《石猴子》、魔幻小说《王者之眼》。

 目前，在台北市保安街84号开了一家古货商行——杯杯杂货铺，是一家结合当地社区历史建设与二手杂货买卖的新型态企业。

 （注：本文由作者授权“台湾私人订制”公众微信平台发表）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