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比较

经济学是一门通用的社会科学

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最好从它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确切研究的主题方面去加以界定。克鲁格曼指出，研究工具限定了经济学家的研究课题，经济学的范畴取决于其方法的适用性和应用范围。这种观点的很有影响的提倡者加里·贝克尔在他的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1976年版）中提出了作为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几个基本假设，从而也提出了经济学研究社会行为、政治行为和所有其他行为方式的方法。他探讨的假设是：

1．经济学假定以理性的目标或手段进行计算，即比其他社会科学“更加广泛和明确地求出行为的极大值”。

2．理性的或价值极大化的行为引导人们努力去获得或维持“稳定的偏好”。这些偏好不在于种橘子还是种苹果这样具体的产品上，而在于喜不喜欢食物、荣誉、威望、健康、做善事，特别是爱不爱财富这些基本的生活内容。经济学认为，任何地方的人民，不管其社会环境如何，在这些基本点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因此，有人说经济学是一门关于人类行为的通用学科，它的方法和假设可以适用于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不管是5世纪的希腊还是现代工业国日本都可以用。

3．各个市场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协调不同参与者的行为，虽然各个市场的协调效率程度不一。

立足于这些假设的方法论被称为人类行为的个体化分析法（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或理性选择模型。经济学的分析认为，个体（单个消费者、生产者和家庭）是惟一的社会实体。经济学还认为，这些个体是理性的最佳方案选择者；就是说，他们进行有意识的选择，以便用尽可能低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或者至少能获得令人满意的利益）。根据这种“有限制的最优化”理论，自从每一个个体在资源稀缺和有限制的世界上存在以来，经济行为者都希望最有效地利用自己所能获得的资源。这个理性选择模型只适用于作出努力的过程而不适用于结果。个人由于无知或其他原因而未能实现目标，至少在人类行为的理性选择模型中，并不能证明下述前提无效：每个人都是根据对成本/收益或手段/目标的估计来行动的。

在经济学家的抽象世界里，所有个体消费者的行为都是相同的，或者说是同质的。所有个体生产者的行为也是相同的。例如，每个公司，不管属于什么国籍和由谁拥有，都根据价格、市场考虑和其他客观因素来作决定，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增加利润。即使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有不同的制约和机遇，所有地方的个人行为仍是基本相同的。虽然美国人、日本人和巴西人分别处在非常不同的环境中，可是他们的基本需求没什么差别。环境决定了制约和机遇，这些制约和机遇又决定了个人为达到目的而可以采取的手段。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是理性的最佳方案选择者，这种看法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坚定信念的基础。这些经济学家坚定地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以市场的客观规律为依据的通用科学，可适用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不管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或文化水平怎么样。

每个消费者和生产者在理性地致力于目标的实现时，其行为受到边际效用原则的支配。从经济的需求方面来看，根据边际效用原则的分析，消费者消费某种商品越多，这种商品的边际效用就会递减。也就是说，当某人十分高兴地、狼吞虎咽地吃完第一块冰淇淋圣代后，每增加一块冰淇淋圣代所带来的欣喜就会递减（即边际效用递减），于是此人要吃更多冰淇淋圣代的需求也减少了。而从供应方面来看，在没有规模经济效益的情况下，当生产者扩大某一商品的生产时，他们会碰到每一单位的收益递减和成本增加。收益的递减和成本的增加意味着到某个阶段，生产者不再想生产更多的商品。实际上，一种经济变量的些许变化会导致另一种经济变量的微小变化。通过渐进的变化最终会达到行为者不再想消费或生产这样一种竞争性均衡。边际效用原则也许有一个例外，即至少大多数人追逐财富的欲望似乎是无止境的。

竞争性均衡模型无论是在智力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很受人青睐。当每个市场出现供求相等，并且一国的全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自由市场竞争性均衡最有效。如果任何个人或公司在能够改变资源分配又不减少另一个人或公司的福利的情况下，为自己增加福利，那么这种均衡就达到了。这是帕累托（Pareto）最优选择概念，本章在下面还要论述。换言之，经济政策要改变在这种均衡中所发生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情况，一定会至少损害其中一部分人。实际上，实施经济政策必然会要么损害某一部分的公民，要么不奏效。因此，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政府的作用应当尽量减少。

这些基本观点所包含的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是，经济学及其重视个体选择的观点可适用于解释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作为一门通用的选择学科，经济学没有自己明确和独特的范围，但可以用来分析和了解人类行为的几乎每一个方面。而且，经济学理论（像物理学和化学的理论一样）被认为是客观的和普遍的，可适用于各种社会和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不受任何类型边界的限制。

莱昂内尔·罗宾斯用下面这段话为经济学是“惟一通用的”社会科学这个判断辩解：

有人曾经断言，经济学概括出来的一般规律在性质上主要与历史相关，规律能否起作用受到某些历史条件的限制，除此之外它们与别的条件没有关系……这个观点完全是出于误解，十分有害……实际上，谁也不会对诸如相对价值规模的存在，或不同生产要素的存在，或关于未来的不同程度确定性的存在等假设的普遍适用性提出质疑……所以仅仅认识到这一点还不行，过分关注某些次要假设也不行，因为这样会支持经济学规律受制于某种时空条件这个观点。

尽管经济学家声称经济规律具有普遍性，可是他们觉得要找出这些规律极其困难，而且对某个具体规律是否正确有效也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因此，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称经济学为不精确的科学，并且把经济学规律说成是趋势性的规律，即在没有任何反常事件干扰的条件下关于未来情况的规律。显然，不同的国家政策和社会制度可能成为产生干扰的变量。

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比较

经济学显然是比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更为严谨、理论上更加先进的一个研究领域。但是，经济学是建立在方法极为有限的假设的基础上，尽管“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般的扩张”十分厉害，可是经济学的正式研究范围还是十分有限。而且，用分析经济的理性选择法来分析乱哄哄的政治世界和一般的社会事务并不始终奏效。尽管经济理论和方法很重要，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必要基础，但它们不足以用来解释“现实”世界中经济的性质和动力。笔者认为，如果把经济学的理论和见解与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较为直观、不太严密的方法结合起来，就可以比仅仅囿于一门学科更加深刻有力地理解经济事务。

新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提问的性质和回答的性质。谁的问题都不比对方的高明，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作出的回答同政治经济学家对自己提出的问题作出的回答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冲突。这两个领域相互补充，几乎所有流派的政治经济学家其实都接受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极大部分（至少很多）的研究资料。即使政治经济学家常常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太局限、太抽象，在很多情况下与他们关注的具体问题没有直接联系，但只要方法允许，他们在研究许多具体问题时就会利用经济学中公认的理论。

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对于市场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市场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的观点极不相同。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自主的，自我调节的，受自身规律的支配，而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却都认为市场嵌入（embeded）较大的社会政治结构中，这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市场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和功能，而且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背景大大地影响着经济活动的目的，决定着市场运作的范围。

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还对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用于理解社会、政治、甚至经济事务的动因的局限性彼此意见相左。虽然经济学提供了静态分析的有用框架，但很少能够解释基本经济变量的变化。例如，尽管技术进展在经济中起着关键作用，经济学家却没有解释过技术变化的原因。事实上，经济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在经济分析框架之外。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研究了关于经济变化问题的经济文献之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经济学家对经济的动因知之不多！

尽管经济“帝国主义者”和理性选择学派试图应用微观经济学方法解释各种形式的人类行为，但是这些方法在分析和解释人类行为方面的用处有限。我相信，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会同意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经济分析只有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社会、政治和心理因素交锋，才会取得进展。虽然经济学的研究策略是使外生性变量“内生化”，但经济分析和解释永远不可能超越某种局限。诸如文化、技术和组织机构之类的外生性变量一直存在，它们会影响经济的结果，但是本身不能靠经济学方法从内生加以解释，就是说不能用理性的个人都试图最大限度地增加个人利益这个观点来解释。

正如熊彼特在别的地方说过的那样，传统经济学能够告诉我们如何调整和管理现有的经济机构，提高其效率，但是经济学解释不了经济机构最初是如何形成的。然而，弄清楚经济制度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都应当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确实，如果回答不了这种问题，那又怎么能够理解经济的发展呢？

结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丰富的实证数据和理论见解都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时必不可少的。可是，重要的是要记住，经济活动是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结构中进行的，这些结构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活动的结果。因此，人们必须在经济学本身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成果的基础上去了解国际经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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