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名人】王元化同志二三事（作者：陆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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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2023年是著名学者、思想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王元化同志逝世十五周年。作者撰写的《王元化同志二三事》一文，细腻地回忆了两人共事相处的点点滴滴，读来令人感慨。

  王元化（1920—2008）

1961至1975年，我和王元化同志在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共事长达15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中，我俩同单位、同部门，又是同专业，彼此办公桌仅一步之遥。那时，我自然也成为王元化同志家的常客。“文化大革命”中我和王元化同志的关系更加密切，我们在位于奉贤塘外的上海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还睡上下铺，他卧上铺，我睡下铺，之间从未发生过不愉快，互相关照，彼此相助。如此这般地共度七个春秋，直到1975年春夏我们离开五七干校回到上海，重新分配工作。

无辜被控打人 我仍相信友谊的力量

1983年6月王元化同志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不久，我正想找机会向他当面祝贺，万万没想到却等来一个难以想像的坏消息。这个坏消息是由我工作所在的《文学报》社主要领导人、著名作家峻青（原名孙俊卿）传给我的。一次，峻青板着面孔很不高兴地责问我：“你在'文革’中有没有干过坏事？例如打人！”我听了很生气，激动地回答：“老孙，你知道我在'文革’中被'四人帮’上海余党迫害长达8年，其间我只有挨打的份，哪有资格和机会去打别人！没有，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峻青对我的回答似信非信，他打开手提包，拿出一份厚厚的打印文稿，交代我回家好好看看，第二天上班要还给他，并叮嘱一句：“注意保密。”

这份文稿是上海市纪委调查组《关于调查〈文学报〉社几个问题的情况报告》，其中有部分内容提及“据王元化同志反映，陆行良曾在'文革’中捆绑和打过王元化同志”。读到这里，我感觉自己已经气得胸腔要爆炸了，恨不得马上去找“反映者”当面对质。第二天，我将文稿还给峻青，并表明我对此事的立场、态度，以及将要采取的应对方法。至此，峻青才脸露笑容，向我表示认可。

冷静下来后，我深知情绪失控完全不利于解决问题，同时也翻来覆去想了很多，想到最多的就是王元化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状况。他的确挨过打，打他的人是连部（当时五七干校为一个营，上海作协是四连）监督组一个姓王的成员，而我作为现场唯一的目击者也为王元化同志出声辩护。我猜想，王元化同志被击倒在地的那一刻可能产生瞬间晕迷，听到我的声音，就误认为是我动了手，因而耿耿于怀。至于他被“捆绑”一说，据我所知并无这个情况。这时的我对周遭事物很敏感，不过没有发现有人因“莫须有的控诉”而对我另眼相待，因此认为将此事在更小范围内得到明确纠正，还我一个清白，是可以接受的。而我决不会借此再去伤害饱受摧残的友人。

我的处理方法分三步：一写信申诉，二等待回音，三适当解决。我将申诉信一式三份，一份寄给上海市纪委书记，一份寄给王元化同志，再一份自己保存，前两份都是挂号寄出。两个月过去了，杳无音讯，我就再写信、再等待，周而复始。我清楚地记得，一共写了三次申诉信，等了半年多，一直到1984年6月终于等来转机，满意收场。

20世纪80年代初海峡两岸关系解冻，文艺界掀起一股强劲的两岸文化交流热潮。广东是这股热潮的前沿。

1984年5月，广东作家协会联合暨南大学在广东举办台港澳文学培训班，欢迎全国各省市相关单位推荐人员参与。当时我在《文学报》社主持理论部，也有心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以满足读者了解港台文学的需求。我积极报名参加培训，同行的还有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一位同志。

根据台港澳文学培训班通知要求，报名者必须备带一张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以便届时集体前往深圳参观。那个年代的深圳正逢开创初期，是采取封闭式管理的一个特区。我早早地就向上海市委宣传部提交了申请书。其间，上海文学研究所的同志告诉我，他已经拿到通行证，并在电话里跟我介绍通行证是什么样子，上面有什么内容等。而我一直在等待。对于自己为何被“卡”，我左思右想不得其解。

      1984年前往深圳所需的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此前，我之前工作的单位—少年儿童出版社老社长、老革命陈向明同志通过老同事黎焕颐向我传话，“早日把'打人’之事搞清楚”。由此，我心中暗自断定：一定是那件事情在发酵，导致我连申领一张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资格也没有。眼见出发广东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决定向“反映者”同时也是宣传部长的王元化同志求助。

就在出发广州前的一天早晨，大约在上班前半小时，我故意不打招呼敲开了王元化同志的家门。王元化同志开门一见原来是我，不免有些意外，却仍然笑脸相迎，让我坐着等待一会儿。他正在接待一位女性来客。见我入屋，这位身材瘦小的妇人不久便起身告辞，临别时，我听到王元化同志对她说：“你提出的问题，我会关心帮助解决的。”

送走客人后，王元化同志问我：“刚才那位女性认识吗？”我摇了摇头。他接着说：“她是上海音乐学院老院长贺绿汀的夫人，在'文革’中房子被占，至今没有解决。这类问题，我一天要接到几起。”他问我一早赶来有何贵干。我长话短说，把申领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困难提了出来。王元化同志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今天到部里去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刚才讲的事办成。”他还十分肯定地要我在9点半左右等回音。听他此言，我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告别时，王元化同志嘱咐我：“你是报社记者，到了广州抽空找找陈国凯（著名作家，时任广东作家协会主席）和著名老作家秦牧，代我向两位问好。广东是改革开放前沿，多多了解一些信息，回沪后到我家聊聊，我需要了解这方面内容。”我当然满口答应。

此次拜访前后不到二十分钟，是我俩多年来相见时间最短的一次，好在满怀喜悦而归。在上班路上，我不禁产生预感：之前那个误会消除有望，我相信友谊的力量。

    作者陆行良

二十天后，我从广州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给王元化同志打电话，相约再次前往他家。我记得，我们定在一个周末下午，我如约而至，这次心情已大不相同，颇为轻松。那天，我把事先准备好的广州信息汇报完毕后，双方略停片刻，王元化同志给我的茶杯添了水。我当然有所期待，但不想先开口发难，把机会让给对方更好。此时，王元化同志打破沉默，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向我伸出手。我即时也伸出手，就听他说：“老弟，你不是想要跟我对簿公堂嘛！（因我在申诉信中一再要求当面对质）哪用这样，解铃还须系铃人。不过，告诉你，问题不能在我这里私了，应该通过组织来解决。我想这样，你回去告诉储大泓（时任《文学报》社社长、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叫他派人到宣传部来找我。”王元化同志的这番话决非即兴之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不到一周，《文学报》党支部组织委员郭勇同志有一天笑嘻嘻地把我拉到一边，先跟我握了握手，然后笑着说：“王部长那里去过了，很好很好，问题解决了，放心放心。”我问：“你一个人去的吗？”“不，这么重要的事一个人去不符合组织原则，联系了老韩（时任市文联机关党委副书记）一起去的。”她回答道。

至此，经过一年有余的努力和等待，压在我心头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粉碎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对市纪委调查组《关于调查 文学报 社几个问题的情况报告》的核实情况报告

夫妻同心力邀 元化同志出任“大地”顾问

王元化同志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期间还有一件事鲜为人知，值得记述，就是他应邀受聘上海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所属大地文化社文学顾问。

20世纪80代初，海峡两岸实现“三通”后，种种交往日益兴旺。民间交流离不开官方的引导、组织与推动。为了适应这种需求，在中共上海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上海市台办”）的授意下，一个从事两岸文化交流为主的民间组织应运而生，取名“大地文化社”。

我夫人史嘉秀曾任市政府台办宣传处处长，兼任大地文化社总干事。当时大地文化社已具备相当规模，由新闻界老前辈、《新民晚报》副总编冯英子出任社长，著名电影导演谢晋任副社长；其成员都是在全国各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专家，如表演艺术界有王丹凤、范瑞娟，体育界有祝嘉铭、胡荣华，图书出版界有胡道静、赵家璧、顾廷龙，美术界有国画大师谢稚柳、程十发，音乐界有歌唱家周小燕，京昆界有童芷苓、华文漪。这样一批国宝级人物在大地文化社的名义下聚集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开展和推进两岸文化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不过，史嘉秀感到有一美中不足，就是在这批名家中独缺文学界的权威人物。为补上这个“短板”，我向她推荐王元化和陆士清两位同志。陆士清是复旦大学台港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由该校副校长庄锡昌兼职）、全国台港澳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邀请这位教授估计问题不大。而邀请王元化同志当文学顾问自然非常理想，但他的部长工作本就忙碌，加上繁重的学术研究任务，再兼任一职恐怕难度极大。

我与夫人商定，由我联系王元化同志并陪同她一起前往一试。打电话时，我耍了一个小花招，没有跟王元化同志讲事情本身，而是说我夫人在市政府工作有要事求见。于是，王元化同志同意相见，并约定在一个星期六下午见面。

那天见面时，史嘉秀先递上名片，王元化同志当即念读上面的姓名和职务。以汇报工作的名义，史嘉秀把大地文化社现任社长、副社长、委员、顾问的名单，如数家珍般向王元化同志和盘托出。其后，史嘉秀说明来意：在新生“大地”上繁花绽放中，独缺一枝文学之花。从这里，她郑重地向王元化同志提出想请他担任文学顾问的请求。一番话讲罢，我的心情激动而紧张，不知会引出王元化同志怎样的回应。

王元化同志说：“我对大地文化社有所了解，贵社的副社长（诗人姚昆田）是我们部的外事负责人，他早就找过我，提出同样的事，被谢免了。这方面的约请聘书一本本的，一大摞子将装不下了。”我俩听到这里，心里更加紧张，担心倍增。好在王元化同志话锋一转，接着说：“不过，对台工作重要，人人有责，也是我们部的份内之事。今天，总干事亲自出马，盛情之下，却之不恭。”这个“恭”字尚未出口，史嘉秀早就领悟其意，随即打开书包，取出早就准备好的一本红绸封面聘请书，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双手捧上。王元化同志同样起身，笑意浓浓，受聘握手。这一刻，我当然从旁热烈鼓掌祝贺。

在团聚活动中 获赠元化同志签名新作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原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的老同事曾举行过多次团聚活动，王元化同志参加了其中两次人数最多、最热闹的聚会。

第一次团聚的地点就在上海作家协会大门西侧，原资料室一楼的一个小餐厅。聚会的具体操办人是李子云（即晓立），她与王元化同志的友谊渊源流长。早在20世纪50年代，两人在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就是同事，李子云是夏衍部长的秘书，王元化在文艺处任职；60年代初，两人又在作协文学研究所共事，王元化在我们理论组，李子云在现代文学组任组长，两个组的办公室同在二楼，仅一墙之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两人共患难，一度在五七干校同吃、同劳动；新时期《上海文学》复刊，李子云成为该刊领导，而王元化同志作为市委宣传部领导，是她的顶头上司。第一次团聚时，李子云刚退休不久，她主动提出负责操办此事，且办得相当出色，受到大家的欢迎。

那次团聚，复旦大学高玉蓉、吴中杰夫妇双双前来。高玉蓉原是我们理论组的“三个小辫子”之一，因为她的关系，吴中杰与我们相处友好，彼此熟稔，几乎成为文研所的编外成员。而王元化同志复出后，吴中杰多次陪同高玉蓉、戴厚英（原理论组成员）到王元化同志家作客，聊天问学。那天的参与者中还有鲁迅研究专家陈鸣树，他来得比较早，当时已入寒冬，竟上身仅穿一件花布棉袄，下身一条不够膝盖的单薄短裤，双脚不穿袜子踩着一双红色塑料鞋，令在场所有人颇为惊讶。想当年，陈鸣树是南开大学李何林的研究生，在我辈之中可称长者，体弱多病，曾是华山医院的“常客”。没想到，经过若干年的游泳锻炼，他的新形象犹如斗寒勇士，连王元化同志也对他刮目相看，拍手称好。陈鸣树与王元化同志的关系可说是鲁迅研究的师徒之交。他每写一篇文章必送王元化同志审读，以听取其意见，并修改提高。王元化同志对此也不厌其烦，乐意为之，经常把文稿带回家细读查证后，提出问题或修改意见。为使送稿取稿不落空，陈鸣树曾多次向我了解王元化同志的上班、下班时间。

我清楚地记得，这次活动因为有王元化同志的参与，上海作家协会的一些领导也到场作陪。当我们议论下次团聚时间时，一位领导当即起身表示：“欢迎我们上海作协大家庭的老同志明年的今天再次'回家’，就在这里再相聚……”博得大伙阵阵掌声。

还有一次团聚活动是在位于淮海中路的上海社科院后楼餐厅。当时已有传闻说王元化同志身体有恙，所以大家都很关心他的健康状况。那天，王元化同志来得比较迟，当他走进餐厅，扬手向大家打招呼时，也许因为大家知道王元化同志是抱病前来，所以纷纷鼓起掌来。他刚坐下，面对大家的关心问候，坦诚自己犯的是前列腺病，控制治疗的效果不错，请大家放心。紧接着，王元化同志就打开事先请人送进来的纸包，说是新出版的作品，人手一册，签名相赠。由于人多书少，王元化同志还让没有拿到书的老同事再到他家去取。

这次团聚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南京大学社科校刊新任主编汤一铭闻讯赶来凑热闹，并向王元化同志组稿。这位汤主编原是当年南京大学派来我们文学研究所的进修生，师从副所长叶以群。因此，在座的各位对他并不陌生。1996年，王元化同志参加南京大学举办的有关中国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应邀为该校师生作题为《对五四的再认识再估价》报告，反响热烈。南京又是“北钱南王”首先响起之地，因此王元化同志对南京应该怀有好感。汤一铭来上海组稿前，先从文学研究所老同事吴立昌那里获悉了王元化同志的近日动向。而吴立昌在我们团聚活动的前一天晚上给我来电，要我届时把汤一铭介绍给王元化同志，并美言几句促其完成工作，我自然承诺照办。

这两次团聚活动，让我们仿佛又重回以前在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的日日夜夜，点点滴滴，令人难忘。

作者收藏的王元化著述书影

END

编辑：曹   琪

审核：冯   晔

签发：吴一峻

本文选自2023年第1期《上海滩》杂志

来源：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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