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乾隆官窑甘露瓶和壮罐

林晨雷

  乾隆皇帝尊崇藏传佛教，不仅坚持打坐修持，还学习梵文和藏文。乾隆九年（1744年），他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乾隆十年十二月，乾隆帝在他的上师三世章嘉国师面前跪受灌顶，修行胜乐金刚密法。次年即下旨烧制的甘露瓶，应是乾隆在宫内修行密宗的用具。

甘露瓶

甘露瓶也称藏草瓶，为佛教八吉祥中的宝瓶，用于盛放圣水，上插藏草，象征吉祥清净和财运或福智圆满，是密宗佛法灌顶时的法器。乾隆甘露瓶（图 1）以白地矾红彩绘折枝莲纹一种最为多见，均无款。

▲图1  清乾隆 矾红彩甘露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  清乾隆 矾红彩甘露瓶一对  原藏沈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甘露瓶的大量烧造，始于乾隆十一年奉旨传办。查阅《清宫瓷器档案全集》，乾隆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司库白世秀、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高玉交白地红花甘露瓶一件（紫檀木座）。传旨：照此瓶款式花样做木样，着色呈览。准时交与江西，先烧造几件送来，随后再烧造几件，俱不要款。”（图4，注 1）

▲图3  《内府御用器画样》，十一卷

▲图4 《乾隆记事档》

  到五月初一日，唐英烧造了四件甘露瓶送到御前。乾隆下旨：“其甘露瓶着唐英再烧造几件。”第二年的二月十九日，又传旨唐英“将甘露瓶陆续再做些来”。

  接到这样的旨意，唐英自然不敢怠慢。此后每年，唐英都会做甘露瓶呈进，数量在几十件不等。然而到了乾隆十七年二月十七日，忽然传旨：“从前传过无款甘露瓶并壮罐多烧造些，不必随大运送来。如何此二样烧造的甚少？着交江西急速烧造无款甘露瓶十件、壮罐五十件、有款御制诗挂瓶二十对送来，不必随大运。钦此。”

  此后未见有传办甘露瓶的记载，但经常有要求为甘露瓶配座的记录。如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要求为“青花白地壮罐三十一件、红花白地甘露瓶二十七件，各配紫檀木座”。猜测此时甘露瓶应已转变为大运瓷器每年烧造，故不需要再奉旨传办。此后，甘露瓶作为大运琢器的保留品种，一直延烧至道光元年。

  乾隆十一年用作官样的“白地红花甘露瓶”，笔者认为是明初永宣之物。台北故宫藏有一件青花缠枝莲纹甘露瓶（图 5），定为明空白期（正统至天顺），但葛彦先生指出，其时代当为永宣。另学者Anthony du Boulay旧藏有一件白地绿彩缠枝牡丹纹甘露瓶（图 6），时代为永乐无疑。有传言说，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曾出土过永宣时期矾红彩甘露瓶，惜未见相关资料公布。但永乐朝已有白地矾红彩作品问世，如一件云凤纹墩式碗。因此，有理由认为乾隆甘露瓶的原型为明初作品。

▲图5  明初 青花缠枝莲纹甘露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6  明永乐 白地绿彩缠枝牡丹纹甘露瓶 Anthony du Boulay旧藏

  此外，传世还见有少数带乾隆官窑年款的甘露瓶品种，如北京故宫与南京博物院均藏有乾隆斗彩缠枝莲纹甘露瓶（图 7），外底心有青花书六字三行篆书款。查阅档案，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督陶官海福，以及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督陶官伊龄阿，均进贡有“成窑五彩甘露瓶成对”，乾隆均下旨“交御兰芬”。御兰芬位于圆明园镂月开云旁，为花园旁边的休息室，可见乾隆并未打算将此类有款的甘露瓶当作供器使用。

▲图7  清乾隆 斗彩缠枝莲纹甘露瓶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壮罐

  壮罐为大口直筒形盖罐，清宫档案中有时写作“撞罐”。清代官窑壮罐始见于雍正朝，以乾隆朝制品最多，常见青花绘几何锦地纹饰，档案称“芦粟锦纹”，其原型可追溯至明初永乐朝官窑（图 8）。台湾大学谢明良教授指出，壮罐祖型为西亚伊斯兰陶器，“芦粟锦纹”实为伊斯兰常见的十芒星纹。（注 2）

▲图8 明永乐 青花锦地纹壮罐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十年三月，传旨要唐英给一件青花白地壮罐配盖，并做木样一并发往御窑厂。一年多以后，乾隆十一年五月初一日，“司库白世秀、七品首领萨木哈将江西唐英照样烧造得红花白地甘露瓶四件、配盖的青花白地壮罐一件、照样烧造得青花白地有盖壮罐二件，并哥窑象棋等件持进。”配盖的青花白地壮罐，应是明初15世纪前中期作品。除了配盖，唐英还照样仿烧了两件壮罐，这是有档案记载的第一次仿烧明代壮罐。

  乾隆十三年，又有第二次仿烧记载。“闰七月十四日，太监胡世杰交青花白地有盖撞罐一件（随紫檀木座），传旨：着交唐英照样烧造，筭冠架用，不必落款。”次年五月初四日，“司库白世秀将烧造得青花白地有盖撞罐一件随大运呈进”。这次仿烧历时十个月，只烧了一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乾隆特意注明“不必落款”。据统计，台北故宫现藏清宫传世乾隆青花壮罐81件，仅有两件书写年款；目前已发表的北京故宫藏乾隆青花壮罐均无年款。因此不免让人猜测，书写年款的这两件壮罐，是否就是乾隆十年三月传办的这两件？

  观察台北故宫这两件书写年款的乾隆壮罐（图9，图10），其颈部波涛纹饰稍有不同，一件为传统永宣时期常见的波涛纹，另一件为类似手掌形的波涛。北京故宫藏有此类手掌形波涛纹的壮罐（注 3），2014年景德镇御窑厂亦出土有相同纹饰器物，证明此类壮罐为明代空白期御窑作品。因此，这两件书写乾隆年款的壮罐，是仿自两个不同时期（永乐和空白期）的母本，似说明在乾隆十年之前还有过仿制的历史。

▲图9  清乾隆 青花锦地纹壮罐（有款，波涛纹）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0  清乾隆 青花锦地纹壮罐（有款，手掌形波涛纹）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十一年之后，又有多次烧造壮罐的记录。最多的一次，即为前引乾隆十七年二月十七日档案，要求烧造“壮罐五十件”，除了同样要求“无款”外，还注明“急速烧造”，“不必随大运”。唐英在七月赶烧了20件，十二月再呈进16件，次年八月10件，十一月4件，四批次共费时一年零九个月，终于完成任务。

  乾隆朝烧造如此多的壮罐，到底作何用途，目前学术界没有明确结论。永宣时期壮罐在清代往往内置铜胆，可知是用作了花器。但是，乾隆帝对臣属进贡的带铜胆壮罐，多下令将铜胆熔毁，表示其不打算作花器用。前述乾隆十三年档案称壮罐是“筭冠架用”，壮罐器型确实类似帽筒，但是如果作为冠架，则不应该配盖；而档案中要求为壮罐配盖的记载比比皆是。而且，乾隆御窑烧制的各种冠架均书写年款，唯有壮罐要求无款，应另有原因。

  笔者认为，壮罐在乾隆时期应是与甘露瓶的用途类似，为藏传佛教供器。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壮罐在档案中大多与甘露瓶同时出现，这首先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如前引乾隆十一年五月初一日“唐英照样烧造得红花白地甘露瓶四件、配盖的青花白地壮罐一件、照样烧造得青花白地有盖壮罐二件”，又如前引乾隆十七年二月十七日“从前传过无款甘露瓶并壮罐多烧造些”，等等。而且壮罐与甘露瓶一样要求“无款”，这应该并非巧合。

  二、御窑厂每次制作壮罐，多与甘露瓶一同制作；每次收到壮罐，乾隆基本均下旨“配座”，即要求造办处配紫檀木座，这与甘露瓶的待遇一样。由此说明，壮罐并非普通的日用器，绝非如谢明良教授猜测的“在敬事房贮存与房事有关的药罐”，而很可能是供器。

  三、收到的壮罐去向，除了宫中佛堂外，多发往热河与圆明园。查阅档案，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初六日，热河须弥福寿之庙供“洋彩磁撞罐一对（紫檀座）”。须弥福寿之庙是为迎接西藏六世班禅入觐朝贺乾隆帝七旬庆典而仿照扎什伦布寺形制兴建。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初三日，宗镜大昭之庙供“洋磁青云红龙撞罐一对（紫檀座）”。宗镜大昭之庙位于北京香山静宜园，作为班禅夏季驻锡地。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初一日，中正殿供“青云红龙撞罐一对（紫檀座）”。中正殿区域为紫禁城内藏传佛教管理中心。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督陶官额尔登布进贡“翠地金云龙有盖壮罐成对”，乾隆下旨“交永安寺”。永安寺即为今北海公园内白塔所在的藏传佛教寺庙。以上资料足以证明，壮罐在乾隆朝确实曾被用作供器。 

  综上所述，有理由认为乾隆朝烧造的壮罐，应主要用于藏传佛教供器。壮罐在佛前供器中究竟作何种用途，是与甘露瓶一样用于盛放圣水，亦或用作净水瓶，尚待进一步研究。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十一日，太监传交御笔“天竺恩波”四字和一件“粗磁盖罐”做样，传旨额尔登布烧造净水瓶，至六月烧造完成后发往法慧寺“将现供磁瓶内净水装供新瓶”，可见确有将盖罐用作净水瓶的例子。

  壮罐后来作为大运瓷器的保留品种，一直延烧至道光二十八年。因此，应该并不是所有壮罐都被用作供器，嘉道的壮罐可能更多被用于日常陈设。

注 释：

1、本文所引档案未经特别说明，均引自《清宫瓷器档案全集》（铁源等，中国画报出版社，2008年），恕不一一注明。

2、 谢明良，《壮罐的故事》，陶瓷手记4，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

3、上海博物馆，《灼烁重现，15世纪中期景德镇瓷器特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页50。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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