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赵心愚：唐“松外蛮”考
一
研究松外蛮问题，首先应注意其名称，应考其因何得名，是自称还是他称，因为这与其分布、族属有关。
唐贞观年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展，中原人已可深入到边远地区。汉族学者、官员来到西南地区后，必然面对众多的以前未接触过的民族或部落。由于语言等原因，人们的认识相当有限，往往不知其自称，多只能以其装饰、外表形状、居住地以及山水甚至方位等去命名并加以记载，这几乎成为古代汉族学者、官员区别边远地区不同民族、部落的一种传统方法。樊绰《云南志》卷四中有这样的记载：“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开南……黑齿蛮以漆漆其齿，金齿蛮以金镂片裹其齿，银齿蛮[裹]以银……绣脚蛮则于踝上腓下周匝刻其肤为文彩……绣面蛮初生后出月，以针刺面上，以青黛傅之如绣状。”[2]这段记载对这种传统方法可以说是一非常具体的说明。这些部落名称虽然不同，但从其得名可知均是他称。同为西南地区的民族部落，松外蛮之“松外”是自称还是他称，因何得名，除需要分析有限的史籍记载材料外，还应结合其他材料综合探讨。
松外蛮因何得名问题，在记有松外蛮相关材料的《通典》《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蜀鉴·西南夷本末》等书中均无明确记载，在专记云南史地的樊绰《云南志》中也无记载。但是，分析比较诸书中的相关材料，仍可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以上诸书中，成书时间最早的是《通典》，其记载中不论是条目名称还是内容，均为“松外诸蛮”[3]。之后成书的各书在记载中虽作“松外蛮”，但在引嶲州都督刘伯英当年上疏所言时，仍作“松外诸蛮”[4]。分析《通典》的记载和刘伯英的原话，可以认为，“松外蛮”应是“松外诸蛮”的简称，二者所指对象相同。最初当记作“松外诸蛮”，后之记载才简称“松外蛮”。指出这一字之简非常有必要。因为，既被称作“诸蛮”，就应是一个地区所居住的民族部落的泛称，而不会是对某个民族部落特有的专称。如果这一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泛称也就必然是他称。
中国古代学者对松外蛮的名称很早就进行了研究。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有关记载的注中称：“松外诸蛮，依阻山谷，亦属古南中之地，盖以其在松州之外而得名也。”[5]此条注虽短，但清楚地强调了两点：其一，松外蛮因在松州之外故名松外，其得名与松州有关；其二，因松州得名已表明，松外蛮这一名称为他称。胡三省的注影响较大，尽管到现在仍有一些学者同意这种观点，但细作分析便可发现，这一看法实际上难以自圆其说。地处岷江上游的松州距川西南嶲州较遥远，其间还有若干州县，居住在嶲州南及西南徼外的松外蛮为何因远在岷江上游的松州而得名？松州与嶲州间的众多民族、部落为何又未因松州而得名？正因为存在这一明显矛盾，所以有学者在评胡三省这一看法时说，松州“距嶲州远，所说未必可从”[6]。从松州蛮活动区域及史籍中有关松外蛮的经济文化记载来看，可以肯定松外蛮不是因松州而得名，“松外”之意不是松州之外。
《新唐书·地理志》载：“贞观二十二年开松外蛮，置牢州及松外、寻声、林开三县。永徽三年州废，省三县入昌明。”据此记载，松外蛮至少应与置县的松外一地存在关系。但问题在于，是先有松外一地才有松外蛮之名，还是先有松外蛮后才有松外地名呢？仅凭以上这条有限的史料显然难以回答，要弄清这一问题还必须有其他材料。成书于唐咸通年间的专记南诏史地的《云南志》中，虽然没有松外蛮及其活动的记载，但明确记有“松外城”、“松外”。其书卷六《云南城镇》载：“昆明城，在东泸之西……正南至松外城……其铁桥上下及昆明、双舍，至松外以东、边近泸水……”此记载中的“昆明”在今四川盐源一带，“东泸”指雅砻江，“泸水”则指金沙一江。一些学者认为，《云南志》记载的松外城所在地即唐代所置的松外县地或牢州地，也即松外地区，松外蛮是因松外城或松外地区而得名。如赵吕甫先生称：“'松外蛮’，《唐会要》卷98作'昆明蛮’。是'松外蛮’即'昆明蛮’。前者以地名为名，后者乃其部族本名。”[7]赵吕甫先生这段话明确指出松外蛮是因松外地名而得名，是他称。马长寿先生亦持基本相同的看法。他在其著作中说：“梁建方此次出兵，先在松外城以南展开战争的，因为对这一带的部落名称搞不清楚，故称之为'松外诸蛮’。”在另一处他又说：“他们（指松外蛮首领蒙和，马长寿先生认为是蒙睑、和舍二人。——作者注）原居住在松外城附近，故被称作'松外蛮’。”[8]这就明确认定松外蛮是因松外城而得名，是他称。樊绰著《云南志》距梁建方击松外蛮已两百多年，且不说这两百多年中是否已有变化，即使《云南志》中的松外城在贞观年间或之前就已存在，松外地区也在这一带，但问题与前所言及的一样，是先有松外城才有松外蛮之名，还是先有松外蛮后才有松外城呢？仅据《云南志》的记载同样难以回答。向达先生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曾说：“松外城大约即因松外蛮而来。”[9]这一看法与马长寿先生的看法正相反。依据同一材料，之所以得出相反的看法，正是因此材料本身极其有限，并不明确。以上提到的记有松外蛮相关材料的诸多史籍，其有关材料均存在这样的问题。
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对松外蛮因何得名也作了探讨。需要指出的是，与胡三省以上那条注相比，顾祖禹的看法鲜有人提及。《读史方舆纪要》中，至少有两处内容涉及松外蛮的得名。其一，“松外蛮，在建昌行都司西南。唐《南蛮传》云，'在嶲州昆（原文如此，可能为'昌’字之误。——作者注）明县徼外’。贞观二十二年平松外蛮。……胡氏曰：'松外诸蛮依阻山谷，亦属古南中地，盖以在松州之外而得名。’或曰：今东川府界有绛云弄山，与云南禄劝州接界，一名松外龙山，即故松外蛮之地。”[10]文中提到的“胡氏”，即胡三省。其二，“滇志：'东岳曰江云露松外龙山，在武定府禄劝州东北二百八十里……北临金沙江，上有十二峰。’唐贞观二十年，嶲州都督刘伯英言，松外诸蛮，暂服亟叛……明年，遣梁建方发蜀十二州兵讨松外诸蛮。……遂遣使诣西洱河，谕其酋帅相率受命，松外首领蒙羽亦请入朝是也。”[11]文中提到的“东岳”，指南诏时曾封此山为东岳。此事杨慎《云南山川志》、胡蔚本《南诏野史》、谢肇淛《滇略》中均有记载，只是里程为禄劝州东北三百里。从以上两段文字看，顾祖禹并不完全赞同胡三省的看法，只是将其作一说而已。实际上，他依据地方史志材料，认定松外蛮与松外龙山有关，也就是认为松外蛮实因山而得名，也是他称。顾祖禹的这一看法很有意义，并有其依据。但究竟是先有松外龙山还是先有松外蛮，顾祖禹所引材料显然也不能说明。
前已言及，胡三省注认为“松外”即“松州之外”。之所以如此理解，是因为“松外”一词确似汉语词。近来查阅彝族历史资料，发现云南禄劝至四川会理、会东，以及云南永胜、华坪一带的彝族支系自称为“所尼”、“所伲拔”，北部方言区的彝族称他们为“所地”或“所的”。笔者在调查中听其读音，“所”在彝语中发音似“松”，“所尼”、“所地”似“松尼”、“松地”[12]。顾祖禹考云南禄劝唐代为“羁縻宋州地”[13]。“宋州”原名“西宋州”，贞观十一年（637）去“西”字。《新唐书·地理志》中，“西宋州”作“西宗州”，“宋州”作“宗州”。宋州的地望，有学者认为在今云南牟定一带，也有学者认为其所领县中辖地包括今姚安、大姚二县地[14]。尽管新、旧唐书《地理志》记宋州“北接姚州”，但顾祖禹考禄劝一带为宋州地也基本相合，并无大的矛盾。联系禄劝东北三百里北临金沙江的绛云弄山又名松外龙山的记载，笔者认为，“松外”当与这一支系彝族的自称有关，唐羁縻州“宋州”或“宗州”以及“松外弄山”也当与之有关。这一支系彝族的先民贞观年间分布、活动在嶲州通往西洱河通道所经地区（其分布本文后面专门探讨，此处不赘），并与唐王朝发生冲突，使通道受阻，由此发生梁建方击松外蛮战争。汉族学者、官员来到此地后，据其自称读音将其称为“松外蛮”。因此，松外蛮虽作为他称，但实与自称有关。其由自称转为他称与泛称的过程，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
研究贞观年间松外蛮的整个分布区域，应注意分析梁建方击松外蛮战争的经过，主要进兵路线及主要目的。只有如此，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前已谈及，记载松外蛮的诸多史籍中最早成书的是《通典》，但《通典》对梁建方进兵过程的记载明显有误。《通典》卷187《边防》“松外诸蛮”条：“松外诸蛮，大唐贞观末年为寇，遣兵从西洱河讨之。”在这条记载之后，完全是记西洱河一带部落的社会经济情况。所以方国瑜先生将其称作梁建方的报告，定名为《西洱河风土论》[15]。如果仅据《通典》这条记载，梁建方击松外蛮似乎是先至西洱河，然后再“从西洱河讨之”。对照其他史籍记载，可知《通典》此记载有问题，其原因可能是文字有脱漏或颠倒。许多学者认为，对梁建方这次军事行动经过记载较为清楚的应是《资治通鉴》。其记载为：“贞观二十二年夏四月丁巳，右武侯将军击松外蛮，破之。初，嶲州都督刘伯英上言，松外诸蛮踅降复叛，请出师讨之，以通西洱、天竺之道。敕建方发巴蜀十三州兵讨之。蛮酋双舍帅众拒战，建方击败之，杀获千余人。群蛮震慑，亡窜山谷。建方分遣使者谕以利害，皆来归附，前后至者七十部，户十万九千三百。建方署其酋长蒙和等为县令，各统所部，莫不感悦。因遣使诣西洱河，其帅杨盛大骇，具船将遁……”[16]分析《资治通鉴》这一记载，应注意这样四点：第一梁建方率兵是先击败松外蛮后，才遣使至西洱河，战争是从北向南推进的，这一点应首先明确；第二，梁建方发巴蜀兵击松外蛮，是因刘伯英有上疏在前，而上疏所强调的是讨踅降复叛的松外蛮以通西洱河、天竺之道；第三，梁建方除使用武力击败拒战的蛮酋双舍外，还使用了政治手段，分遣使者谕以利害，使松外蛮各部皆来归附；第四，前后归附的松外蛮有七十部，户十万九千三百之多。在应注意的这四点中，前两点尤为重要，因为这涉及梁建方用兵的经过、进兵路线与主要目的。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探讨松外蛮分布区域时多注意《新唐书·地理志》开松外蛮，置牢州及松外等县的记载和《云南志》中松外城及双舍的记载，并多依据这些材料来判断松外蛮的分布，但对梁建方军事行动总的经过、进兵路线及主要目的则注意不够。这必然使分布区域的探讨只着眼于某一狭小地区。同时，由于《新唐书·地理志》与《云南志》的记载既相当有限，又很不明确，使已局限于一狭小地区的探讨又存在着不少分歧。
在前面对《资治通鉴》有关记载的分析中笔者已指出，梁建方军事行动是由北向南推进的，先击松外蛮，后遣使至西洱河。西洱河，即今云南洱海。因此，从大的范围来看，松外蛮分布区域在雋州州治与西洱河之间，这是完全可以确定的。但是，在记梁建方击松外蛮的诸书中，并没有战争具体地点的记载，所有材料中均无明确地名，这就给松外蛮分布区域的进一步确定带来很大困难。《新唐书·地理志》虽记载了开松外蛮所置的牢州及松外、寻声、林开三县和三县省入昌明事，但与松外蛮分布区域显然有关的牢州、昌明和松外等三县的具体位置却不明。因此，仅据这一有限材料并不能明确松外蛮的分布区域。樊绰《云南志》虽没有松外蛮的明确记载，但却记下了与松外县、松外蛮可能有关的松外城等的位置。据其书卷6所记，松外城在昆明（今四川盐源西南）正南，也就是今四川盐边县一带。除松外城外，《云南志》还有与松外蛮分布可能有关但争议很大的“双舍”的记载。根据《云南志》卷3“东北渡泸，邑于龙佉河……其地总谓之双舍”这条材料，多数学者认为，双舍应在今四川盐边或相邻的云南永胜、华坪境内，与昆明、松外城同在今四川盐源西南至金沙江这一地区。部分学者进一步认为，双舍与松外城一样，均在当时松外蛮的分布区域内。这一看法虽有其依据，但问题在于，《云南志》记载的双舍与《资治通鉴》等史籍记梁建方军事行动中的双舍是否有关。在《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二年条中，有“蛮酋双舍率众拒战”一语。此事《新唐书·南蛮传》作“酋帅双舍拒战”，文字稍有不同。马长寿先生认为，从《新唐书》的记载看，人名地名皆可通，而《资治通鉴》的记载则用作人名了。考证后他认为，双舍应为地名[17]。王吉林先生认为，两书记载应是一致的，“酋帅双舍”可理解为“双舍地方之酋帅”，他不同意人名地名皆可通的看法，但他也认为，“双舍恐以地名为是”[18]。其看法与马长寿先生的看法可以视为基本相同。认为双舍是地名的学者，又将这一双舍与《云南志》所记双舍联系起来，认为二者实为同一地。方国瑜先生进一步认为，双舍即《新唐书·地理志》所记的三县之一的寻声，因二者“音读相近”[19]。赵吕甫先生的看法与以上诸先生相反，他认为《新唐书·南蛮传》中记载的双舍实为“和舍”之误，而《资治通鉴》沿袭了这一错误，两书所记双舍均本为人名，不能与《云南志》所记双舍“混为一谈也”[20]。除赵吕甫先生外，《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编写组、江应樑先生及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等也认为，两书记载中的双舍非地名，应是人名[21]。认为双舍为人名的学者，并不认为此双舍与《云南志》记载中的双舍有关系。分析《新唐书·南蛮传》和《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二年条的记载，笔者认为作人名解更为合理，但不可能是和舍之误。之所以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地名，可能是与《云南志》记载的双舍地名正好巧合。
结合《云南志》有关松外城的记载，一些学者对《新唐书·地理志》缺乏明确记载的松外、寻声、林开三县和牢州、昌明的位置以及松外蛮分布区域进行了推测。由于《云南志》中松外城的位置较清楚，所以推测多是以松外城为基点。总的来看，较为集中的看法是松外等县均在今四川盐边一带，松外蛮分布区域也就在盐边及其西南的云南永胜、华坪一带。只有少数学者认为松外蛮分布区域应在云南宾川以西或四川盐源以西，也有学者认为还包括四川攀枝花的部分地区等[22]。松外等县在盐边一带和盐边、永胜、华坪一带为松外蛮分布区域的推测当然都是有一定理由的，但若将松外蛮分布区域只限于盐边或盐边、永胜、华坪，这种推测实际上就存在以下两大问题或两大矛盾。
其一，人口问题。《资治通鉴》记载归附的松外蛮有七十部，共十万九千三百户。《唐会要》卷98与《旧唐书·太宗本纪》《新唐书·南蛮传》作七十二部，出入不大；户数《唐会要》《新唐书》也作十万九千三百户。按此户数，松外蛮归附人口是相当可观的。马长寿先生在研究中已注意到松外蛮人口问题，他以每户5人计，认为松外蛮人口很多，而且还将松外蛮人口与西洱河的人口作了比较[23]。美国学者查尔斯·巴克斯也研究了归附的松外蛮人口，他认为十万九千三百户“相当于50万人”[24]。在唐代，如此多的人口集中在盐边或盐边、永胜、华坪一带是不太可能的。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整个嶲州不过“户四万七百二十一，口十七万五千二百八十”，平均每个县不过2万人左右。即使这一统计数字不太准确，或主要为汉人人口数，但二者比较，50万至60万人集中在盐边及永胜、华坪这一相对狭小地区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人口数量说明，松外蛮分布区域应更大一些，绝非仅盐边及永胜、华坪一带。
其二，进兵路线问题。梁建方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刘伯英上疏中讲得非常明白，即通西洱河、天竺道，唐太宗之所以下决心出兵，也在于此。所谓通西洱河、天竺道，从刘伯英以嶲州都督提出和战争在嶲州由北向南推进来看，应主要是或首先是通嶲州至西洱河段。隋唐时期的西洱河、天竺道，是从成都出发，经今四川雅安入凉山地区，沿安宁河到今西昌再南下经今会理，过金沙江，又经今云南永仁、大姚一带到西洱河。此后，再以西洱河为起点，经永昌故郡往天竺。尽管此道到达今西昌后，可分路到今四川盐源、盐边一带，但这一被人们称作“润盐古道”一部分的路线只能是一条支线。樊绰《云南志》卷一《云南界内途程》和《新唐书·地理志》中，都明确载有从成都到南诏阳苴咩城的交通路线，均是经今西昌，南下会理，过金沙江再到西洱河，这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路线才是唐代川滇交通或西洱河、天竺道的主线。从唐代史籍记载来看，唐7世纪中后期与8世纪初几次出兵云南（如赵孝祖、梁积寿、唐九徵等）及民间行旅往来川滇也均走此条主线。梁建方出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通西洱河、天竺道，应由这条主线进兵，不可能用主要兵力为打通支线而沿支线用兵，也不会舍易求难渡过安宁河、雅砻江，经盐边等地再到西洱河。
由于存在以上两大问题或两大矛盾，只将盐边及永胜、华坪一带视为是松外蛮分布区域的看法就难以成立。
梁建方率军入嶲州击松外蛮，当然有稳定嶲州，以嶲州为战略支撑点经营川西南、云南地区的意图，但出兵的起因与主要目的，是为了使通往西洱河、天竺的道路得以畅通。因此，进兵路线所经之地，应就是阻断西洱河、天竺道的松外蛮的主要分布区。在各种史籍对击松外蛮战争具体地点缺乏明确记载的情况下，如果仅以《云南志》所记松外城位置来推测梁建方进兵路线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分析史籍中有限的记载，实际上仍可以发现重要线索。《新唐书·南蛮传》有关松外蛮的记载中，明确写道：“西洱河蛮亦曰河蛮，道由郎州走三千里，建方遣奇兵自嶲州道千五百里掩之。”胡三省在其注中，特别引了这条材料。此处所言“嶲州道”，显然是指从成都经嶲州过会理再到西洱河这条主线，也就是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云南总叙》中所说的川滇“古路”。从《云南志》卷一所记嶲州至西洱河的里程来看，与“千五百里”也大致相合。这就说明，梁建方军队是沿这条主线由北向南推进并前往西洱河的，同时梁建方军队能通过此线到西洱河，正说明从嶲州到西洱河这条曾被松外蛮阻断的交通主线已被其打通，前一阶段的战争也主要是在这条交通大道所经地区展开。
在对松外蛮得名原因的探讨中，笔者已指出今四川会理、会东一带为被称作松外蛮的所尼拔分布区。这一带为唐初嶲州、会川地。由于包括这一地区在内的松外蛮势力很强，阻断了通往西洱河的大道，所以梁建方才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发巴蜀十三州兵入嶲州击松外蛮。双方的激战应在通往西洱河的交通大道所经地区，梁建方击败酋帅双舍也应在这一带。由于唐军得胜，原阻断西洱河、天竺道的松外蛮败走，从嶲州经会川至西洱河的交通终于恢复。至于盐边一带地区，唐军当时有可能分兵前往，更有可能是胜局已定之后“分遣使者谕以利害”，以政治手段使之归附。需要强调的是，从今会理、会东到金沙江边，乃至过金沙江进入宋州，这一地区的松外蛮都归附唐，才可能使归附的松外蛮多达10.9万多户。与之有关的是，《新唐书·地理志》所记开松外蛮所置的牢州与松外等三县及昌明，不应只是在盐边一带，有的县治也可能在今四川攀枝花及会理境内，至少所辖区域应包括攀枝花与会理部分地区。
通过以上对松外蛮得名原因及分布区域的研究，可以认为松外诸蛮中有一部分是今彝族的先民。马长寿先生曾指出，松外蛮中有一部分为乌蛮，主要是麽些蛮，即今纳西族的先民[25]。也有学者认为，松外蛮应是今白族的先民[26]。在族属上不同看法的提出，正反映松外诸蛮是一个地区民族部落的泛称。参考文献：
[1] 《新唐书》卷42《地理志》六；《资治通鉴》卷199，贞观二十二年条。关于梁建方击松外蛮的时间，《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诸书作贞观二十二年，《通典》《唐会要》作贞观十九年。今从众。
[2] 引文见赵吕甫《云南志校释》卷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3] 《通典》卷187，《边防》3。
[4] 《资治通鉴》卷199，贞观二十二年条；《新唐书》卷222《南蛮传》；《蜀鉴》卷10《西南夷本末》。《新唐书·太宗本纪》中虽然作“松州蛮”，但从所记时间、史实来看，应是“松外蛮”之误。
[5] 《资治通鉴》卷199，贞观二十二年条胡三省注。
[6]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0页。
[7] 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6页。
[8] 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41页。
[9] 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8页。
[10]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74。
[11]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13。
[12] 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384、417、418页。又西南民族大学马锦卫教授（彝族）也提供了相关资料，在此表示感谢。
[13]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16。
[14] 本书编写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4页；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页。
[15]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1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9页。
[16] 《资治通鉴》卷199，贞观二十二年条。《新唐书·南蛮传》作“发蜀十二州兵”，“杀获十余万”，与《资治通鉴》有出入。
[17] 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7页注。
[18] 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104页。
[19] 方国瑜、和志武：《纳西族的渊源、迁徙和分布》，载《民族研究》1979年第1期。
[20] 赵吕甫：《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21]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3页；江应樑：《中国民族史》中，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查尔斯·巴克斯：《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22] 童恩正：《略谈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的族属》，载《考古》1966年第1期；王吉林：《唐代南诏与李唐关系之研究》，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406页年表；蒲孝荣：《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192页。
[23] 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3页正文及注。
[24] 查尔斯·巴克斯：《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25] 马长寿：《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8、39页。
[26]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3页。
《西北民族论丛》第6辑
0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