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文言文教学中“瓶”与“酒”的问题（二）

中国人对中西学的基本态度

西学的传入，是在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背景下开始的。这一派人持有的观点是“中体西用”，其代表是张之洞等人；后来，随着西学内容流传增多，有些国人意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便主张“全盘西化”，这一派的代表是钱玄同等人；在全盘西化甚嚣尘上的时候，有人开始发掘中学中的精华，希望与西学抗衡，于是出现“以中抗西”一派，主要代表是梁漱溟等人；后来又陆续出现了“以中摄西”、“援西入中”“西体中用”“中西汇通”等主张。

其实，这么多主张，无非就是三大类别：中学主体说、西学主体说、中西学双主体说。冯友兰曾在《民族哲学》一文中解释他为何要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来构建他的哲学体系，这其实也是为何要坚持中学主体地位的原因。他谈到，像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是没有“民族性”的，而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科则有民族性。例如，有“德国哲学”、“英国哲学”等，同样会有“中国哲学”。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哲学区分开来的要素到底有哪些呢？他认为，某民族的哲学之所以是某民族的，其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某民族的哲学，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的，是用某民族的言语说的。这种分别虽然只是“表面的”，无关乎内容，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重要的，因为“这些分别，就于一民族在精神上底团结，及情感上底满足，有很大底贡献。这些表面能使哲学成为一民族底精神生活底里面。就哲学说，这些分别是表面，是外在底，是不重要底。但就民族说，这些分别又不是表面底，是内在底，是很重要底”。在他看来，哲学除了探讨普遍性的哲学的理之外，它还兼负有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对“民族精神”要有所贡献。他说:“事实上，民族哲学是如此分别底。如此分别底民族哲学，对于哲学底进步，至少是没有妨底，因为这些分别，对于哲学，不过是表面底，外在底。但如此分别底民族哲学，对于一民族在精神上底团结及情感上底满足，却是有大贡献底。因为这些表面，能使哲学成为一民族底精神生活水平底里面。”可见，对于哲学要调动与激励民族精神的作用的强调，是冯友兰建构他的“新理学”思想体系时，强调哲学“总是接着哲学史讲”，并采用宋明理学的语言和词汇来表述他的哲学思想的原因。

在这个问题上，金岳霖亦持与冯友兰相近的见解。金岳霖在谈《论道》一书的取名和用词时说:“这里所谓道也许就是上段所说底中国思想中底道，也许相差很远。如果相差很远，则我在这本书里的用字方法就是普通所谓旧瓶装新酒底办法。我向来不赞成旧瓶装新酒，如果名目可以假借，则货不真，价不实，而思想底混乱是难免的结果。我深知道我这本书有旧瓶装新酒底毛病，尤其是所谓无极、太极、几、数、理、势、情、性、体、用。其所以明知而故犯之者就是因为我要把一部分对于这些名词底情感转移到这本书一部分底概念上去。”从这段话看来，金岳霖之所以运“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是认为采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名词，可以寄托他的“情感”。

总结来说，坚持中学主体说的人是认为某些学科具有民族性，或者即便学科不具有，研究学科的人仍从属于某一民族，既然从属于这一民族，就有传承和发扬它的责任。我是赞同这种思想的。当然，坚持中学主体，不等于说完全排斥“新瓶装新酒”，金岳霖的《论道》是旧瓶装新酒，而《知识论》就是新瓶装新酒了，两者并不矛盾。

坚持西学主体说的人其实是把现代性等同于西方文化了。认为西方的就是现代的，东方的就是中世纪的，就是古代的。在这一点上，我赞同“以中抗西”派的说法，中国也好，东方也好，完全可以走另一条路，不必非走西方的路，当然，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或许永远不会走上西方的路。就像梁漱溟说的，假如没有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或许多久都不会出现飞机、大炮、火箭、轮船，因为中国文化中缺少这种科学思维，但是，科学思维也可能导致战争，并不全是带来好处，东方人不依靠西方的路子或许也能走入现代化，可以说，今日的我们坚持中学主体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东方人自己的路子。从这个角度上说，中（东）西学平等。

至于中西汇通的方法是一种折中的观点，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这种看法意义不大，因为，不管是中学主体，还是西学主体，都涉及中西汇通，这一点上大家并没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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