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扫荡，徐海东按兵不动，战士疑云顿生：司令卖什么药？

作者：武陟东旭       

“敌人出动那么多人，要扫荡我们的根据地了，司令员怎么无动于衷，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

战士们心中疑云丛生，议论纷纷。

1937年12月18日，日军第13师团的先头部队侵占了安徽滁城，皖东各县相继在日寇铁蹄践踏之下，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盼望有救星来解救他们。

1938年3月，救星来了。新四军第4支队分别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省信阳县出发东进，像尖刀一样插入敌人的心脏，打鬼子、杀汉奸，搅得敌人鸡犬不宁。

日伪军被打痛了，像饿狼一样急得嗷嗷叫，开始疯狂反扑，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一轮又一轮“扫荡”。

【日军扫荡】

为打开皖东的抗战局面，振奋军心和民心，让新四军在津浦路西能够站稳脚跟，更好地巩固皖东抗日根据地，中原局决定组织一次反“扫荡”战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反“扫荡”战斗由刘少奇直接领导，并点名让徐海东指挥作战。

为什么是徐海东？因为实践证明，他打仗很有办法。

这位当了11年窑工的战将，参军之前没有上过一天军校，他的军事才能似乎是天生的，指挥打仗丝毫不比科班出身的将领逊色。

就拿长征来说，由于蒋军围追堵截，长征结束的时候，红一、红四方面军都减员严重，唯有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不减反增，还最早到达根据地。

【徐海东】

红军刚到陕北时，被主席称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就是徐海东指挥的。

要知道，徐海东带领的25军还算得上是一支“娃娃军”，营长以下官兵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

徐海东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得到了全军的认可。1939年9月，徐海东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

书归正传，且说在1939年12月中旬，侵华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指挥南京、明光、蚌埠等地的3000多日伪军，要对新四军4支队下手了。

这3000多名敌军，约有1000日军、2000伪军，其中不仅有步兵，还有炮兵、骑兵。

他们从滁县、沙河集、全椒等地，分三路从东、南和北面气势汹汹向新四军根据地周家岗、珠龙桥、施家集一带扑来，形势非常严峻。

当时新四军4个支队总兵力1万余人，第4支队兵力在3000人左右，兵力对比看起来问题不大。然而新四军的武器装备无法和敌人相比，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我军战士手中的步枪是“万国造”，弹药也不充足，轻机枪更是稀缺资源，一个连能有一两挺就不错了。敌人不但弹药充足，每个小队都配备有两挺歪把子轻机枪，每个中队都拥有3-4挺重机枪(主要为九二式重机枪)，除此之外还配有92步兵炮和掷弹筒。

有人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战斗靠的是士气。这当然没错，但只靠精神意志，意味着要付出更大的伤亡，这显然是要吃亏的。

这次“扫荡”的日伪军，配有92步兵炮和山炮10余门，运送弹药、物资的骡马数百匹，还有不少汽车负责运兵。“扫荡”的日伪军仗其装备上的优势，一路上鸣枪鸣炮，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

大敌当前，支队司令员徐海东却很淡定，他在营地哼着家乡小调，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好像敌人即将到来的扫荡跟自己无关。

这让战士们心中顿生疑云，不知道司令员为何如此淡定。

团长们去找司令员请示作战方案，他不紧不慢地说：“到时候再说，急什么？”

其实高层早就召开了会议，制定了对策。

【徐海东（左二）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与战友合影】

12月18日，刘少奇紧急召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副指挥徐海东、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等人开会，商讨应对之策。

刘少奇首先谈了自己的想法：“敌人这次出动兵力多，来势猛，我们没必要与其交战，要避其锐气，转移待机。”

张云逸说：“也不能让他来去自如，要打他的软肋。”

徐海东赞成：“这次要打痛敌人，让他们不敢随便到根据地来。”

“少奇同志来皖东后，一直讲抗战要有个落脚点，我们在皖东的这个落脚点才搭了个架子，敌人就毫不客气、大动干戈，要摧毁它。这次我们如果不给敌人一个迎头打击，他们的气焰会更加嚣张，我们就无家可归了。”

“敌人现在狂妄自大，我们要充分利用敌人这一弱点，骄兵必败，瞅准机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狠狠地揍他的痛处，让他们不敢再轻举妄动。”

徐海东一口气讲了这么多，大家表示赞同，会议一致决定，让他来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

可是日军第二天就要来了，徐海东却十分淡定，团长们问他该怎么打，他却微微一笑说；“等鬼子来了，你们就晓得了！”

几个团长面面相觑，不知道司令员到底如何唱哪出戏。

第二天鬼子来了，新四军官兵摩拳擦掌等着分配战斗任务，徐海东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下令各部撤退，撤走的时候把村民也带上。

一听撤退，战士们议论纷纷：

“咱们就那么怕鬼子？”

“是啊，不声不响撤走，太长鬼子威风了。”

“还没有打一枪就撤退，老百姓养我们干啥？”

团长绷着脸说：“让撤就撤，哪来那么多怪话？”

徐海东要求大家撤退的时候，同时还要求战士们一边走，一边将旧军帽、破鞋子和绑腿的带子往路边扔。

战士们对此不理解，不知道首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还是严格执行命令。

日军很快来到周家庄一带，现实让他们很失望。

铆足了劲等着跟我军交战的敌人，却没有见到一名新四军，甚至连一名百姓都没有见到。

新四军到底去了哪里？日军指挥官秋山大佐很焦虑。

“看，那是什么？”一名鬼子指着前面叫道。

顺着士兵手指的方向，秋山大佐看到了被新四军扔掉的破军帽和鞋子。

秋山大佐思索了一会，如梦初醒：原来新四军逃走了，他们走得非常匆忙，可以说是丢盔卸甲。

想到这里，他兴奋不已，向部下一挥手，跟着我军丢弃的东西一路向前追。

这时候的新四军和村民们，在徐海东的指挥下已经到了周家岗以南的山里隐蔽了起来，鸦雀无声。

日军跟着跟着，路上不再有丢失的东西，他们失去了目标，两手空空地回去了。

日寇到周家岗的时候天色已晚，就在村里宿营。

虽然没有找到新四军，但把对方吓跑了，也说明自己了不起，日军晚上开起了“晚会”，又是唱歌，又是跳舞，不亦乐乎。

在大山里，战士们和老百姓挤在一起，在山坳里无风的地方睡了一觉。

原来，徐海东得知日军要来扫荡的消息后，就通过潜伏在日伪军内部的地下情报员，得知了敌人扫荡的时间、路线和兵力部署。

地下工作者反馈：秋山大佐性格暴躁，经常对自己的下属包括各小队长责骂、体罚。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军阀作风”。

不仅如此，地下情报员还说，在日军内部矛盾重重，几个小队长来自不同的“山头”，分成了不同派别，彼此勾心斗角。

徐海东听了，计上心来，他决定利用日军内部矛盾，实施离间计。

在日军来到周家岗之前，政工人员让日军俘虏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这些俘虏是受田中小队长的指示投靠新四军的，已经和新四军取得了联系，在这次“扫荡”的时候打算反水，加入我军。

接着，一个侦察员化装成农民，将信送给了站岗的伪军。

那名伪军把信交给了秋山大佐，他一看很生气，认为田中不地道，关键时刻反水，不是要我的命吗？

他暴跳如雷，下令去抓田中小队长。

与此同时，打入敌人内部的内线悄悄告诉田中小队长：“大佐怀疑你投靠新四军，要抓你。”

田中小队长头脑简单，一听急了，也不打算向上司解释，跟自己几个心腹一商量，打算把队伍拉出去单干。

秋山大佐派去抓田中的人刚到，早有防备的田中小队长下令动手，缴了他们的械。

本来，秋山对田中小队长投敌的事并未确认，这样一来确认对方要造反，就决定武力解决问题。

田中小队长一看对方来势汹汹，赶紧将队伍拉出去，开了小差。

跟田中一个阵营的其他小队长得知消息，也如坐针毡，唯恐上司对自己下手。一时间日军内部人心惶惶。

如此一来，我军的目的达到了。

如果你觉得徐海东仅仅用了这一招，那就错了。

他还安排打入伪军内部的人，半夜放了一把火，烧了日军的营帐。

当然，这两招只是起到扰乱敌人军心的作用，并不能从根本上瓦解敌人的扫荡。

徐海东早就作出部署，将第7团3营埋伏在周家岗西北之常山岭一线，防备敌人西犯，以确保中原局、指挥部和第四支队司令部的安全。

第9团主力在周家岗以南复兴集、玉屏山一带就地构筑阵地，负责阻击大马厂的敌人向北进犯，同时伪装成第4支队主力，好把枣岭集和施家集的两路敌军引过来，然后进行两面夹击。第7团1、2营则埋伏在周家岗至复兴集之间的一带山地，在那里占据有利地形，构成口袋形伏击区。

同时以若干游击小分队埋伏在日军可能溃退的路上，袭击败下来的敌人。

战斗果然按照徐海东的部署进行，从18日开战，到21日结束。

经过三昼夜的战斗，我军共毙伤和俘虏敌人160余人。

敌中队长毛高千穗被击毙，小队长大岛被活捉。

不仅如此，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这次“扫荡”。

这一仗，徐海东的军事才能再次充分发挥，他运筹帷幄，在一场战斗中运用了多条计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有进有退，攻守兼备，让敌人防不胜防，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谱写了一段传奇。

【徐海东】

直到最后，日军大佐才发现上当，小队长反水是假消息，但为时已晚。

从那之后，日军轻易不敢对新四军第4支队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