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西埃 | 托尔斯泰、文学、历史

伴随着《战争与和平》的战争叙事可以总结为一个象征场景：一位皇帝、一位将军或一位军官从某高地上观察战场。在四处升起的硝烟中央，他竭力辨认着部队布阵和战斗序列，即他凭借（法国人的）天赋或（德国人的）战争科学通过言语或图纸描绘的部署。见鬼！他以为在左边的敌人居然在右边，这倒不是什么诡计，而是因为敌人自己也搞错了敌手的位置。瞧，敌人突然冒了出来。指挥官、军营副官和通信员来回穿梭，以便恢复战事的正常秩序。然而他们的忙碌无济于事。战争的命运并不取决于他们。命运完全掌握在他们自以为指挥着的那些人手中。取决于一位热血士兵喊叫着“乌拉！”疯狂地冲向敌人，或一个胆小鬼发出溃退的信号，盖过机枪的声音喊着“我们完蛋了，小伙子们！”。众人的运动将导致胜利或是失败。不依照命令和几乎漫不经心地发起进攻的人，他那未经思考的行动往往显得比所有井然有序的策略更有效。在奥斯特罗夫尼亚战场上，尼古拉· 罗斯托夫就这样脱颖而出。黎明时分，他在两排桦树之间行进着， 一边想着他的栗色马， 一边想着副官的漂亮妻子。恰在这时，他的注意力被枪弹齐射的欢快音乐“贴贴咕咕”惊醒；然后他隐约发现一个斑点，在桶黄色军服的枪骑兵中有法国的蓝色龙骑兵，他们骑着灰色的战马。他不等命令就冲向那些龙骑兵，其激动情绪不亚于他在自家领地里捕猎狼群，他一下俘虏了那位法国军官，这个奇功让他获得了圣乔治十字勋章。

朗西埃

正是在这里，伟大战略家扮演着他真正的角色。如果说他善于通过其态度表明这种感觉，即他所看到的意外到来的一切都是他所预见的，那么他就有可能激发军人那非理智的冲动，而胜利就取决于这一点。尽管作为预见的知识毫无用处，将领们的学识倒还是难能可贵。这种学识充当着一种拟像，它能产生这种冲动，改变和平的本能，改变保守的非理智本能，这种本能将让大众按照自然的无意识生活去生活，将其转变为战争的本能。正因为他自发地遵循这个集体无意识的法则，库图佐夫[1]这位真正的战略家才能够允许自己在军事会议上睡觉，在进攻计划的提交会上打哈欠。正如人们在后一个世纪所说的那样，他知道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且正因为他们缺乏英雄主义才成为真正的英雄。撤退井且把莫斯科丢给征服者，库图佐夫将决定未来的胜利：一个农民组成的俄罗斯的胜利，微小行动的胜利，日复一日进行的细小目标的胜利，而这些目标的惯性不仅将战胜侵略者，而且将打破那位伟人的神话。

这便是那个惯用片段所带来的教训。这个令美学家失望的教训，托尔斯泰认为有必要将其系统化，成为每场战役叙述的介绍性章节和由十二个章节组成的后记：战争，一直维系着伟人决定性行动的神话的战争，它向精明的观察者揭示出完全相反的情况。伟人并不创造历史。拿破仑并没有想发动俄罗斯战役。他至多是一次又一次地想做出一些小小的决定，然而这些决定最终却相互推动，最终把法国军队引到了莫斯科。俄罗斯人更没有选择在拿破仑面前退却。在每次战役中，预见和计划者都显得脆弱无效，总被那些微不足道的行动和反应的无限交织所打败。在每次战役中，显示出的情况都是这样，那些预见和指挥的人除了预见和指挥之外，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们的行动只是为行动而行动，在战场上产生的作用也不过是歪打正着。事实上只有群众在行动，他们这么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受战争结果和策略等幻想决定论的干扰。人们称为历史法则的东西，它来自许多相互交织而异质的行为之间的关系，这是人类的算计不能左右的关系。

列夫·托尔斯泰

面对这些论点而唉声叹气的美学家，他们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这种“历史的哲学”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唐突地嫁接在虚构情节和文学艺术上的异体。文学将伟人的历史和普通群众的历史对立起来，谈论的就是哲学本身。小说对抗史学家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文学的固有观点。史学家千篇一律，每当战役结束，他们就重写战争。他们的文献如下：描述虚拟战争的战略家的计划，即存在于他们头脑中从来没有发生的战争；还有军官的报告，说穿了就是重新转述战争中的真实事件，采用战略术语去补充官方的虚构。从这时起就见怪不怪了，历史无限地复制出伟人的神话，说是伟人在创造历史。史学家的文献——在将来——就是这些伟人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在过去——只是负责展示这种情况的人的故事，展示所有事情都在他们对事件的虚幻掌控下发生。这种历史科学完全是权力的传声筒。

文学，它却有其他的文献。托尔斯泰说，文学就是无数的叙事、信件和见证，是亲身经历者的见证，在这个点或那个点上，他们经历了那些微观事件之一，其无意的交织构成了我们称为“战争”的事件。文学有它的时间，也有它的空间：参战者的时间是定位的现时，他们确实参加了某次进攻，盲目地撤退或前进。文学有其事实：匿名者的事实，他们成千上万联合的行动构成了事件的真相。面对史学家的科学所接替的战略家的总体虚构，文学以其事实与之对立，而这一事实由那些证人所知道和忽略的事物构成，由个人有意识的行动和将个人联系起来的无意识法则编织而成。

伟人的历史和大众的历史之间的这种对立，当然会向我们提出另一种论战。伟人及其事件的历史由政府书记官写就，而大众的历史则从默默无闻者行动的见证出发去书写。正是这样，马克·布洛克[2]和吕西安·费弗尔[3]将大众的新的科学历史，即依照统计学和地理学而建立的物质生活中漫长周期的科学历史，与“编年史的”古老历史对立起来，这一古老历史即君主、条约和战役的历史，从官方档案和外交报告出发写成的历史。我们可以说，在托尔斯泰那里，文学在其虚构中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科学真理。然而这样说未免过于简单化。因为文学论战向我们展示的正是一场前线翻转的真正战役。置身于真理话语中的正是这样的文学，它将众多匿名者不起眼的行动所形成的历史，与权力的虚构及其历史文献式的解译对立起来。雨果或巴尔扎克，还有其他作家，就已经竭力用他们的历史对抗关于事件的史学式历史。他们的历史就是人们经历的社会风俗的历史，是社会的黑暗深处的历史。史学科学的革命，它首先就发生在文学之中。它就是使文学得以存在的革命。

其原因在于，在这些伟人和紧密相连事件的故事中，文学恰恰认识到了自己的过去：将体裁的尊严与人物的伟大相关联的表现等级。这是行动一致且情节紧凑的文学，人物推动着情节并且一直到达他们意志的顶点。历史文献的科学仍然处在美丽文字的时代，而文学呢，它已经进入另一个时代，那里关于尊严的区别已经不再流行。无论哪个人的生活都能和大人物的生活相提并论，甚至比大人物的生活更加有趣，因为它揭示了伟大的无名生活的秘密。当托尔斯泰重写梯也尔（Thiers）的《执政府及帝国的历史》（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l’ Empire）中的一个场景时，他所展现的正是这场文学革命。史学家兴致勃勃地描述拿破仑和一位哥萨克骑兵之间的亲密谈话，这位骑兵后来十分惊讶地得知，刚才那位平易近人地和他说话的人竟然是法国皇帝。而在托尔斯泰笔下，这位哥萨克骑兵拉弗罗什卡一眼就认出了他的对话者，并且饶有兴致地让他玩弄君王“平易近人”的把戏。

然而将文学的新故事与伟大的古老虚构对立起来的不仅仅是人物之间等级关系的消除。更进一步的还有关于人物和行为的一种观念颠覆。这就是安排就绪的行动的模式本身，这种行动被安排为通向失败的目标。高兴或痛苦的喊叫所激发的成功或失败，或是对齐射枪声、硝烟气味或一个色斑点的反应，在“伟大历史”的蓝图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正如“外省风俗”的作者在描写农村集市中所展示的价值一样。在集市上，官方代表和诱惑者要达到其目的，只能借助于不情愿之事的被动性：夏天午后的那种昏沉，吹来的一股风，远处公共马车轮子扬起的灰尘等。从今以后，将军和国家领导人做出的决定也是这样。司汤达和雨果曾经将战场的边缘地带——法布里斯莫名其妙地骑马行进之地，德纳第抢夺死人财物之地——与决定行动的中心对立起来。然而司汤达对伟大战略家的钦佩之情丝毫未减，雨果对非凡的命运欣赏有加。相反在托尔斯泰笔下，周边已经侵入中心。进入拿破仑这个人物的，那是意志的英雄本身，既拥有雄心壮志又拥有强大手段的人。不仅伟大的壮举被分解为无数偶然的细小行动，而且行动和被动性达到某个非区分点。请看身着便装的皮埃尔怎么观察博罗季诺[4]战场：

轰隆！突然出现一个致密问烁着的火球，呈紫色、灰色和乳白色。啸！爆炸声就在开炮后一秒钟。

轰隆！轰隆！两股浓烟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啸！啸！开炮声证实了所见场景。[5]

有人或许会说，这里所呈现的是旁观者和美学家的看法，他们将战争变作燃放的烟花。但是这种对射击声的关注，对爆炸闪光和火药味的关注，即平民通过它将战争看作表演的关注，它同样会激发蜂拥的人群涌向尼古拉·罗斯托夫的射击，或者他的兄弟小佩蒂亚的射击。而在库图佐夫这个形象中所体现的恰恰是行动与不行动的平衡，他是反战略的战略家，是蔑视作战计划而得胜的战略家，他让偶然和大众去做自己的事务，肯定了引导历史的真正威力。通过一种缓慢而无情的行为，在前景中，在“行动与决定的人们”那雄心壮志的废墟上，呈现出一种奇特联盟的威力：凝视者（库图佐夫，瞌睡与凝视的将军；皮埃尔，平民暇想家）和小人物（皮埃尔在监狱里的狱友，或是在幸运营接待这位独特游客的那些士兵）的联盟。

库图佐夫

小说人物的私生活，与集体的战争命运经历着同样的法则。安德烈公爵的宏伟计划，或者库拉金家族的微小阴谋，就像佩蒂亚·罗斯托夫那幼稚的战争激情，或像拿破仑的伟大梦想，都成了徒劳之举。正是皮埃尔这个不行动者，他将迎娶活泼的娜塔莎为妻，这位迷途知返的贤妻良母，皮埃尔与她一起分享积极而平和的生活，分享正直的军人耕作者尼古拉· 罗斯托夫和虔诚而默默无闻的玛丽公爵小姐的生活。这位拿破仑式伟人，他不仅在狡猾的哥萨克骑兵拉弗罗什卡那里找到了解毒剂，更在民众人物普拉东·卡拉塔耶夫那里找到了解药，后者完全沉迷于大量的手工细活，还有许多他自己编造的唱了又忘的歌曲。

他的每一句话，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这种无意识活动的外部表现，都是他的生活。而他的生活，他所感觉到的生活，似乎都失去好个体生活的意义。这种生活重新具有另一种意义，即他不断感觉到的整体生活的一个部分。[6]

托尔斯泰在这里塑造的不仅仅是一个“俄罗斯人民”的象征形象。这也是某种文学的理想，它已经改变了自己故事的意义以及塑造人物的方式，使之契合集体无意识生活的深层节奏。

然而历史的道德总是有某种模糊性。因为皮埃尔继续往来于罗斯托夫兄弟的乡村领地和充满渺小计策与宏伟梦想的首都之间。于是这部作品就有两个结论。在用说教式后记的十二个章节对读者进行语言冲击之前，在揭示伟人的虚荣与相互交织的渺小事业的胜利之前，小说作者已经将结束语留给了其中一位儿童，而人们并不知道儿童嘴里所说的是真话还是梦话，这位儿童就是小尼古拉， 具有伟大思想的人即安德烈·博尔孔斯基的儿子。小尼古拉曾经听皮埃尔说过，面对拿破仑皇帝周围那些信徒和骗子组成的联盟，有必要创立一个由好人组成的团结会。他立即以《普鲁塔克[7]》的方式解译这件事情，这是一位满身古气的法国家庭教师教他读的书：

米修伊斯· 斯卡沃拉烫伤了自己的手。那么在我的生活中，我为什么不能做同样的事？我明白他们想让我受教育。那我就接受教育。但是总有一天教育会结束，那时我就会行动。我只向上帝请求一件事，那就是在普鲁塔克那样的伟人身上所发生的事，也能够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将会像他们那样行动。[8]

托尔斯泰在其展示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让读者把尼古拉想象成十二月党人的年轻军官，起来反抗贵族阶级的政权。或许文学就是以这种悬念为代价。如果说博学的历史受到文学的教诲，致力于创造那些体现集体法则的个人形象，那么文学就应当经历某种差距，即存在于集体惯性的伟大理性和个人行为之间的差距。个人将执意为自己和集体构想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

普鲁塔克

然而，无论是普鲁塔克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还是人民大众和平均统计的历史，都不能让我们预见未来。因此亚斯那亚· 博利亚那[8]的智者也无法想象，世界大战时期苏维埃政权将会给它的历史强加新的结局。1943年，普罗科菲耶夫[9]被迫为《战争与和平》这部大型爱国歌剧撰写剧本，在这个剧本中，故事不再结束在罗斯托夫兄弟的庄园内，而是在伟大的俄罗斯人民胜利的公共舞台上，由一位英勇的领袖率领的集体英雄。而那声著名的“乌拉！”的力量，在面对敌人时，让托尔斯泰在心里否定掉战略的宏大抱负，最终向战略家本人致敬：库图佐夫元帅，在他的伟大形象后面，出现的是人民大众那小圣父的身影。在历史科学和大众名义下行使的政权，必然以各种威力的联合而生存，而文学则致力于拆解这一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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