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之辈，岁月留痕》——想念柳五儿

      在更金瓶解读时，有几个读者私信留言问我为啥叫“二小姐”。说起来，还真有“典故”。我的家乡在川南沱江之畔的一个小镇上。我家住在这个镇的小街上，但我们却是农村户口。我爸说我们家是1958年大跃进下放到农村的。七十年代末，正值农村责任田下放时节，家家户户似乎都有干不完的农活。不仅如此，那时感觉夏天农村的蚊子特别多，我挺害怕天黑后在猪圈栏边洗澡被一群嗡嗡轰炸的蚊子围攻叮咬，所以我就在太阳刚落山时，早早地烧柴热水，吃力地提进猪舍洗澡。洗了后，我穿上唯一的那条方格裙子，摇着一把蒲扇在我们街上瞎溜达。有些街坊邻居干农活回来碰到我，就会打趣地说：“二小姐又散步了啊？”

      于是，“二小姐”的雅号不胫而走。不仅响彻我们那条工农街，也渐渐名扬我们那个小镇。现在想起来其实有点心酸的，我仔细推算了一下，那时我大约五岁。比起现在五岁的孩子，自理能力算是很强了吧。我女儿五岁时，啥也不会，有时我还要追着给她喂饭呢。现在她二十多岁了，还不大会梳头。可我在五岁时已经很会梳辫子，扎蝴蝶结了。

      小时候，我觉得我比一般的同龄人更抗拒农活。但是那个年代，农村的小孩，几乎都要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活，没有谁能免去这样的劳役之苦。

      二小姐就是在这样的“苦难”中长大的，尽管我们工农街上了点岁数的人普遍只记得二小姐死懒好吃、摇扇纳凉的小资形象，但是一些厚道的知情人还是能依稀记得二小姐搭着凳子煮饭，有一次还差点引发火灾，被队里路过的人及时扑救了；他们也许还记得二小姐下地割猪草，傍晚还要将一大盆红苕宰成细颗粒煮成猪食；他们也许还记得二小姐经常和大家一起上大山打柴，有一次镰刀还被守山的叶天魔没收过，和我小姑一起被关在那个守山的小木屋里恐惧得哇哇大哭；他们也许还记得二小姐天一亮就穿着背心短裤到酒厂后面拣拾未烧尽的碳渣；他们也许还记得二小姐曾经顶着着烈日翻晒麦子、谷子、苞谷、高粱等；他们也许还记得二小姐经常在昏暗的灯光下，撑着打架的眼皮，帮着父母磨从酒厂买的高粱糟子做猪食；他们也许还记得我和父母蹲在田里插秧，我抱怨腰杆弓痛了，我爸妈却说小孩子没有腰杆……

      能够与我共同回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童年的最佳人选，就是队里的柳五儿了。柳五儿比我大一岁，她家有五个孩子，她上面有个哥哥，三个姐姐。尽管她家里也很穷，但是因为她最小，所以她的劳役之苦相对要少很多。柳五儿非常善良，非常热心，她经常跑来帮我做很多活，我们很要好。

      柳五儿家被公认是队里最穷的，只有一间多功能的大草房，集厨房、饭厅、寝室、猪圈于一体。她的父亲长年卧病在床咳嗽，但他越是咳嗽越是想抽烟。他们几兄妹常常在公社开会后跑到公社礼堂，或者在电影散场后跑到电影院去捡那些抽过的丢弃在地上的烟头。我们这些小朋友有时也帮着捡。那时候的香烟都不带过滤嘴，捡回家后，就将烟纸撕开，把残留的烟丝收集在一个簸箕里晒一下，然后再用纸裹起来给他父亲抽。

      有一年，柳五儿家实在揭不开锅了，他的父亲就在她头上插上草标，把她牵到街上去卖。但是那时，大家都穷，有谁还去买一个不能挑、不能担、张口要吃饭的女娃娃呢。现在想来，很幸运，那时还没有人贩子。

      此后不久，她母亲的一个远房表哥劳改释放出狱，走投无路，来到了他们家。这个男人身强力壮，有一个绝活，那就是特别擅长下田掏黄鳝、泥鳅。他从水田里掏的黄鳝又肥又长，像蛇一样。他姓夏，大家也不知他叫啥名字，于是就叫他“夏黄鳝”。

      一想起夏黄鳝捉的黄鳝，我的口水就飞流直下三千尺。如今，你就是花1000元钱1斤，也买不到那么天然、鲜美的黄鳝了。虽然我家的经济也很拮据，但是我们也从夏黄鳝那里买过不少黄鳝买来打牙祭，他卖的价格其实不贵，比那时的猪肉还便宜，好像只卖4、5角1斤吧。

      每次吃黄鳝，我妈就愁眉苦脸，她罐里的猪油，坛里泡的辣椒、子姜就会遭殃。我们姐弟联合下厨，对这些佐料下手太狠，母亲很心痛。那个年代的大人似乎一点也不理解我们这些小孩嘴馋的滋味。我大弟对现状不满，就掷地有声地说出了一句豪言壮语：“等我将来长大，当家作了大人，我就安排家里天天吃肉！”

      这句名人名言一度在我们工农街乃至整个公社广为流传。那时大家都认为这只是出自稚童的一句笑言。不想时隔多年，这句话变成了现实，大家现在真的能够天天吃肉了，但我们又总是怀念还是记忆中没有用饲料催养过的肉才是真的香。

      夏黄鳝这么能干地帮着他们一家，渐渐就不安分起来。他们家又只有一间房，她那卧病在床的父亲在目睹她表叔与她妈劈腿偷情后，很快就蹬腿归西了。

      她父亲死的时候，柳五儿哭得很伤心。因为她的父亲还是很爱他们的，他从不苛求他们做活，也不责罚他们，尽管他们家很穷，但曾经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他家的观念是能吃饱一顿算一顿，能够一顿吃饱，绝不分作两顿吃半饱。并且他们能够变着花样，尽可能地改善生活。比如买不起肉，他们就买肺片、猪血、大肠、棒子骨，当然这些东西现在的人也很爱吃。麦子一收割，他们就会拿去换成面条吃。收获一点蚕豆豌豆黄豆啥的，他们也会在第一时间晒干炒来做零食。所以他们家虽然穷，但用现在的话说却很懂生活。如果那时有按揭，相信他们一定是率先响应按揭享受人生的。

      总之，他们家虽然穷，但仍然是我们小孩喜欢去的乐园。因为他们家的这种吃了上顿不管下顿、毫不居安思危的生活作风，大家看不贯，加上她父亲的肺结核咳嗽，可能会传染，所以家长们都不准自己的孩子去玩。在他们母亲与她表叔的事发后，家长们更坚决制止孩子与他们家的孩子玩了，尤其是女孩子家长。因为她母亲的行为在那个年代看来，相当伤风败俗。肚子都没填饱的人们还有闲心去谈论这样的事，这或许就是风俗道德的力量。

      柳五儿五兄妹逐渐长大。

      有一天，天色已晚，我看见柳五儿还在街上流浪，迟迟不回家。当她经过我家门口时，我问她为什么不回去，她说她怕回家，并说她已经常不回家了。每到天黑，她就在街上捱到大家都睡了时，找个屋檐的柴草堆钻进去睡。还说她在我家的柴草堆里也睡过。我听了觉得好伤心，就悄悄把她带进我的房间。她告诉我，她表叔是色狼。她的三个姐姐晚上睡觉总是全副武装，把腰带重重拴紧。她母亲为此也和她表叔吵过、打过，但是没用。她对那个家非常恐惧。

       不仅如此，她表叔变本加厉，索性连黄鳝、泥鳅都不捉了。干脆怂恿和逼迫她母亲天天带着她的三个姐姐去相亲。她的三个姐姐长得都很漂亮，尤其是她三姐，五官轮廓很好看，身材更没说。后来在90年代初，她三姐还在成都几家迪厅领舞。

     那时的农村，女方到男方上门见第一面，再穷也会杀鸡宰鸭招待一番，并且临走时还会打发一份丰厚的见面礼：钱啊，布料啊、糖果啊、面啊、米啊什么的。她表叔和她妈就这样轮番带着三个女儿成了相亲专业户。等到上一家打发的东西吃完了，就策划下一家。如果遇到别人不找麻烦就白吃了。如果遇到麻烦就折算一个价钱，由下一家偿还上一家。队里的人眼看他的三个姐姐被作践成这样子，就更加看不起他们一家人了。

      柳五儿长得比三个姐略次一等，年龄又太小，天天喜欢在外面流浪，她表叔和她妈倒也没怎么管她和为难她。但是，那时的我想不通的是这一切分明与柳五儿无关，生性善良、品质纯洁、乐于助人的柳五儿为什么就得不到大家的同情呢？

      在她家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下，柳五儿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她有时也会带点别人打发她姐的糖果出来和我一起分享，但是有时，她表叔和妈带着她某个姐出去相亲时，她不愿跟着去蹭饭，就一人在家挨饿。有一次，我到她家，看见她和她的小花狗都饿哭了，那狗躺在她怀里似乎泪汪汪的，一动也不动。

      我偷过家里的面、米接济过柳五儿，也悄悄把她带回家睡过很多次。为此，我挨过父母训斥。但我一直后悔的就是对她的帮助不够。我非常痛恨人们对她的排斥。即使是她的三个姐姐，我也非常尊重和喜欢。因为我觉得她们长得好看，而且她们是无辜的。她的三个姐姐其实也非常善良，面对世人的唾沫，她大姐和二姐假装表现不在乎，碰到熟人照样主动打招呼，不管别人的脸色和态度如何。只有她三姐把自己武装成刺猬，故意冷着脸把头甩在一边，谁也不理，以维护自己的尊严。

      连我这样的小孩都能理解这不是她姐姐们的错，为什么大人们就不能呢？我想不通。这些事使我对成人世界充满迷茫。我对父母反对我与柳五儿来往非常反感。

      柳五儿的姐姐们非常爱她，非常珍视柳五儿是“清白的”这份家门的荣光。这是他们家在队上、街坊邻居中抬头做人的唯一招牌。随着她的姐姐、哥哥逐渐长大，年长的大姐二姐能出去打工自食其力时，他们几兄妹联合起来把她们表叔赶走了。她妈也只能追随夏黄鳝，在我们队上的一个山坡上搭了一个人字形草棚，两人单独过活。

      然后他们几兄妹又替他们父亲重新整理了一下坟墓，后来又翻盖了一下风雨飘摇的房子，从此几兄妹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地做人。她姐姐哥哥们还将已经13岁的柳五儿送进学校读书。因为岁数太大，觉得尴尬，她读两年就辍学了。那时，她三个姐姐已相继嫁人，大姐多年没生小孩，柳五儿悄悄对我说是因为当年被表叔在是食物里下了水银。我觉得不可思议。她说她表叔在监狱里呆过，啥歪门邪道都懂。她三姐大约十五岁时就和一个被她妈和表叔拉郎配的相亲对象生了个女儿，我记得那女儿长得水灵灵的，非常可爱。

      再后来，她的三个姐姐都摆脱了她妈和表叔早年强加给他们的非法婚姻（未到法定年龄，未登记），他们兄妹五人相继出去打工，后来各自成家立业。她大姐后来也到成都华西医院医好了病，生了一儿一女。柳五儿结婚后，生了一个儿子。

      我一直非常想念柳五儿。曾多次辗转打听她的联系方式。但因为她经常换地方打工，电话号码经常变，所以我们长期失联。我记得有一年，她曾到广汉来看我。我们还是像小时候那样聊天。她说她老公有外遇，对她不太好，有时还打她。她在一个服装厂长时间加班，累出了肺病。她说因为怕别人说她们家几姊妹都离婚，所以她一直咬牙坚持这段不幸福的婚姻，要做他们家唯一的“作风正派”的女儿。

      后来的后来，我听说柳五儿的儿子考上了大学，她到西安帮她儿子带小孩去了。

      人生越往后走，我越来越常想念柳五儿。她帮我做过很多活，我们一起说过很多知心话。她用她的善良和仗义深深地温暖过我。我总是记得她顶着烈日帮我一起晒稻谷、麦子的场景。当时晒这些农作物，大人要求我们赤脚在铺满稻谷或麦子的晒坝上踩犁出路子，每过一个小时，又从反方向去踩犁，这样才能将作物晒干晒透。我很讨厌稻芒或麦芒刺激我皮肤的感觉。可是柳五儿总是愿意陪伴和帮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