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书与石鼓文

追溯起来，石头上刻书写书的历史十分悠久。古人曾经在很多不同的材料上写书，石头是其中之一。石书虽然现在不多见，但在古代却盛极一时，几乎与汉字的产生、发展同步而行。

西周、东周时期，石刻文字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20世纪30年代在河北平山县的古城址范围内的南七汲村西南，发现一块河光石，上面刻有文字。经有关专家研究，取名叫《公乘得守丘刻石》。这块刻石长90厘米，宽30厘米，厚40厘米。上面刻有文字两行，共19个字。刻文记载一个为国王管理湖池园囿的名叫公乘德，和一个看守陵墓的叫曼的将，共同敬告后来贤人的事情。从刻文的字体和出土情况来分析，这块刻石的年代应该属于东周时期。这一时期更为有名的石刻文字叫“石鼓文”。流传到现在最早的石头书——刻石，要算秦国的石鼓。

“石鼓文”刻石于7世纪初，即我国唐朝初期，在陕西省雍县（今凤翔县）出土，质地为花岗岩，直径1米，共10鼓。开始时没人重视，就地放置于田野中，日晒雨淋，无人问津。后来被迁移至凤翔府，放在夫子庙里。唐末五代时期石鼓散失，下落不明。后人多方寻找，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北宋时的司马池再次将它运到凤翔府学保存，但此时石鼓已经遗失一鼓。北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时多处访求，终于得以补齐。

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蔡京又将石鼓运至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放在保和殿的稽古阁。据传，在这期间曾用金粉填其字，以示珍贵。金朝吞灭北宋，铁骑攻破汴京，趁着战火，金人将石鼓劫运到金中都（今北京城西南一带）。中间不知经过多少曲折，元朝建国以后，又移置于大都（今北京内城北部）的国子监大门内。石鼓在这里躺了600多年，从元朝、明朝、清朝，直至民国时期再也没有被移动过。

20世纪30年代，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将它南迁到四川的峨帽山保存。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初石鼓文出土后，立即引起了学者的重视：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撰写文章推崇它的书法；诗人杜甫、韦应物、韩愈等则赋诗作歌，赞扬它的价值。宋代欧阳修等编撰《集古录》，强调石鼓文的文物价值。此后历代的学者，如北宋的苏东坡、南宋的郑樵、元代的潘迪、明代的周进、清代的阮元都对此有所论述。近代的一些著名学者也曾经就此发表研究成果，如马衡的《石鼓为秦刻石考》、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唐兰的《石鼓年代考》等。

关于石鼓文的内容，自唐代开始就争论不休。唐宋人大多认为是《诗经·周颂》的逸诗。后来又有“汉代说”、“北魏说”、“北周说”，分歧如此之大，原因是石鼓上没有署名，没有官职、年号之类可以作参考。近代古文字专家唐兰等学者考证认为，石鼓记载的是，周天子派使臣到秦国，秦献公和他们一起出游、打猎的事。文体是诗，10首诗为一组，格调与《诗经》较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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