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杨富学 | 由观音散施钱财图看莫高窟第3窟的时代——兼论武威出土银锭的铸造地
摘要：莫高窟第3窟东壁门北侧绘观音菩萨散施钱财图，自观音右手掌心向下散落黄金、白银、象牙、珠宝等钱财，却独无唐宋时代观音散施钱财图中所常见的方孔圆钱。在黑水城出土的一幅卷轴画中绘单冠佛一尊，手心有方孔圆钱一枚，楷书钱文“天元通宝”四字。二者构图虽有不同，一佛一观音，佛手心有方孔圆钱，观音却无之，但表示的同为观音以钱财施贫儿内容。关于莫高窟第3窟的时代，学界多有争议，主要有元代说和西夏说二种。考虑到西夏国时代行用的钱币主要是方孔圆钱，不流通银币，而元代则相反，重金银珍宝而轻方孔圆钱。武威发现的22枚银锭，本为金朝之物，乃蒙古灭金后被携带而去，非西夏所铸造。莫高窟第3窟独见金银和各种珍宝而独不见方孔圆钱，与元代情况吻合与明显有别于西夏。重金银财宝而请钱币，与元代西亚、中亚色目人和蒙古人的财富观切近，而迥异于中原汉人和西夏人的财富观。这一现象的存在有助于证明该窟应为元代洞窟而非西夏窟。
摘要：方孔圆钱；金银币；莫高窟第3窟；西夏；元代
一、问题的提出
莫高窟第3窟为敦煌晚期石窟中唯一以观音信仰为主题的洞窟，壁画之精美堪称极品，“其艺术成就在敦煌艺术或许中国画史中无出其右者”。[1] 与之可以相提并论者当推榆林窟第2窟与第3窟。笔者考证认为，榆林窟第2窟与第3窟应为元末由西夏遗民营建的石窟，窟主为蒙古豳王家族之肃王系统，属于蒙古皇家石窟。[2]
关于莫高窟第3窟的营造时代，学术界关注者不少，主要形成两种观点，其一为元代说，段文杰认为此窟为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所建[3]，此后李月伯通过技法与风格的分析认为第3窟的画风受元代文人画的影响巨大。[4] 后来学者多有从之，[5] 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等长期秉持这一观点。其二为西夏说，霍熙亮、关友惠、沙武田等主此说。
持元代说者一般都是点到为止，仅言其具有“明显的元代风格”，但具体表现如何，少有论及。相对而言，持西夏说者先有关友惠的论证，甚至认为莫高窟第3窟乃开凿时代最早的西夏洞窟，[6] 继其踵，又有沙武田、李国撰写专文进行论证。[7] 关、沙二位在石窟艺术与考古方面都颇有成就，有着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其说一出，影从者众。有鉴于此，笔者曾撰此文进行探讨，认为持西夏说者虽提出了六点证据，即线描复古法、以水月观音（辨识错误，实为摩利支天）为主尊、密教观音信仰的流行、西夏敦煌繁荣而元代衰落、窟内观音像与黑水城出土“西夏观音图像”类似、窟内壁画与瓜州东千佛洞7窟西夏壁画艺术接近等，但这六点证据都不能成立，反倒有助于证明莫高窟第3窟为元代石窟。与西夏说构成反证的是，莫高窟第3窟飞天面貌特征为消失已久的西亚风格，这与元代时期敦煌一带多色目人而且有着较高地位有关；画中神佛的衣冠，与元代的佛教、道教壁画接近，菩萨形象出现明显的世俗化倾向；莫高窟第3窟西壁龛内南侧与北侧都绘有并列侍立的菩萨两身，但每组的两身菩萨姿态各不相同，构图不对称，态势也无规律可循，未出现大侧面的菩萨像，从构图上讲完全不符合黑水城中两身菩萨像的构图特点，凸显出些许随性洒脱之风，当与元代社会环境与时代风尚有关；从历史角度而言，有元一代，因蒙古豳王家族驻扎瓜、沙二州，并在这里实行大规模屯田，致使二地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发展较之西夏国时代有明显的提高。凡此种种，有助于推断莫高窟第三窟为元代修建，而非西夏。[8] 其实，莫高窟第3窟的观音散施钱财图，大概率属于元代而非西夏之物，但这一问题不仅涉及洞窟的艺术风格，更重要的涉及西夏与元代货币史的问题，故而特意提出来，在此另行考述。
二、黑水城卷轴画佛像掌心所见“天元通宝”与莫高窟第3窟所见菩萨散施钱财图黑水城遗址出土有一幅卷轴画（编号为X．2432），其中绘有一尊单冠佛，右手张开，结与愿印，手心有一枚方孔圆钱币，楷书钱文“天元通宝”四字[9] （图1）。“天元”乃北元大汗脱古思帖木儿年号，1379年六月始，1388年止，共历十年，由此可断定这幅卷轴画为北元时期所绘。
图1：黑水城出土卷轴画单冠佛（采自Mikhail
Piotrovesky (ed.), 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 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
图1a：佛手心的“天元通宝”“天元通宝”乍看起来应为年号钱，但北元政府并未发布过以“天元”年号为铭的钱币。牛达生先生早就注意到这一问题，认为：
这幅画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即“天元通宝”从何而来？北元是元代退居漠北后，元顺帝子爱酞识理达腊在和林（今蒙古国哈喇和林）建立的后元政府（1369—1411），共传六世。“天元”是北元第二代脱古思帖木儿的年号，也是元代最后一个年号（1378—1384）。文献无北元鼓铸之说，更无出土和发现北元钱币的报导。那么，“天元通宝”从何而来？佛掌上的钱应如何解释。我觉得这一问题很有意思，现提出来，供大家讨论。[10]
牛达生先生身为西夏考古学专家，[11] 同时也是西夏钱币研究专家，[12] 很敏锐地关注到佛手中的“天元通宝”问题，然限于条件未能做出合理解释，诚恳地提出问题供大家探讨。
有意思的是，同样的佛菩萨散施钱财图可见于莫高窟第3窟东壁门北侧（图2）。观音菩萨神色淡然，身后富有动势的飘带状如祥云，呈近大远小的态势向身后隐去；身形悠然自得，如乘云缓缓下降；左手于胸前结法印，右手从手掌心向下散落财物，其中可以明确辨识的有一枚象牙、二株珊瑚和众多圆形珠宝（应为琉璃、砗磲、赤珠、玛瑙之属），另有五角形物、哑铃状物各一，在宝物中间有三枚方形块状物。[13]
图2：莫高窟第3窟观音菩萨像 图2a：观音菩萨手中流出的钱财（敦煌研究院数字化研究所供图）综观二图，虽都表示散施钱财，但区别也是明显的，前者为佛，后者为菩萨；前者所施仅有“天元通宝”钱币，后者所施为各种各样的珍宝，唯不见方孔圆钱。
三、佛与观音菩萨散施钱财图像释义牛达生针对黑水城所见佛手心之钱币，提出二问，一者“天元通宝”从何而来？二者佛掌上的钱应如何解释？这里先从第二个问题谈起。
牛达生先生坦言：“佛之右掌心不是常见的'卍字’纹，而是一枚钱币（通常佛之掌心多无物）。这一现象令人惊讶，感到新奇。这与普渡众生、法力无边的佛，是很难联系在一起的。”[14] 牛先生之所以如此理解，是因为佛手掌心有钱币这一现象罕见。然，如果目睹过莫高窟第3窟的画面，认识到观音菩萨是在散施钱财，想来牛先生的疑窦会自然消解。除了莫高窟第3窟之外，观音菩萨施财的画面还有数见，如莫高窟第35窟甬道顶部有五代画十一面八臂观音立像一身，左下方站立一饿鬼，只穿犊鼻裤，皮包骨头，浑身冒火，双手合十礼拜观音；右下方站立一贫者，戴襆头，穿补丁衣，举双手承接由上方散落下的二枚铜钱（图3）。[15] 在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绘画中至少有5 铺千手千眼观音经变中绘有此类图像，如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的绢画MG. 17659《千手千眼观音主尊立像》，从观音的一只手中依次掉落下来的三枚圆形方孔钱币（图4）。[16]
图3：莫高窟第35窟甬道顶部施财观音，五代（敦煌研究院数字化研究所供图）
图4：敦煌绢画MG.17659千手千眼观音主尊立像（太平兴国六年，981）（采自秋山光和编『西域美术1：ギメ美术馆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敦煌绘画』，图版98-1）
图4a：观音散施钱财图局部由图4可以看到，观音身下左右二侧各有一身乞者，其中左侧乞者手持一盆在接观音散下的钱币，贫儿身侧有榜题曰：“贫人乞钱时”；与之对应，右侧有一乞者，两手伸出，侧旁榜题曰：“饿鬼乞甘露时”。这些榜题表明其所绘内容为佛经所谓“七宝施贫儿”和“甘露施饿鬼”场景。[17] 同样的场景在四川石窟的密教造像中也有不少，多见于千手千眼观音图像中，如安岳石窟卧佛院唐代第45号龛千手观音龛中。观音有无数小手和6只大手，其中二只下垂，左手掌心中散出铜钱，下方站立一着短衣短裤乞者双手持口袋接钱币；右手略残，持物不明，下方站立一赤裸细瘦的饿鬼，展掌伸指，仰面上望（图5）。[18] 这可能是敦煌以外现存最早的“甘露施饿鬼、七宝施贫儿”图像。[19]
图5：安岳石窟卧佛院唐代第45号龛施财观音（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米德昉先生供图）揆诸佛教大藏经，均不见观音施甘露于饿鬼、散施钱财于贫儿的记载。然，观音施甘露以救地狱饿鬼事见于多部佛经，如东晋难提译《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提到观音在六道救度众生时，“现身作饿鬼，手出香色乳，饥渴逼切者，施令得饱满”，[20] 与甘露施饿鬼情节较为一致。而与观音散施钱财情节最为接近的当为《千手千眼观音经》中的“如意宝珠手”内容，伽梵达摩译本曰：“若为富饶种种珍宝资具者，当于如意珠手。”[21] 不空译本作：“若为富饶种种功德资具者，当于如意宝珠手。”[22]
然观图2所示莫高窟第3窟东壁门北侧之观音菩萨，施贫儿之物有象牙、珊瑚之类珠宝，观其状，与《千手千眼观音经》所载“如意宝珠手”最为接近。
讲明第一个问题，即佛掌心钱币之施财含义，那么，第二个问题，即“天元通宝”的来源问题也就容易解释了。黑水城所见之“天元通宝”，虽年号明确，其实后元并未发行过这种钱币。1368年，元朝灭亡后，蒙古贵族退回北方草原，但仍据有岭北、甘肃、辽阳、云南四行省之地，史称“北元”。其中甘肃行省北部瓜、沙、肃三州及新疆东部的哈密一带仍处于出伯家族的控制之下。[23] 黑水城发现北元绘画中出现“天元通宝”画面，应归为敦煌、大足佛教造像所见“七宝施贫儿”图像的简化形式。至于“天元通宝”钱文，诚如牛达生先生所言，“文献无北元鼓铸之说，更无出土和发现北元钱币的报导”。何以在佛掌心出现使用北元年号的钱币，一种可能无非意在表示该政权的存在，寄望北元能够重振雄威；第二种可能是元代自忽必烈以来，由于崇信佛教，容许寺庙铸造乃至行用供养钱，这些寺庙铸行的钱币中包含了年号钱。[24] 是以，不能排除是在元代特有的宗教、金融政策下，“天元通宝”乃寺庙所铸供养钱的可能性。
与敦煌、大足的散施钱财图像做比较，可以看到，敦煌、大足艺术品所见施财者均为观音菩萨，独黑水城所见为佛陀，显得较为特殊。
四、莫高窟第3窟观音散施钱财图与元代币制之契合莫高窟第3窟观音手掌心向下散落之物，有象牙、珊瑚及其他多种宝物，独不见钱币。以理度之，观音向贫儿施财，应以钱币为首，珠宝次之，上文揭橥的观音施财图，都是只有圆形方孔钱而不见财宝，即可说明问题。推而论之，三方块状物为钱币的可能性较大。三方块状物处于从观音掌中散落的串珠状宝物中间，其中，居中者为长方形，银白色，居下者同样为长方形，颜色有变异，原色应为银白色。二者为银块当无疑义。唯最上者处于拇指与食指中间，正方形，略呈金黄色。观其颜色，与同画中的白色银块迥然有别，视之为金块当更合乎情理。因为金价值极高，所以宋金元时代更多行用的是像纸一样薄的长方形金叶子而非金块（金锭）。就莫高窟第3窟的图像而言，金块只是作为财富的艺术表现形式而存在的，未必就一定非要以金叶片形式展现不可。观元代货币制度，金是有货币职能的，[25] 只是因其作为贵金属，其流通量比起在流通领域起主要媒介作用的白银要小得多。元代虽然也有方孔圆钱流通，但数量很少，非主流货币，且常处于被禁用的状态。
白银作为有法定计数的银铸货币，可以流通使用是从宋代开始的。白银在宋代，除沿袭唐五代以来已有的用途（赏赐、储存、藏宝）外，无论是政府的财政收支，还是人们日常经济交往中，白银的使用均更加广泛。1960年，西安南郊出土了一批宋代船形银锭，其中一锭上有“盐务税”等字样，出土报告称“此银为北宋商人缴纳盐钞的银子”实物。[26] 1975年4月，河南省方城县出土一批宋代银锭，其中一锭上有“绍兴二十六年”“经总制钱”等铭文。[27] 与该银锭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出门税”银锭，应为宋代地方官吏征收的商税银实物。[28] 即便如此，彼时的银锭仍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流通货币。
金人一向通用白银，以五十两为一铤。《金史》记载：承安二年“十二月尚书省议，谓时所给官兵俸及边戍军须，皆以银钞相兼。”金章宗为了解决纸币贬值和铜钱匮乏的双重矛盾以改善日趋恶化经济状况，于承安二年（1197）推行币制改革，“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29] 即将原来铸造的每铤五十两之银铤改铸成面值为一两、一两半、三两、五两、十两等币值，是我国首次铸行法定银币，[30] 与铜钱宝券保持兑换关系，旨在取代碎银，并与纸币、铜钱对应，是直接进入流通领域的白银货币。[31] 这种银锭在金朝发迹地黑龙江省多有发现。
元初，因袭宋金之制，把白银铸成银锭与银块，开始作为价值尺度，逐渐发展成为流通手段。[32] 蒙古国时期，因与花剌子模等国有贸易往来，为方便经济流通，即以银为币。及至1271年元朝建立，虽以行钞为主，但也有铸钱，不管民间借贷、劳务报酬，还是物价表识示和日常交易，似乎都有用银的例证。彼时白银的形态，直接继承了宋金以来流通的银锭或元宝。[33] 据说银锭被称作元宝，就是从元朝开始的。早期蒙古国时期所铸“大朝通宝”有铜、银两种。到元世祖忽必烈时铸行“中统元宝”和“至元通宝”，从元成宗开始，有“元贞通宝”“元贞元宝”二十余种钱币铸造，但数量度不多，与西夏时代以方孔圆钱为主迥然有别。
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中，银锭常有出现，写作Yastuq。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典押亲子契（Kle.-Rob.5）记载：
1.küskü yïl ikinti ay säkiz otuz-qa manga kädirä-kä yonglaq-laq2. kümüš kärgäk bolup öz-üm-ta tuɣmïš bulmïš atlaɣ toyïn oɣulum-ni yäkän qay-a3.tutuɣ kümüš-inkä qambuqdu tutung-qa. yarïm yastuq kümüš-kä tutuɣ4.birtim. bu tutuɣ kümüš-üg tutuɣ birmiš kün üz-ä m(ä)n kädirä biš5. otuz s(a)tïr yarmaq kümüš sanap altïm . m(ä)n qambuqdu tutung tükäl birtim . bu6.bulmiš-qa . qambuqdu tutung ärklig bolz-un . m(ä)n qambuqdu tutung birtkä7. tutsar bulmïš-qa ton ätük adaq baš birmäz-m(ä)n äw-täk(i) yoɣun iš8. išlätsär m(ä)n il-ning tutuɣ y(a)ngïnča birürm(ä)n . qalmïš turušï y(a)ngï.9.tutuɣ y(a)nginča bolz-un.[鼠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客氐热[因需要]通用的[银子]，把我亲生的名叫卜勒迷失的做僧人的儿子为了耶干喀喇的租银而以半锭银子租给了坎卜克杜都统。该租银在出租那天我客氐热已将二十五两银点清收讫；我坎卜克杜都统已全部付清。该卜勒迷失已为坎卜克杜所有。我坎卜克杜若负担捐税，将不给卜勒迷失提供衣着鞋帽[等穿戴]。如果让他干家里的粗活儿,我将按民间惯例提供。所余生活样式将按租典惯例处理。[34]事主客氐热（kädirä）因需要通用的银子，将儿子典押给僧人坎卜克杜（qambuqdu）都统，协议价格为半锭银子（yarïm yastuq kümüš），后文又说这二十五两银子（otuz satïr yarmaq kümüš）点清收讫，则一锭银子为五十两，完全合乎元代法定的银锭重量单位。前贤研究表明，大凡出现Yastuq（银锭）一词的文献，皆为元代之物，无一例外。[35]
五、莫高窟第3窟观音散施钱财图与西夏币制之方枘圆凿元代以白银为主要货币，西夏则通行圆形方孔钱。西夏境内流通的圆形方孔钱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繁多，计有西夏文福圣（禀德）宝钱、大安宝钱、贞观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五种，汉文大安通宝、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大德通宝、天盛元宝、乾佑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九种。[36]不管汉文钱币或西夏文钱币，都只有铜钱和铁钱两种，未见有金银钱流通。史书虽有仁孝皇后“赐银币奖之”[37] 记载，但并未见实物留存。1981年，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三道营子村发现西夏钱币20余万枚，1982年，陕西岐山县五丈原乡温星村发现西夏钱币1286斤，14万余枚，全为铜钱；1958年，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高油坊城址中出土西夏铁钱锈与一起，数量上万斤，1980年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盐店公社新民渠村出土铁钱1048公斤，272154枚。[38] 值得注意的是，在如此多的出土钱币中竟然不见一枚金银币，是证，在西夏国时代金银币是不流通的。
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甘肃武威发现的22枚银锭（图6）属于西夏之物，主要证据有二，一者出土地在西夏国境内，二者古文献有西夏国用银的记载。[39] 但也有论者指其为金代之物，只是元灭金后，由蒙古人带入西夏之地。主要证据在于这22枚银锭与金代银锭形制完全相同，甚至铭文的镌刻方法都和金代银锭一致。金代的银锭铸造史有明文，而文献不见西夏有铸银锭的记录。[40] 金于承安二年（1197）始铸“承安宝货”，实行银钞并用，这是中国历史上自新莽朱提银以来第一次正式以银为货币，即以白银为法定银币。
图6：甘肃武威发现银锭（黎大祥等《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研究》，图8-31）
图7：黑龙江出土金代银锭（赤峰日报社李富先生提供）银锭中部书写汉字，右侧有无法确定文种的铭文，有的说是西夏文，也有的说是女真文，不可确定。近期，于光建通过各种资料，考证西夏确曾有银锭存在，其所依据的证据有五，其一为西夏文字书《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收有“
锭”字，释曰“锭：金银”，乃汉语的音译。[41] 其二，《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和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都有赏赐银两的记载；其三，西夏文军事法典《贞观玉镜将》出现有“银一锭”的记载；其四，《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有明令要在各种金银器上标明两数的记载：“置种种金银器皿者，本处两数当明之，写字刻其上。”[42] 于光建认为，这一记载正好符合武威出土银锭上所錾刻铭文的特点；其五，有西夏银锭实物存世。[43]
以上五点看似言之凿凿，实则都无法证明作为流通货币的西夏银锭之存在。其一，字书中虽有银锭一词，但音译自汉语。作为借词，并不能证明什么。有论者言：“如果西夏社会当时没有使用流通银锭，在其当初造西夏字时也不会造这个字，其解释也不会与作为货币的银锭、金锭的概念如此一致。”[44] 此言过矣。观古往今来的字书，往往包罗万象，外来词不计其数，其反映的物象恐未必均在其境内通行或存在过；
其二，西夏皇帝以银两赏赐臣下，文献记载颇多，但不能证明银锭、银钱的存在。武威发现的《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记载，在佛塔装修完工后，西夏统治者诏命特赐寺院“黄金一十五两、白金五十两”。[45] 西夏皇帝、皇太后的赏赐才有白金五十两，只是一枚银锭的重量而已。就出土文物来看，西夏继承了唐代银器打制制度，要在银钵、银碗上墨书其自重“XX两”，这种赏赐的银两，有可能就是这些银钵、银碗[46]。由《感通塔碑》之记载不难窥见彼时银钱使用之稀少；[47]
其三，见于《贞观玉镜将》的“银一锭”，原文如下：
正将在战斗中俘获人马、铠甲、旗鼓金等超过三千种以上，则一律加七官，赏五十两金碗、百两银碗、衣服一袭十带中有绎丝上服、十两金腰带一条、银鞍鞯一副、银一锭、茶绢一千份……副将俘获三千种以上，也奖赏银一锭等。[48]
不难观见，这里的“银一锭”是作为赏赐品使用的，非为流通货币。
其四，《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明言是在器物上錾刻铭文，虽不能断言与银锭无关，但言其有关，也不免失之武断。
其五，论者所言西夏银锭实物有大小二枚，皆出自银川。据刊布者言，小者铭文为西夏文，但求教于西夏文专家，或曰无法判断，或曰肯定不是西夏文。大者上面有五道铡痕，刊布者认为这些铡痕验证了西夏瓜州审判案所谓西夏银钱“裂持使用”的记载。[49]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惠宗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西夏文《瓜州监军司审判案》言瓜州（今甘肃省瓜州县）商人有“铸银近万，乃持折验，诸处为贩”之罪状。[50] 其中的“乃持折验”，松泽博译作“将银块折断”。[51] 陈炳应、牛达生解释为“乃持裂用”。[52]虽说法不一，但其意大体一致，可见西夏所用白银是银块，可以割裂使用。且不言“西夏银锭”文字不清，细观可见乃后打上去的，非原铸字，做旧痕迹依稀可辨。即使退一步说，这两枚银锭非假，然上有铡痕，需“裂持使用”，仍然算不得流通货币。正如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钱币一样，保持其完整性或基本完整性（如剪边钱）是流通钱币的基本要求。况且，西夏文的“（锭）”，其意既可以指金，也可以指银。推而论之，其必不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实物银锭明矣。另外，史金波释读过一枚西夏文银锭，有“天庆四年”字样。[53]“天庆四年”为公元1197年，时间恰好与中国最早形成的银质货币——“承安宝货”之年完全吻合。如此巧合，加上这种钱币只此一枚，其真实性有待坐实。
观诸贤在认定西夏银锭时，都忽视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即银锭的货币属性。如所周知，白银作为价值尺度，在中国的使用由来已久，尤以唐代为最盛。从文献来看，汉武帝“白金三品”名义上就是白银货币，王莽朱提银也是法定的白银货币。唐代用银，既有碎银，也有银饼，更有银锭。此外，白银还被铸成银币。1970年10月，在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窖藏中，银质开元通宝多达421枚，另有金质开元通宝30枚。[54] 但这种金银钱并不作为流通货币，而是用于赏赐、馈赠、装饰，或充作吉祥物等。唐先天二年（712）九月己卯，玄宗“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许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官及诸司三品已上官争拾之，仍赐物有差。”[55]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载唐玄宗“赐杨贵妃洗儿金银钱”。[56] 此钱非流通货币，其状与西夏时代的银钱颇类。
牛达生推定：“西夏已用白银铸造银锭，但主要作为称量货币使用。多供宫廷享用和赏赐，或用于宝藏。商业贸易与借贷中亦有使用，但不是流通领域中的主要货币。”[57] 诚哉斯言。元代既通行银锭，又有银币（尽管数量不是很多）流通，二者都是西夏所不具备的。质言之，武威发现的22枚银锭，非西夏所铸造，乃金朝银锭的流入物，当系蒙古灭金后由金地携至夏地者，不能当做西夏流通银钱的证据。
西夏作为我国西北地区强大的一个民族政权，自元昊于1038年称帝立国至1227年亡于蒙古，传10帝，存国190年，几与宋、辽、金诸王朝共始终。如果从“虽未称国，而王其土”[58] 的拓拔思恭所建夏州政权算起，前后存在达347年之久。西夏虽地域广袤，文化昌明，但辖境毕竟局限于西北一隅，不像辽朝、金朝那样曾先后将其势力扩张到黄河流域，甚至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占据有中原地区的半壁江山，故而元人在撰写正史时，从大一统的史观出发纂修辽、宋、金三史，将三个朝代置于平等的地位，而独没有为西夏写出一部分量同样足观的纪传体专史，只在三史的《外国传》中以少许篇幅专载西夏史事。这种修史方法本无可厚非，但在客观上却造成了西夏史料的湮灭亡佚，给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也正是因为西夏国缺乏编年史，在汉文文献中对西夏国的记载也偏少，对西夏国历史文化的揭示主要仰赖于出土资料，而这些资料，尤其是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大多没有明确纪年，学者们在研究中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将一些历史线索不太清楚的内容都往西夏国方面靠，势必会形成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如敦煌石窟的回鹘石窟、元代石窟，很多被推定为西夏之物；黑水城出土的文献，除了有明确纪年者之外，大都被天然地理解为西夏国之物；今天所能见到的黑水城遗址本为元代遗留，却通常被指认作西夏城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就武威出土的这批银锭被推定为西夏银锭而言，原因盖出乎此。
六、由观音散施钱财图考见莫高窟第3窟之时代在中国货币史上，圆形方孔钱一直占主流，以秦半两钱为最早，以中华民国的“民国通宝”铜币为最晚，在我国沿用了2000多年。在前文所举钱币图案中，图5所示安岳石窟卧佛院第45号龛施财观音为唐代钱型的代表，图3所示莫高窟第35窟甬道顶部施财观音所施钱币为五代钱型的代表，而图4所示敦煌绢画MG. 17659千手千眼观音主尊立像中的钱币为宋代钱型的代表。换言之，敦煌、大足等地所见唐、五代、宋时的观音施钱，皆为方孔圆钱，无一例外。西夏钱法同于宋代，然观莫高窟第3窟，观音所施钱币无一为方孔圆钱，则其不属西夏明矣。
元朝受中亚影响，以金银、珍宝为贵而轻铜钱，[59] 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特例。我国早在商代中晚期（公元前11 世纪）即已进入金属铸币时代，开始铸造铜贝，[60] 及至春秋时期，又出现空首布。[61] 河南荥阳官庄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世界现存年代最早的铸币作坊，其铸币生产活动发生在春秋时代，上限或可至西周晚期。[62] 其铸币材质都是青铜。用铜为币，作为主要流通手段是中国货币史上一以贯之的传统，唯元代例外。与中国铸币传统不同，西方一般用金银打制货币，这一传统从最早的吕底亚王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元代，色目人大举东迁入中原和蒙古高原，而且成为蒙古帝国经济与财税的管理者。[63] 其传统的财富、货币观念对蒙元帝国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金银，尤其是银钱，成为元代的主要流通手段，不仅贸易和借贷用银，物价用银表示，且每年对于诸王熏臣和将士的赏赐也是用银。元朝初期的中统宝钞以银为本位。有元一代，纸币以银为单位。就是在采用纯纸币流通制度的时候，仍是以白银作钞本。钞的单位用两，或名银钞。[64] 对于传统的圆形方孔钱则很少用，甚至持排斥态度，如忽必烈时期严格纸执行钞钞法，“绝不用钱。迨武宗颇用之，不久辄罢”。[65] 此后基本上不再行用方孔圆钱。“大元治世，民物一新”。[66] 就货币制度言，既不同于唐宋，也有别于明，更遑论一直奉唐宋货币制度为圭臬的西夏了。
在观音散施钱财图中，除黄金、白银外，尚有象牙、珊瑚和众多圆形珠宝。这种情况，不见于唐宋时代的观音散施钱财图，也不见于北元时代的佛陀施财像。究其原因，除了上文所言西方以金银为主要流通手段这一因素外，很可能与当时人们的财富观念息息相关。两宋与大食贸易频繁。大食向宋输出的商品主要有香药、珍宝及犀牛、大象、象牙等，其中尤以香药为最；宋朝向大食输出的商品有瓷器、香药等类，而瓷器为其出口的大宗商品。[67] 这一状况在元代发生了较大变化，进口商品中除日常用品外，主要就是奢侈品，一为珍宝（犀角、象牙、珍珠、玉石、翡翠、玛瑙、玳瑁等），二为香料（速香、沉香、暂香等）。[68] 元代海外贸易中，“珍货之盛，亦倍于前志所书者”，[69] 珍宝比例比以前大为提高。“随着蒙古高原统一进程的推进，大批西域商人东来，一方是精于买卖的行家里手，另一方是几乎毫无工商经验却处于军事巅峰状态的征服者，双方一拍即合，西域商人纷纷集聚于汗庭和各级贵族军将的旗帜之下……这样，大汗与贵族军将手下便拥有了一大批金绮珠宝的罗致者和商业、财务帮办”。[70] 当年，成吉思汗遣使出访中亚花剌子模，携带的礼品也不乏玉石和象牙。敦煌作为元代蒙古皇族西宁王的驻扎地，民族成分复杂，其中不少为来自西亚、中亚的色目人。[71] 色目人依附于蒙古皇室，势力强大，有全国各地都有巨大影响力，敦煌自不例外。莫高窟第3窟大量出现金币、银币和各种珍宝而无圆形方孔钱，甚或即为元代重金银珍宝而轻铜钱理念对敦煌佛教民众生活产生影响的具体反映。
佛教如同中国境内流行的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一样，一般都以流行文化为骛，惟其如此才会被广大普通民众所认可和接受，从而赢得更多的信徒。据报道，2018年5月考古人员在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石窟第15号龛“报父母恩重经变像”下层造像中部发现有宋代纸币“交子”造像，在平整面上方的左右两端，各刻有一堆“交子”图像。（图8）[72]在此之前，工作人员在新发现的纸币造像旁边，只辨认出内方外圆的铁币图像，有40多枚零散堆放。“交子”图像的发现，堪称当时川东和川西广泛使用“交子”的历史见证。
图8：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石窟第15号龛中的“交子”与铁钱造型（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米德昉先生供图）莫高窟第3窟的观音散施钱财图唯展示元代行用的金银和珍宝，独无西夏行用的方孔圆钱。推而论之，言其为元代之物，当不致大误。此前，笔者此前曾撰文论述莫高窟第3窟为元代窟而非西夏窟，[73] 通过观音散施钱财图，可进一步印证这一结论。
（本文的撰写得到贾常业、袁炜、米德昉、王慧慧等学术贤达的帮助，特志此鸣谢）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 ），男，河南邓州人，燕山大学东北亚丝路文明研究院特聘教授，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中外关系史、西北民族史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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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尉英：《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六四、三、九五、一四九窟（元）》，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2] 杨富学、刘璟：《榆林窟第3窟为元代西夏遗民窟考辨》，《敦煌研究》2022年第6期。
[3] 段文杰：《莫高窟晚期的艺术》，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174页；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第15页（收入氏著《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2页）。
[4] 李月伯：《从莫高窟第3窟看中国线描的艺术成就》，《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第36页。
[5] 金忠群:《敦煌千佛洞三号窟元代壁画艺术初探》，《美术》1992年第2期，第64—67页；王慧琴：《灵之光——敦煌千佛洞三号窟元代壁画的艺术风貌》，《美与时代·美术学刊》2009年第10期，第75—76页；郝秀丽：《敦煌莫高窟第三窟千手千眼观音像的造型艺术》，《当代艺术》2011年第3期，第51—52页。这些论文多集中于描述壁画艺术成就，立论基础皆为“甘州史小玉笔”题记，难以成立。
[6] 关友惠：《敦煌宋西夏石窟壁画装饰风格及其相关的问题》，敦煌研究院编《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10—1141页。
[7] 沙武田、李国：《莫高窟第3窟为西夏洞窟考》，《敦煌研究》2013年第4期，第1—11页。
[8] 杨富学、魏平：《莫高窟第3窟为元代窟而非西夏窟考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石窟艺术研究》第7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待刊）。
[9] Mikhail Piotrovesky (ed.), 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 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 (X-XIIIth Century), Electa: Thyssen-Bornemiza Foundation, 1993, pp. 234-235.
[10] 牛达生：《佛祖掌心上的“天元通宝”及由此引出来的难题》，《甘肃金融》2002年增刊第2期《钱币专号》，第29页。
[11] 牛达生：《西夏考古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牛达生：《西夏考古论稿》（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
[12] 牛达生：《西夏钱币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
[13] 李月伯：《从莫高窟第3窟壁画看中国画线描的艺术成就》，《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第38页。
[14] 牛达生：《佛祖掌心上的“天元通宝”及由此引出来的难题》，《甘肃金融》2002年增刊第2期《钱币专号》，第29页。
[15] 王惠民：《“甘露施饿鬼、七宝施贫儿”图像考释》，《敦煌研究》2011年第1期，第18页。
[16] 秋山光和編『西域美術1：ギメ美術館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敦煌繪畫』東京：講談社，1994年，圖版98-1。
[17] 王惠民：《“甘露施饿鬼、七宝施贫儿”图像考释》，《敦煌研究》2011年第1期，第16—20页；张小刚：《关于凉州瑞像的一些新资料——兼谈黑水城出土凉州瑞像》，《西夏研究》2021年第1期，第34页。
[18] 王军达摄影《安岳石窟》，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年，图23。
[19] 王惠民：《“甘露施饿鬼、七宝施贫儿”图像考释》，《敦煌研究》2011年第1期，第17页。
[20] [东晋]竺难提译《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大正藏》第20册，No. 1043，页36a。
[21] [唐]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大正藏》第20册，No. 1064，页111a。
[22] [唐]不空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大正藏》第20册，No. 1064，页118c。
[23] 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155页。
[24] 孙仲汇：《元代供养钱考》，《中国钱币》1986年第1期，第43—48页；李学勤：《记元代供养钱》，《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文集》第3辑，2003年，第2—3页；陈鸿志：《元代供养钱之我见》，《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文集》第7辑，2006年，第36—40页。
[25]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86—387页。
[26] 朱捷元、黑光：《西安南郊出土一批银锭》，《文物》1966年第1期，第51—52页。
[27] 刘玉生：《河南方城县出土一南宋银铤》，《文物》1977年第3期，第80页。
[28] 汤国彦编《中国历史银锭》，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页。
[29] [元]脱脱等：《金史》卷四八《食货志三·钱币》，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76页。
[30] 钱屿：《金“承安宝货”考叙》，《中国钱币》1990年第1期，第65—68页。
[3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74—375页；汤国彦编《中国历史银锭》，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页；浙江省博物馆编《银的历程——从银两到银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32] 刘森、孙仲汇：《元明货币》，《中国钱币大辞典》，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页；虹宝音：《古代蒙古货币研究》，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25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80页。
[33]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79页。
[34] W. Radloff, 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 Leningrad 1928, S. 86-88; 山田信夫著，小田壽典、ペーター・ツィーメ、梅村坦、森安孝夫編『ウイグル文契約文書集成』第2卷，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27頁；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236—239页。
[35] 護雅夫「ウイグル消費貸借文書」『西域文化研究』第4卷，京都：法藏館，1961年，第226頁；杨富学：《回鹘文书所见高昌回鹘王国的纸钞与铸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12页。
[36] 牛达生：《西夏钱币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6—59页；杨富学、陈爱峰：《西夏钱币的流布区域及相关问题》，《西夏研究》2012年第4期，第3—28页。
[37]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六，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22页。
[38] 杨富学、陈爱峰：《西夏钱币的流布区域及相关问题》，《西夏研究》2012年第4期，第3—28页。
[39] 黎大祥：《甘肃武威发现一批西夏通用银锭》，《中国钱币》1991年第4期，第42—47页；黎李、黎大祥：《武威亥母洞寺出土西夏汉文“宝银”账单及其学术价值》，《西夏学》2019年第2期，第295—301页。
[40] 白秦川：《武威出土银铤应为金代银铤》，《中国钱币》2005年第3期，第19—20页。
[41] 韩小忙：《〈同音文海宝韵合编〉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87页。
[42]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7“物离库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57页。
[43] 于光建：《西夏银锭》，黎大祥、张振华、黎树科：《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72—380页。
[44] 于光建：《西夏银锭》，黎大祥、张振华、黎树科：《武威地区西夏遗址调查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74页。
[45]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0页。
[46] 史金波、白滨、吴峰云编《西夏文物》，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08、309页。
[47] 党寿山：《武威出土的西夏银器及银锭》，氏著《武威文物考述》，武威市博物馆，2001年，第122页。
[48] 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75页。
[49] 陈永中：《银川发现西夏银锭》，《收藏界》2006年第8期，第93—94页。
[50]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1页。
[51] [日]松泽博：《西夏文〈瓜州监军司审判案〉遗文——以橘瑞超带来在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馆藏品为中心》，《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年《西夏研究专号》，第79页。
[52] 陈炳应：《贞观玉镜将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页；牛达生：《西夏时期的政治、经济与货币》，张忠山主编《中国丝绸之路货币》，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2页。
[53] 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0—171页。
[54] 陈尊祥：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钱币的研究》，《中国钱币》1984年第3期，第31页；申秦雁：《重见天日的遗宝》，陕西历史博物馆等编著《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4页；韩建武、贺达炘、王西梅：《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钱币》，《西部金融·钱币研究增刊》2008年第1期，第42页。
[55]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71页。
[56] [宋]司马光著，[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八年十二月甲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903页。
[57] 牛达生：《西夏货币》，《中国钱币大辞典·宋辽西夏金编·辽西夏金卷》，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5页。
[58]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六八《夏国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30页。
[59] 乔晓金：《元代货币制度初探》，《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文集》第1辑，2002年，第6页。
[60]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3页。
[61]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3—24页。
[62]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河南荥阳市官庄遗址铸铜作坊区2016～2017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10期，第53—77页。
[63] 李幹：《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5—470页。
[64] 李幹：《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4页。
[65]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钱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页。
[66] [南宋]谢枋得：《上程雪楼御史书》，《叠山集》卷二。四部丛刊本。
[67] 杨富学、陈爱峰：《大食与两宋贸易关系研究》，姜锡东、李华瑞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9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4—337页。
[68] 李幹：《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4页；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48页。
[69]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大德南海志》卷七《舶货》，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403页。
[70] 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12页。
[71] 杨富学：《元代敦煌伊斯兰文化觅踪》，《敦煌研究》2018年第2期，第11—21页；杨燕、杨富学：《论敦煌多元文化的共生与交融》，《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6期，第6—15页。
[72] 《重庆大足石刻首次发现宋代纸币“交子”造像》，中国日报网2018年5月12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0214605727946695 wfr=spider for=pc。
[73] 杨富学、魏平：《莫高窟第3窟为元代窟而非西夏窟考辨》，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石窟艺术研究》第7辑，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待刊）。
编按：本文原刊《青海民族研究》2022年第4期，第185—193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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