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滇西土匪生活：并非顿顿大鱼大肉，“吃风喝烟”乃是常态

来源：世界风情画（ID：finkeeper）

作者：保镖哥

云南作为中国的西南边陲，毗邻东南亚，一直是各族杂居之地，而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英国占据缅甸、法国控制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云南进入多事之秋，而辛亥革命的爆发，更令云南成为了“半独立地区”[1]。

民国成立后，云南的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催生了大量的游民散匪，连年的战争和灾荒使农村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土匪活动日益猖獗。

一方面，军阀混战导致民众极度贫困，一部分人被迫离家为匪，他们组织或加入匪帮的防御性的秘密社团; 另一方面，长期的战争需要大量的兵力，收编土匪为士兵成为军阀的竞争资本，而战败方的溃兵散勇或被遣散的部队又极易转化为匪，形成了土匪“军队化”和军队 “土匪化”的兵匪现象。其中，山高林密、生产力落后的滇西更成了云南匪患的“重灾区”。

例如，1921年，唐继尧和顾品珍争夺云南控制权，顾品珍赶走唐继尧后，进而围剿曾被唐收编的滇南、滇西土匪，旋即唐又大量收编土匪部队，卷土重来，打跑了顾品珍……[2]

在这样的环境下，云南民生之困顿，小民谋生之不易，可见一斑。

滇西土匪中，又以1915至27年为祸一方的“张结巴”（张梁）最为著名，其最为恶名远扬的劣行乃是病态性杀人取乐，还将被“绑”票上山的女性“骑木驴”杀死后，剥皮制成皮带、枪套等…1927年，新任省政府主席龙云派兵赶往大理城进剿“张结巴”，周围百姓纷带着镰刀斧头等前来相助，就连一些老人妇女也负担起送粮任务。不久后，匪徒被击溃，逃到牛街的张结巴也在抽大烟时被人捅死，尸体运到洱源，被愤怒的洱源人在割下了头颅，还将其心脏挖了出来喂了狗。而在大理悬尸示众时，张结巴的头颅每天都被人割肉泄愤，不几天便只剩了骷颅……可见该匪为祸之烈、民愤之深[3]。

当然，大部分滇西土匪都是仅为谋生，甚至是为反抗土豪劣绅、兵、匪搜刮而不得已落草为寇的良民，经济来源主要是拦路设卡，从马帮运输的山货、烟土、进口的奢侈品基础上收取一定“保护费”。比如石屏昌明乡的匪首 “徐三头子”，常据险山要路以打劫途经客商为生，对本县及邻县客商一律不犯，甚至对所居附近各村的孤独、困难、无靠之人给予救济[4]。

而从滇西匪帮中约定俗成的“十不抢[5]”也能发现，这些土匪本质并非十恶不赦之辈：

僧侣、和尚、尼姑、道人、巫师不抢；单身行人或光寡孤独及老弱病残者不抢；挑伕、背脚、长工、奶娘等下力人不抢；游方郎中、算命卜卦、戏班及卖艺人不抢；旅店不抢；摆渡人不抢；邮差不抢；娶亲者不抢；发丧者不抢；窝子及营盘近邻不抢。违犯者，视情节给予“喂小咬”、“背柴”、“浮子”、“荡秋干”等不同刑处。

这也是滇西土匪能够为祸大半个世纪，直到1950年代后才在新中国的打击和经济开发感召下绝迹的原因。

而滇西土匪的生活真如不少影视剧反映的那样，一日三餐都是大鱼大肉、美酒下饭、“压寨夫人”作陪吗？

情形并非如此。

据宣统二年（1910）云贵总督李经羲密电解释云南“马脚银事件”时便称，“９月，因滇省鹾纲日坏，各（盐）井每年亏额，均在数百万斤，非减边价，无以敌外私，非减溢额，无以偿亏课，故增收马脚银[6]”，由于法国占据了越南，大量价廉物美的海盐涌入云南，云南本地井盐颗粒粗糙、杂质高、杂味重，盐井无利可图，盐民生活困顿，清国开征“马脚银”，以马帮过路费用补贴官办盐井的做法自然引发了省城局内议员、盐商和群众的强烈抗议。

实际上，滇西乃至云南民国期间的土匪盛行，和清末以来的“新政”、“赔款”引发的税费上升，打乱了自然经济条件下云南的经济、生活秩序关系密切。据统计，1903至1911年间，云南抗捐引发的“民变”就有16宗之多[7]。

进入民国后，各路军阀混战，“军人土匪化、土匪军人化”，兵过如梳，匪过如篦，百姓负担更高，滇西又地处落后地区，生产力更不发达，不少人只能种植大烟补贴家用，这种环境下，土匪又能抢到些什么好东西呢？

现实中，滇西土匪由于落草为寇，时常面临官军剿杀，还要和其他股匪“竞争”，“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才是生活常态，钻山打洞，半夜惊起，一地不睡两宿，也是生活常态。这从匪窝“连睡觉都有禁忌”[5]里也可见一斑：

睡觉祭忌，忌横门而卧；忌裸体而眠；忌仰面、迎风、饱食、手压胸、足高悬而卧；忌不枕武器而睡；忌翻扑鞋子而睡；忌站立床上穿、脱衣服；忌彩脸而睡；忌点灯而眠；忌“打食”、“砸窑”前与女同房；忌双人同铺。

这些禁忌背后的原因很简单：横门而卧，万一有人从其他地方闯入睡觉的山洞或房屋，一下子打不开门，整个团伙只能束手就擒；仰面而睡容易被人“下药”；饱食而睡容易“睡死”，不能及时察觉别人“摸营”；点灯而眠，容易被人发现目标；裸体而眠，发生战事还要起来穿衣服；不枕武器而眠，遇到危险了只能任人宰割……

此外，从滇西土匪的“入行考试”[5]里，也能对土匪的“日常”有所认识——

入行过“八关”：一关烤，脱光衣服，拴在火堆旁的木桩上烤一昼夜；二水关，脱光衣服，泡在齐脖的水塘里浸一天；三晒关’脱光衣服，在烈日下晒三天；四饿关，关在空房中三天不给吃喝；五撑关，每餐强行吃两斤肉、3斤米；六醉关，一天内强行喝一坛(约5斤）酒；七换关，四个壮汉一齐拳打足踢“应试者；八荡秋千关，将“应试者”吊在树上甩荡。

“烤关”很好理解，被捕以后，当地官员常常使用“火烤”逼犯罪嫌疑人交代团伙其他人情况，实在交代不出什么，关在牢里又耗费粮食，这才能释放，再找机会回山，所以土匪窝点一见到“萌新”就要对方预习再正常不过了。

“水关”也好理解，还是被捕坐牢了，要关进齐胸深的水里，想睡觉，头就会耷拉到水里，又被呛醒，三番五次，“熬”不住的人还是会选择交代。

“晒关”，不用说，还是被捕以后被抓去暴晒。

“饿关”，就是土匪平时要钻山打洞到处逃亡，三五天没东西吃是常事。

“撑关”，只有富裕的寨子才能端出腊肉供“面试人”试炼，但目的是在抢劫成功后大吃大喝不至于跑不动，被前来围剿的人抓个正着。

“醉关”，与“撑关”效果相同，但也只有极少数寨子可以做到。

“换关”，被捕以后挨打也是常有的事。

“荡秋千关”，由于云南山高林密沟深，从一棵树荡去另一棵也是家常便饭，目的是测试来面试者的平衡性。

滇西土匪经济来源也并非很多人幻想的“打家劫舍”。如前所述，巨匪“张结巴”打家劫舍，还参与军阀混战，民愤极大，官军进剿时，当地百姓也充当义勇军助剿，死了还被百姓分尸，故“打食”是土匪不得已的做法。大部分时候，土匪只是在茶马古道上设卡收费，并象征性护送过往客商路过自己“辖区”。

当然了，客商过匪境也是有一番“讲究”[5]的：

马帮和行商为了行路安全，给沿途匪盗开过“买路”钱。行经匪盗盘踞地段，怕再遭到抢劫，便按匪盗事先交待过的办法，悬挂标志和喊唱暗号，便安全通行。一是“下缰”，马锅头(或行商头)首先把头上戴着的帽子脱下，架在自已骑的马身上。顺手用左手中指提马鞭，从左蹬上下马，再绕到马右边，右脚蹬右蹬后施礼问安。二是“卸缨”，遇到匪盗，马锅头绕带头马绕一圈后，把马停下。从左边把带头马佩戴的缨、铃及插着的帮旗卸下，放到马头右边。然后向匪众行礼，问安，这样，便可得到放行。

随着时代的车辆驶入1950年代后，云南开展了清匪反霸行动，与此同时，通过扶贫攻坚和一系列经济开发活动，当地百姓告别了刀耕火种状态，住进了宽敞的新屋子、能够离开远山进入大城市的名校学习，人均热量摄入、汽车拥有量、电器拥有量、病床数、月收入都有了数百倍的提升，故滇西土匪，那个动乱年代的特殊产物也成为了历史的传说。

注释与索引：

[1]《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代中国土匪实录》( 下) ，群众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38 页。

[2]民国滇系军阀人物：唐继尧（松侃历史）

[3]滇西土匪张结巴究竟有多残忍？死后被百姓分尸就说明一切（宠物小小新）

[4]谢本书主编: 《云南近代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0 页。

[5]章虹宇：《滇西解放前土匪黑话、行规及其禁忌》，民间文学论坛. 1993(02)，第48-54，78页

[6]《云贵总督李经羲为威宁李老么等竖旗起事致军机处电》，《军机处收电档》，宣统二年三月初三日。

[7]叶青山：《危机与应对：请末民初云南民变问匾研究（１９０１－１９２１）》，云南大学历史学硕士论文，昆明，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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