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林原创】记我的文盲父亲和母亲文李军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初看不知诗中意，再看已是诗中人，如今成为他乡异客，乡愁却变成了一张沉甸甸的车票，我在这头，父母在那头……

记我的文盲父亲和母亲

            作者：李军

感恩父母

     父母没上过学，解放后虽然都上过夜校、进过扫盲识字班，小学生们也到家里送过字，可是母亲仍然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父亲会写也费劲，平常只是用手戳（印章），父、母亲是真真正正的文盲。

      但我们觉得，父母虽是文盲但却博闻强识、聪明睿智、治家有道、处事有方。我们从小就知道家中有很多规矩，大到接人待物，小到吃喝座站都有严格的规定。父母对传统家教不单单是继承，而且还进行了创新，我们兄弟姐妹就是这和睦家庭、严格家教的受益者。

      孩提时代，在我们眼里，父母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会的大能人。

     四十年代初期，父亲揣着身家性命、冒着全家被抓被杀的危险参加了革命，在林西县由王逸伦介绍和发展，成为了地下共产党员。解放后，留在了村里做事，每年都能到区（乡）里、县里开几次会，是村里为数不多见过世面的明白人。村民每当有婚丧嫁娶、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等大事小情时，都愿意找父亲，因为父亲公道、明辨是非且不怕得罪人，遇事总能大事化小，把事情办得圆满周到、摆得四平八稳。父亲在家里是少有笑容的严父，常年都很晚才回家，偶尔白天回家，我们兄弟姐妹不管玩闹的多喧嚣，保证马上作鸟兽散。父亲还爱好新科技和老物件：人民公社成立后，经济有了大的发展，家里也逐渐殷实了，记得买过“洋戏匣子”（苏联进口的留声机），一到过年来听唱片的人挤满了屋子；还给我们买了“弹琴”（键盘像纽扣，上面标注着音节）、收藏过宝石眼镜、玉石烟袋、瓷器······。父亲还有很多的绝技：能一笔画出展翅高飞或静立的小鸟；用高粱、麻杆为我们做出圆、方等各种形状的灯笼和风筝；每到秋、冬季，父亲用马尾、铁丝做套放在山里，保证隔三差五猎回沙鸡子、野鸡、山兔（当时不禁止）等野味为我们解馋；还会用羊毛打成线，为我们勾织袜子；用木头为我们做冰车、刻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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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母亲身体娇柔孱细、弱不禁风，却精明聪慧、心灵手巧。五十年代初，农村还都穿对襟袄、棉裆裤的时候，母亲就学会了制式裁剪，用上了十里八乡都罕见的缝纫机。可以不用去队里出工劳动，在家里为村民做衣服，按件挣工分。开始做的时候人少，缝纫闲暇和利用早晚，还能到河边堤堰开垦自留地，种些瓜果蔬菜改善生活。可是随着手艺传开了，全社几十户人家都不自己做了，甚至邻队村民也送来了布料。生意多了，母亲就让上小学的大姐做“账房先生”，记在父亲受表彰领回来的奖品------一个精致的笔记本上面（现仍放在母亲的柜子里），作为秋收结算向各农户收取报酬的凭证。母亲挣的工分比强壮的男劳动力都多，年底还能收到本队以外村民按工分核算的现金。随着母亲裁缝量的增加，晚上也不得不加班做活，煤油灯显然不够用，因为亮度太暗、布丝棉絮飘落易燃也不安全，父亲就为母亲买来奢侈的玻璃罩灯。

      父母虽然都目不识丁，但他们对文化的崇拜简直是到了虔诚的地步。从小就严格的告诫我们，对带字的纸片或书本不能丢、不准撕、更不允许坐在屁股下面。我们上小学时，每到新学期发课本，父母总是提前为我们准备下包书皮的材料。有时是旧草纸和报纸、理想中最好的当然是没有褶皱，光滑耐磨的新牛皮纸，不过得到的几率很小。常用的都是装东西用过的袋子纸，有的很脏，父母剪下来擦干净，用烙铁熨平整叠好再用重物压上。每年发书回家用的时候，父母保证按每人一份准备好了。从上学时起父母就规定，课本不准揉折、涂污，宁可撕破衣服也不可以把书本损坏。父母经常嘱咐我们“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对先生要比对父母还要尊敬，但父母却瞧不起巫婆神汉和算命的。记得那时小村子每到过年节的时候都请些看唱本、说古书的先生，轮流派饭到我家，母亲总是把家里最好的食材做给他们，东西少时我们自己再做别的饭菜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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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对为人处世、操业持家都有自己的理解和主张，大到房屋田产，小到针头线脑，别人很难改变他们的主意。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给他们提建议时，只要说“书上就是这么写的”，父母一般不会立即反对，嘴上不说，心里可能已经开始认真思考和斟酌了。

     父母常对我们说“不识字就是睁眼瞎”，我们还开玩笑说“我爸你俩这样的文盲挺好的”，母亲就立刻还言“能比吗？盲人看不见东西的痛苦你知道吗？明天把你眼睛给贴上一天，你试试啥滋味”。从小我们都领教过母亲语言的精、准、狠，父亲手掌的宽、厚、大。家里家务不去干可以商量，唯独不上学、不完成作业是绝对不允许的。父母虽然是文盲，但检查我们的作业时，俨然像大“知识分子”一样表情严肃、态度认真，虽然他们检查不出对错谬误，却会凭页码多少和清晰与否，看出我们是否认真地完成了作业。

     年头不好，生产队送完公粮后分的口粮不够吃，大多农户就把谷子、麦子直接烀成糠炒面，同时还添加大部分的野菜。母亲常会带领我们上山挖野菜，有些不知道是否可以作为食物，二老就先自己试着吃，在确认无毒之后才让我们吃，所以在全村，我们兄弟姊妹认识的可食野菜总是比别人家的孩子认得都多。当时穿衣服的布匹非常稀缺，母亲就把大的孩子不能穿的，给下一个拆洗改补，实在不能穿了再用糨子打成割补（把残布拼成一块用面浆糊粘在一起，叠几层就叫几层割补），用来做布鞋。物资匮乏、经济困难，供孩子上学也是家庭不小的负担，上学用的草纸、铅笔、小刀，每项都能换买1-3盒火柴。一般家庭只供男孩，认为女孩念书（上学）没用，父母却执意叫大姐上学，大姐是附近女孩读书的第一人。这让我想起了那时的一件趣事：母亲为了节省一根火柴，用火柴尾部到煤油灯上取火点烟，结果在放回火柴盒时引燃了一整盒火柴。我们笑她因小失大，为什么不直接到灯上点。母亲还辩解说“你们知道啥？烟袋直接上去点，烟末会掉到灯芯上灯不亮，另外吸进煤油味烟也不好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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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产队中，劳动力多少就是贫富的象征，轮到我们哥仨上小学、初中时，家里因为搬家、盖房非常困难，家里急需劳动力。但父母仍然坚持让我们上学，并明确地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愿意读，一定会让我们把书念完。父亲年近花甲，仍然选择生产队中最辛苦、报酬最多的牧工。母亲自然也成了护工，清扫圈舍、接羔保育、添草上料、饮水喂奶。我上中专时选择了有助学金的师范学校，两个弟弟上了高中，家庭开支愈来愈大。本来节俭的父母更加节食缩食，却从不嘱咐我们省吃俭用，母亲说“这是我们没能耐，你们别学”。实际上父、母亲平常的勤劳节俭早已潜移默化了我们，使我们养成了崇俭养廉、知道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道理。为了不耽误我们开学，从来不求人的父母，不得不提前筹款，舍出老脸向亲戚朋友求借学费。这时父母告诉我们“人家的钱不借给你属正常别恼，借给你是情谊要铭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一时期，我们发现父亲额头的皱纹更深了，母亲的面庞也更加憔悴了。

     光阴荏苒，父亲去世多年，老母亲（94岁）仍然健在，小老弟都快退休、其余也都奔七奔八了，我们没有辜负二老的期望，父、母亲对我们兄弟姊妹也都很满意。有人说，家族止于三代，老母亲却四世同堂、儿孙绕膝，仍腿脚灵便、思路明晰。闲暇时和她唠嗑问她“爸爸为什么冒那么大的风险加入共产党”，母亲说“三伏天耪地你爸没衣服穿，反穿羊皮裤在来回路上遮羞，到地里脱下赤身裸体干活”、“给人耪青，东家用鸡蛋顶工钱，回家吃了，邻居大户看见扔出去的蛋皮，非说是偷捡了他家鸡蛋，理由是你家没鸡哪来的鸡蛋？”、“他入党我不知道，当时没生你们，就我俩人了无牵挂，就是知道也不怕”、“没有共产党，哪来这样好世道，不解放，能不能有你们姐弟五个都说不一定，生了也得饿死”。

      清夜静思、感慨无限：人啊，生于父母、活于家庭、求知于学校、融纳于社会，这是一条不可逆的人生之路。同样的路，却因每人走法不同而结出各异的人生之果，不管这果是苦是甜，必须由自己吃下。没有父母，何来我们的血肉之躯？没有家庭，我们都是一孑游子；没有家规，我们将像脱缰野马。报答吧，生我养我育我的父母；珍惜吧，兄弟姐妹骨肉相连的亲情；继承吧，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齐家理论；奋斗吧，让我们每个人都活出灿烂的人生。

     承父母哺育之恩，让我学会如何做人，托家庭涵养之福，使我知道怎样走好人生之路，我爱我的文盲父母。

二0二一年十一月九日于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