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陈士榘（14）——与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的热血激战

国民党军队在军事、交通、后勤、经济上都曾占有绝对优势

话回到我父亲接到叶剑英指示去山东解放区接任宋时轮同志山东野战军参谋长职务，我父亲立即整理行装离开了北京饭店。

乘火车离开北平以后，我父亲进入了山东境内。下了火车又坐了很长时间的汽车，我父亲才在新沂县附近的上庄，找到了山东野战军的指挥机关。当时陈毅是山东野战军的司令员，宋时轮是参谋长，粟裕当时是华中野战军的司令员，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是两支互不隶属的部队。

宋时轮知道我父亲要来接替他，但由于我父亲刚到，情况不熟悉，他必须要等到我父亲熟悉了情况交接了工作才能卸任。于是宋时轮搬来了一大摞文件，要我父亲赶紧熟悉山东战场和华中战场的情况。

当时山东解放区和华东解放区被国民党军队的六十二个师（即整编旅）紧逼着，国军人数接近五十万。而且这些部队多数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强。国民党军队有五大主力，即整编十一师、整编七十四师、新一军、新五军、新六军。这五支部队一律美式装备，武装到牙齿，且训练有素，被称作蒋介石的五张王牌。

在进攻山东和华东解放区的国军部队里就有三张王牌部队，即胡琏的整编十一师、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及邱清泉的新五军。蒋介石的另外两张王牌被派到了东北战场，即新一军和新六军。

进攻山东的整编七十四师是五张王牌中最耀眼的一张，它的前身是七十四军，原来的军长是王耀武。王耀武的个性与他的名字十分相像，由于仗打得好，敢拼敢杀，曾经在远征缅甸时多次挫败过日本军队，深得蒋委员长的厚爱。于是他的作风变得日益骄横起来，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有七十四师就有国民党，有五个七十四师就能统一全中国。”

七十四师现任师长是王耀武一手提拔起来的少壮派军官张灵甫。张灵甫的个性比起王耀武来有过之无不及，加上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他接手七十四师后从没有打过败仗，是蒋介石最器重的年轻将官。

整编十一师的实力和整编七十四师比起来不分伯仲，整编十一师整编前是十八军，整编后号称“土木系”。因为十一为“土”，十八为“木”，故称“土木系”。胡琏师长熟读兵书，善用谋略，整编十一师一水美式装备，兵员充足，机械化程度高。

而另一张王牌新五军则善于野战，他们构筑的野战工事既快又好，具有极强的野外作战能力。新五军军长是邱清泉，号称“杀人魔王”，他在中原和华东地区多次与我军作战，对解放区的军民造成了很大伤亡。

其他部署在华东和山东的国民党军队，如二十五师、四十六师、四十八师、五十九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六十九师、八十三师、七军、八军、十二军、七十二军、七十三军、九十六军等，这些部队战斗力也是很强的。尽管不全是美式装备，但都配备了坦克、无后坐力炮、榴弹炮等重型武器。

只有冯治安的两个军，因为原来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不是将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和士气都比较差。中层军官和部分高级将领都不愿意为蒋介石拼命，在战场上热衷于保存实力，变相消极怠工，因而战斗力比较弱。

国民党军队除了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以外，在交通、后勤、经济上也占有绝对优势。

那时津浦路和另外三条横向铁路：宁沪铁路、胶济铁路及陇海铁路东段，都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之中。华东、山东解放军的部队大都在津浦路以东地区，离铁路交通线较远。国民党军队利用南北方向的津浦铁路和东西方向的宁沪铁路、胶济铁路、陇海铁路东段的沿线阵地，将华东和山东的解放军分割成南北两块。

同时，国民党军队还有海上交通线和铁路交通线相连，既可运送兵员粮草，又可以作为阵地与解放军作战。

解放军无论在兵员人数还是在武器装备上，抑或是后勤保障方面，都远不如国民党军队。当时山东野战军只有七万余人，华中野战军更少，满打满算四万人。尽管还有号称几十万的地方武装和民兵，但他们的装备更差，几乎没有重武器，而且军政素质很低，很难编入正规的野战部队。

解放军所处的地域都在经济不发达的山区半山区，如沂蒙山区、鲁南山区、鲁北、苏北，等等。根据地人口稀少，交通不便，物资匮乏，十几万解放军要想战胜几十万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七十四师名不虚传，他们利用汽车、坦克和山包让我军感到棘手

七十四师是国民党的王牌军，父亲等都想与他再较量一次。尤其是粟裕，他当年在涟水被七十四师挫败过，当时部队伤亡很大。粟裕对七十四师有刻骨仇恨，一直对七十四师耿耿于怀。他曾多次提出打七十四师的想法，但都因为条件不成熟而无法实现。

几个野战军的首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七十四师，这还是不多见的。尽管七十四师的战斗力不容低估，但我们集中优势兵力，解决它还是有把握的。

做为华野参谋长的父亲和华野几位首长经过紧急会商，定出了吃掉七十四师的时间底线：二十四小时。即一个白天加一个晚上。

这对我们的官兵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用陈毅司令员的话讲，就是压也要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将敌人压死！华野指挥部向各纵队下达了死命令：二十四小时之内歼灭七十四师，不准漏掉一个敌人！

好在我们的官兵知道了敌王牌部队七十四师已被严密包围，都十分的兴奋。一个个磨拳擦撞，渴望着能与七十四师一决高下。

5月15日十三时，歼灭七十四师的战斗打响。上百门火炮同时吼叫，雨点般的炮弹朝七十四师的阵地倾泻。随后，在数千只冲锋号的激越旋律下，近五十个团的战士从四面八方黑压压的一齐向敌人发起冲锋，喊杀声震天动地。

敌人显然没有见到过如此潮水般的冲锋，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外围防线很快就就被我军突破了，但向纵深推进我军遭到了敌人火力的顽强抗击。

七十四师果然名不虚传，短暂的慌乱以后敌人迅速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敌人利用汽车、坦克和山包作为掩体，对我军的进攻实施不间断的火力压制。

我军的锐气有所减弱，敌人又不失时机的发起反冲锋，我军已夺下来的阵地有不少又失去了。

我们的部队和敌人的部队咬合在一起，就看到一团团一片片的人在那里厮杀。许多阵地一会在七十四师手里，一会又回到了我们的手里。但我军在兵力上占有优势，我们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赶来，敌人的反冲锋渐渐被压制下来。我军乘胜扩大战果，在炮火的协同下，我军不断地向敌人的纵深挺进。

敌人的阵地越来越小，越来越狭窄。我们的一发炮弹有时能毙伤一大片敌人，机关枪扫过去也是留下一片尸体。而这时敌人增援的部队在我打援部队的阻击下，根本无法与七十四师回合。张灵甫原先设想的四面出击、“中间开花”的结果看来难以实现了。为了保存实力，张灵甫开始组织部队实施突围。

七十四师的突围组织得很好，攻击部队、指挥机关和后卫部队首尾相接，严密有序。但为时已晚，由于阵地狭小，人员密集，又是在运动中，四面八方都是我军的部队。七十四师向东南和向西的两次突围都被我军击溃，而且损失惨重，敌人突围的先头部队都被歼灭了。

张灵甫率领师部钻进一个山洞里，进行杀身成仁的最后顽抗

被逼无奈，七十四师只好退回到自己原来的阵地上。这时他们的阵地更小了，只局限在孟良崮和芦山的几座山包上。由于山包下面是坚硬的岩石，敌人根本无法构筑能够藏身的掩体和工事，大量的士兵、马匹和堆积如山的辎重装备，都毫无遮掩的暴露在地面上。

我父亲用望远镜观看了七十四师的阵地后，下令步兵停止攻击，集中所有的火炮向七十四师开火。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使敌人顿时乱作一团，东藏西躲，相互践踏。原来保持很好的既有队形顷刻瓦解，马匹和人、战车和辎重都陷于一片火海之中。

炮火停止以后，我军各路纵队从四面八方冲向敌人的主阵地，但这时七十四师仍保持着相当的战斗力，敌人躲在被击毁的汽车、坦克、辎重后面与我军对抗。

相反我军倒是很乱，因为有不少部队在敌人中间实施了穿插，加上参战的纵队多达六个，番号复杂，又是在运动中攻击敌人，所以各部队的建制已经被打乱。

我军各个番号的部队混杂在一起，已分不出哪些人是一纵的，哪些人是六纵的；哪些是四纵的，哪些是九纵的。

好在华野的各级指挥员都实行的是提前指挥，即司令部指挥到纵队，纵队指挥到师，师长和政委到团里指挥，团长到营里指挥，而营长一般都是直接带着连队作战。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遇到各种复杂的情况部队不会慌乱，因为有上一级的首长在身边，能够处理各种复杂的情况。

当时这种提前指挥的体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尽管部队的建制已被打乱，但由于在基层指挥作战的都是中高级指挥员，他们很自然的就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不分单位，不分番号，主动协同，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打，就向哪里冲。

部队打得积极主动，甚至都不用下命令了，全军上下只有一个目标：将七十四师彻底歼灭！

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敌七十四师有组织的抵抗渐渐减弱。师长张灵甫率领师部的随从人员，钻进一个不大的山洞里，试图进行杀身成仁的最后一击。

这时我军六纵一支部队已冲进山洞附近，在一通喊话令其出来缴械无效以后，部队发起了攻击，各种长短枪一起朝洞内开火，还有人扔进了手榴弹。

父亲说：张灵甫不应该用顽抗付出生命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结束后，除了少数几个人生还外，包括师长张灵甫在内的山洞里的人都被击毙。

至16日上午十时左右，七十四师有组织的抵抗都停了下来。我们原来制定的一昼夜全歼七十四师的任务提前完成。孟良崮地区顿时沸腾起来，我军战士对天鸣枪欢呼胜利的到来。

张灵甫的死，多年来一直被传为自杀，其实这个“悬案”早在打扫战场时就已经有了定论。

其实，张灵甫刚刚死的时候，部队里也都传说是他用手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因为俘虏兵也是这样交待的。

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参加与指挥孟良崮战役的陶勇感到像张灵甫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的死因一定要搞清楚。陶勇带着几个士兵和他的保健医生来到孟良崮600高地，那里到处都是国民党兵的尸体，还没有来得及打扫，由于腐烂已经发出恶臭。

他们在高地的尸体中寻找，由于张灵甫穿着将官制服，所以在尸体中比较显眼。鉴于国民党高级将领自杀习惯于用手枪打太阳穴，所以首先验头。验尸后发现他的头部并没有致命伤，只是面颊擦去一块皮，估计是被击毙后摔的。

解开张灵甫胸前钮扣，发现其前胸有两个枪眼。这样可以判断出子弹是穿过心脏从后背飞出的，两枪眼估计是200米以外远距离射击的。枪眼口径也符合我军战士使用的美制”加拿大”冲锋枪口径。所以当即就排除了自杀。

不过，我父亲对此一直有些遗憾。他认为当时如果采取的措施得当，是完全能够生俘张灵甫的。

得知张灵甫被击毙的消息，作为华东野战军最高首长的陈毅司令员，沉思片刻后做出了一个决定：找一口上等的棺材，将张灵甫就地掩埋。

我父亲理解陈司令员的用意，作为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共产党军队，要体现出我们的宽广心怀。这也是对敌人宣传我军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一种回击。

在开战前，张灵甫还颇为自信地说：“本人同共产党打了20多年的交道了，对山大王战术了如指掌。你不打，他就跑出来捣乱觅食，一打就钻山沟。不久前他们在莱芜拣了便宜，并不能说明他们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队伍是不会躲到山沟里去的。本人没有李仙洲的雅量，既不会手软，更没有礼物好送，要奉送的是一记铁拳。我要打掉陈毅的主力，把陈毅这个山大王捉拿归案。”

可事与愿违，张灵甫最终还是陈毅来为他收尸厚葬。

说来也巧，我1982年结婚时，我的岳父和我父亲谈起，张灵甫死的时候他正到徐州做生意，住在一家当地很好的宾馆。突然听到一个女人嚎啕大哭，声音凄惨绝望。后来这个女人在人搀扶下下楼，大厅里也聚拢一些人围观。听议论才知道，这是张灵甫的夫人，只听她嘴里还哭喊：“我要去找蒋总统……”

那样子好像是对蒋介石让丈夫送死很不满。父亲对岳父说：“哦，是这样的？这个我还没有听说……”

四十年后父亲对我重说张灵甫

父亲是在80年代对我说起国民党七十四师和张灵甫的。也只有到了那个舆论相对宽松的年代，父亲才能更为客观地看待过去的历史。

我们从小在《红日》等小说和电影中了解到张灵甫，给人的印象是政治上极端反动、军事上徒有其名、历史上十恶不赦的反动军官。父亲说，其实评价张灵甫，不应该抹煞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

父亲说张灵甫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儒将，在青年时代就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私塾中苦读古文。张灵甫的书法也很有名，西安有个文庙碑林，他小时候就常常到文庙的碑帖旁用纸笔临摹碑帖，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连国民党的中国书法大家于右任看后都连连称赞：“奇才，奇才，后生可畏！”

后来张灵甫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如果他不参加国民党军队，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学家，再加上他的书法，一定会很有作为。可是他后来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和林彪、刘志丹是同一期学生，并渐渐成为了国民党红极一时的战将。

当然，张灵甫的最早出名不是来自战场，而是书法和一起刑事案件――张灵甫年轻时由于常年作战在外，已经做了胡宗南第一军团长的他怀疑妻子对自己不忠，一气之下把老婆杀掉。“团长古城杀妻”当时被许多媒体报道，成了轰动中国的新闻。

蒋介石下令将其关入“模范监狱”10年。他在监狱里的日子并不难过，因为他的书法有名，向他求字的人很多，加上他“杀妻”给他带来的名气，他的字一下子洛阳纸贵，都卖到了首都南京。

他在监狱关押不到十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下命令所有服刑官兵一律调服军役，张灵甫感情不尽，以戴罪之臣的身份和日本人开战，而且出手不凡。他参加著名的“八一三”凇沪保卫战，自己虽然是团长却身先士卒、作战勇敢，甚至脱掉上身的军服，抱着机枪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日寇。张率部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中国的武器远远不如日本人，这样的战绩在抗战初期是很可观的了。

1938年，张灵甫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他亲率一支突击队穿过险峻的高山沟壑，飞夺张古山。日寇出动飞机与重炮几乎将张古山炸得处处弹痕，张灵甫率部与日寇浴血奋战五天五夜，身中7块弹片，一直坚守在战场。

后来他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右腿中炮弹负重伤。蒋介石派飞机将他送往香港，请英国著名外科专家他诊治。没等伤养好他又一瘸一拐地上了战场。他的事迹后来被郭沫若、田汉编入宣传抗战的话剧中，流传很广。

由于战功卓著，张灵甫擢升很快，成为中将，被蒋介石誉为“模范军人”。与日寇进行湘西会战，他获得美国金质自由奖章。在国民党朝野，张灵甫也被视为“常胜将军”。可见，张灵甫很会打仗，也为中华民族抵御外国侵略者贡献过力量。

可惜，他死心塌地为为蒋介石消灭共产党服务，最终自己也送了命。父亲说，七十四师的确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可是他们碰上了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的人民解放军。那时共产党军队士气的高昂、求战欲望的强烈、战术运用的纯熟，已经达到了顶峰。

80年代后期，很多军队老同志都感到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尾声。回忆往昔，最感到怀念的不是解放后，恰恰是解放战争那一段时间。父亲还说，如果张灵甫不以死抗争的话，被俘虏后改造一段，也就和杜聿明他们一起出来了，而且是重要的统战对象。

从军人的角度来说，张灵甫算个汉子；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他有所欠缺。明明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为什么还要送死，而且还带着一批年轻人一起去死？

邓小平称赞父亲名声响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占据很大优势。但正义之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渐渐扭转了颓势。

1948年12月11日，我父亲亲自驾着吉普车带着华野先头部队赶到了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都在那里等我父亲呢，见了面邓小平政委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父亲说：

“陈士榘同志，你可来了，我们等你好长时间喽！”

刘伯承司令员拿来了军用地图，向我父亲讲述了当前的战场形势，希望我父亲能帮着出出主意。

邓小平政委说：“陈士榘，你的名声很响呀，打仗打得好，我们都晓得了。”

我父亲说：“首长过奖了，我主要是在陈司令员、粟裕司令员的指挥下做一些具体工作。”

邓小平政委说：“不要谦虚吗？陈毅和粟裕都讲过你，说你的点子好厉害呀，华东的几个大仗都是你最早提出来的，是不是呀？这次你可要为我们也提出一些点子呀，解放军可是一家人呢！”

我父亲说：“当然了，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我父亲向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提出了自己对战役的看法：黄维兵团阵地之所以难以突破，主要是因为他们依托双堆集高地的地理优势。双堆集高地前方视野开阔，他们可以居高临下发挥火力的优势。我们要想吃掉黄维兵团，必须拿下双堆集中的一个堆，不要分散火力，要集中火力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一个堆。这个堆拿下了，另一个堆就好办了。

邓小平政委和刘伯承司令员完全赞成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自告奋勇承担攻打双堆集中一个名叫尖谷堆的任务，两位首长都高兴得不得了。但当邓小平政委跟下属部队联系，要他们让出一个攻击位置时，没有一个纵队愿意让出攻击位置。

没有攻击位置，我父亲自然无法施展身手。我父亲平和地对邓小平政委说：“二野部队一定能够独自完成围歼黄维兵团的任务，不过只是时间上的问题。我去华野打援的部队那里看看，他们要能多坚持一些时间，二野解决黄维兵团就能从容一些了！”

邓小平政委无奈的摊了摊手，说：“也好，我这的部队都和敌人杀红了眼，你谅解一下吧！”

我父亲于是驾着吉普车离开了二野司令部。

可他的车刚走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发现前面路口处站着一个军人向我父亲的车队摆手。到近了一看，原来是二野第六纵队的政委杜义德。他认识我父亲的那辆吉普车，但对我父亲不是很熟。

杜义德在我父亲的车子前大喊：“是陈士榘参谋长吗？邓小平政委要你去接电话！”

原来是邓小平政委改变了主意，要我父亲留在二野指挥围歼黄维兵团。经过邓小平政委的协调，攻击位置已经给我父亲让出来了，那就是六纵的攻击位置。

邓小平政委在电话里对我父亲说：“不仅仅是攻击位置，六纵也归你指挥。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我已经跟他们讲好了，他们都听你的！”

我父亲立即将这几个纵队的首长召集到一起，要他们调整部署，将他们原来分散的火力和兵力集中到一个堆上，即尖谷堆。

12月14日傍晚，我父亲下达了总攻的命令。

在空前猛烈的炮火轰击后，我军密集的兵力趁着夜色向尖谷堆发起了强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我军一举拿下了尖谷堆。见尖谷堆被我军攻占，平谷堆的敌人慌了阵脚，多次组织兵力向尖谷堆反扑。

我军居高临下，用火力狠狠地射杀敌人。敌人无可奈何，只能望洋兴叹。

邓小平政委知道了此事，高兴地说：“还是陈士榘有办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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