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国家与国际发展合作：从规范争论到规范构思 | 国政学人

南方国家与国际发展合作：从规范争论到规范构思

作者：Rubens de S. Duarte，巴西陆军指挥参谋学院（the Brazilian Army Command and General Staff College）助理教授；Carlos R. S. Milani，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国际关系教授，主要研究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欧盟危机和北约等。

来源：Rubens de S Duarte and Carlos Milani, "Southern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From Contestation to Norm Concep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4, No.4, 2021, pp.506-529.

导读

南方国家为何以及如何构思国际援助与合作领域的准则，试图建立挑战北方发展议程的象征机制？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研究了规范生命周期的文献，并超越了早期的扩散、本地化、辅助性和争论等概念。鉴于此，本文认为国际—国内关系是规范构思的主要催化剂，并通过更细致地分析以及基于语境阐释南方国家的规范角色，为现有的规范扩散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在探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联系的基础上，本文驳斥了简单的规范接受者/规范制定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其中前者被视为南方唯一可能扮演的角色。本文从南方国家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南方国家行为体为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创建和传播其发展合作规范而动员的一系列渠道、机制和平台，对于分析近年和未来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规范变化有所助益。

文献回顾：规范、权力和争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中关于规范的研究已经显著扩展。第一波研究重点关注“良好规范”的国际传播问题，有许多关于传统捐助者如何通过官方发展援助（ODA）向受援国传播原则、政治结构、国家改革和经济调整方案的例子。以人权规范为例，芬尼莫尔和斯金克描述了规范的生命周期模式，有助于了解北方行为者如何根据其身份、价值观和动机制定规范，并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内使其合法化，并通过官方发展援助将其传播给南方国家。20世纪90年代末另有“螺旋模型”（spiral model）以及“回飞镖效应”（boomerang effect）两种框架，都指出了自上而下的规范扩散，并假设其内容在整个扩散过程中保持不变。批评者认为这些文献存在选择偏误（selection biases），因为它主要关注自由主义规范国际化的成功案例，并将规范周期描述为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从北到南的过程。

在第二波研究中，学者们转而关注国际和本土规范的冲突，以及地方行为体如何应对和重塑规范内容。切克尔和阿查亚认为，南方行为体根据自己的身份、利益和社会政治结构行事，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来自核心国家的规范。可以说，地方行为体适应和重塑来自国外的规范时也会对这些规范提出争论。在这个意义上，规范本土化（localisation）和文化匹配（cultural match）两个概念主要用于考察地方行为体的反应，表达了其反对体现“适当”行为的规范模式的态度。

一些学者认为争论（contestation）本身并不会对规范的循环造成损害。在阿查亚的规范循环框架中，辅助性规范的创建和围绕北方规范的区域性争论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南方创造的规范在实现“全球共鸣”（global resonance）时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增强国际规范多样性。规范辅助性认为较弱的行为体通过创建和在区域内扩散辅助性规范来应对外界挑战。然而，这种方法将弱势行为体降级为次要的规范角色，其对规范最终内容的贡献程度存在疑问：国际规范扩散是由于“非西方”的贡献，还是由于强大行为体的意愿以及本土和国际利益的相互作用和联系造成的？

总之，当前重点是实力较弱的行为体对北方国家所创造和传播的规范的反应。这样的方法将北方国家的规范作为参照，通过对比来定义南方国家及其行为，从而将南方国家降级为一种被动反应的角色。其中的假设很明确：南方国家的规范行为建立在北方国家先前的行动之上。此外，国际和国内维度之间相互作用仍有探讨空间。针对这些不足，作者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并解释了南方行为体为何及如何在援助/合作领域构思国际规范，挑战北方主导的发展议程。

南方行为体和规范构思：一个新的框架

本文提出的框架将南方行为体置于分析中心，试图理解他们如何在援助/合作领域构思规范，并产生一个挑战北方主导的发展议程的象征机制（symbolic regime）。基于布迪厄的理论，本文将象征机制定义为政治领域（这里是国际发展援助/合作）的一个关键部分，其中一系列主观的、概念性的和规范性的设置会影响行动者的预期行为模式。本文认为，象征性的援助/合作机制承载着行为体对世界观的解释，以及对发展规范的愿景，以及实现它的方式和手段。因此，在等级化和实力不对称的世界秩序中，象征机制强化了南方行为体努力规范构想的合法性。作者认为，本文框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国内和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理解南方行动者构思和传播规范的能力和意图的关键维度。现有研究认为实力较弱和对现状不满的国家可能寻求辅助性规范，但作者认为南方行为体构思规范的动机是同时回应国内和国际政治因素。其次，南方行为体构想的规范是通过多种渠道、机制和平台在国际上扩散的，比如双边发展援助/合作、多边组织和南南联合（South–South coalitions），而不是局限于区域秩序内的争论或流通。

在一定程度上，规范构思（conception）倾向于导致对现有规范的争论，但不同于争论，它试图打造一个象征机制。争论应该被视为更广泛的规范角色的一部分，而不是南方行为体的主要目标。规范构思具有双重性（two-fold），因为它既包含了规范的创造，也包含了规范的概念化:在第一种情况下，南方国家提出了新的规范，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它们重新构建了关于现有规范的理解。此外，权力的物质维度和非物质维度都影响着行为体创造、改革、抵抗或争论国际规范的能力。规范本土化和辅助性表现了行为体对国际约束和规范的回应，规范构思则标志着行为体主动追求国际声望和认可。其含义表现了一种递进的尝试：改革国际决策过程、挑战北方叙事、谴责国际体系内的被边缘化和屈辱、以及合法化非北方的公共政策——通过多种策略和渠道将规范扩散到地方、区域和国际行为体。

综上，本文的主要论点是，规范循环是一个多面、多向的过程，它将行为体的国际身份、能力和利益与国内政治、跨国社会的角色以及国际政治经济联系起来。本文认为，南方行为体也通过双边、多边以及国际组织或跨国网络传播规范。因此，在分析行为体在规范循环中的作用时，应同时考虑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及其等级结构。

南方行为体在发展合作中的规范构思：打造新的象征机制（symbolic regime）

本节将使用规范概念框架分析南方国家如何在国际合作中构想和传播非条件性（non-conditionality）规范，打造一个象征机制，挑战OECD-DAC的作用。非条件性规范的变化可从五个方面判断：（1）规范倡议者（norm entrepreneurs）对新行为的规定;（2）对传统援助实践的批评;（3）国际组织内部叙事的变化;（4）使用既定原则作为新标准的基础; （5）制定新的全球公共政策。本文从各国的官方话语（报告、官方文件、白皮书和演讲）中提取出南方国家塑造的规范，并于2010年至2019年期间在阿根廷、巴西、中国、法国、海地、印度、墨西哥、莫桑比克、南非、英国和美国对政治家、外交官、政府工作人员、学者和其他民间社会专家进行了100多次访谈，获取研究资料。

作者认为，南方行为体根据他们在国际和国内层面调动的资源构思新的国际准则，并培育与OECD-DAC的对外援助的传统叙述相反的象征机制，支持“合作中承担责任”的结果和“双赢”的伙伴关系，同时包含不干涉内政、横向（平等）、共享和无条件等原则。

南方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其国际战略之间相互作用，在自己的区域之外培育一个象征机制，调动技术和财政资源，将历史和记忆转化为政治资本，通过建立国际联合，并利用（甚至创建）多边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规范。国际和国内因素如何促使南方国家在发展合作中提出规范构想？作者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素：加强原则基础、运用语言和历史符号、区域主义和国际规范扩散机制。

依托现有原则建立新的规范

南方大国动用主权原则的原始内容，谴责北方国家干预实力较弱国家事务的做法。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让各国获得用于制度改革、宏观经济稳定计划和地缘政治结盟的金融资源的条件性可能是OECD-DAC的外援实践中最常用的机制之一。在不干涉的启发下，南方国家的象征机制凭借其不受政治条件限制的主张，超越了这两者。拒绝附加条件是建立在“在合作中承担责任”的基础上，与促进横向性（horizontality）、尊重主权作为国家平等的正式原则以及承认各自发展模式有关。此外，对政治条件性的反驳也体现在承认每个主权国家有权决定未来将采取何种社会模式、发展模式和公共政策，无论强大的双边和多边行为体可能认为什么是“最佳”实践。非条件性的理念比不干涉更为全面，因为它否认了任何形式的政治负担、经济压力或金融贿赂。这些条件是为了促进受援国国内政策的变化，迫使受援国与外部的规范模板和发展观念保持一致。

南南合作的官方宣言中确立了不干涉、横向、共享和双赢的承诺，其重点是将非条件作为全面发展合作的规范。当南方国家谴责使用政治条件时，他们有明确的焦点：公开质疑以北方为中心的家长式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南方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南方国家强调，条件性是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之间的主要规范区别。OECD-DAC国家的许多双边机构在制定和实施国际合作战略时采用了政治条件，同时也将其作为已实施项目的评估标准。在1980年至90年代中期，透明度、良好治理、减少公共支出、裁减行政机构、尊重人权和财政纪律等与促进自由市场同义的问题是结构调整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而南方国家并不重视政治条件，但可能采用经济标准，希望从中获得商业利益。

运用语言和历史符号

为了突出其独特性，南方国家不仅在其南南合作的官方叙述中避免使用OECD-DAC的术语、标准和南北合作实践中的规范，而且还驳斥了与不平衡或等级关系同义的表述。他们认为援助国和受援国等术语赋予了北方国家一种优越的地位。对传统援助模式的批评，以及对在不过度依赖南北合作的情况下促进内生发展能力的强调，促进了南南合作的象征机制的出现，该机制基于非条件规范和横向、共通性原则。简而言之，南南合作象征机制将国际团结的话语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结合起来。这些话语基于特定历史、文化和区域背景，并因南方大国从未成为殖民势力的事实而获得合法性。然而，它并没有脱离发展合作关系中所涉及国家的国家利益。然而，南方国家的国内行为体可能不同意，甚至危及国家层面的共识构建。也有一些私营部门还鼓励政府推动南南合作，认为这种政策工具可以加强他们的经济外交。合作政策也得到寻求加强国际纽带和参与跨国网络的民间社会运动的支持。例如，在印度，由于其外交事务上的反殖民历史和不结盟传统，横向、社会正义和不干涉准则可能会得到内部支持，从而有助于不同的政府联盟在这些问题上形成内部凝聚力。

区域主义和地区-全球的联系

当南方国家声称合作政策应加强自主性和非条件性时，这种价值观也用于指导它们与邻国的关系。当南方国家捍卫非条件原则时，它们试图让西方（北方）国家更深入地应用2005年《巴黎宣言》（Paris Declaration 2005）的关键原则。新的象征机制的建立反映了南方国家希望北方国家在制定规范的能力上承认彼此平等，并谴责国际援助架构中决策权过于集中的做法。

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南方国家创建了一种国际象征机制，挑战北方导向的实践，并建立了新的适当行为标准。为扩散其规范，南方行为体制定了一系列战略，例如与关键国家进行双边接触，与北方援助国建立三边伙伴关系，与多边机构建立信托基金等。利用双边和三边合作渠道，南方国家可以输出来自本土的价值观、行动方式和公共政策。国际组织和新的多边机构也是规范构想的平台，这也包括南方国家之间的横向扩散。一些国际组织将21世纪初南方国家的崛起视为重申其重要性的机会。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决定纳入源自南方的规范，使其成为规范企业家的活动区域和规范的传播平台。此外，为了挑战北方主导的合作架构，南方国家支持加强现有更具横向性决策过程的国际组织。

总而言之，南方国家运用规范构思来努力改变对适当行为的既有标准的理解。为培养新的发展合作规范，它们有时会修改对关键国际原则（如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有解释，但它们也会制定与现有规范相对立的新规范，如横向（相对于等级制度）和无条件（相对于政治条件）。这样的横向（平等）社会化的动态过程孕育了一种象征机制，也投射出对现有的北方导向的机制的负面认知。

结论

本文重点讨论了南方国家为何以及如何构思发展合作领域的规范。规范构思能够帮助理解在国际和国内政治相互作用的情况下，规范循环如何与行为者的立场、能力和利益相关联。南方国家在国际上创造和传播的规范是国际层面的社会化、谈判和联盟建设过程的结果，但它们也是国内行为体参与对话和争论的结果。

此外，南方国家可能出于不同的动机和原因而主张赞成同一规范，这些动机和原因包括世界观、国内选举目的、经济利益、文化亲近性、官僚内部争执，或国家-社会关系民主化的历史和程度。本文的这一论点包含了一种可能的政策意义，即非国家行为体应试图影响合作规范——要么对国家决策过程施加压力，要么与跨国倡议网络建立联系，要么独立实施试点项目。

词汇积累

螺旋模型

spiral model

回飞镖效应

boomerang effect

选择偏误

selection biases

规范倡议者

norm entrepreneurs

译者：陈勇，国政学人编译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校对 | 曾庆鸣 陈熙芮

审核 | 施榕

排版 | 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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