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1938年11月，军统得知上海有一列快车将前往南京，里面坐的都是
这次暗杀行动发生几天后，军统上海站行动组又接到戴笠发来的命令：制裁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箓！”
陈箓，字任先，福建闽侯人。曾赴法国法律大学留学，因翻译《法国民法》成名。归国后步步高升，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次长、代总长等职。1921年，陈箓担任北洋驻法国公使，曾经主持巴黎和会以及海军进驻黑龙江问题上的对日交涉，态度妥协退让，被戏称为“洋奴态度外交陈”。
全面抗战爆发时，年已六旬的陈箓已经退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汉奸梁鸿志在南京组织伪“维新政府”，邀请陈箓出任伪外交部长，充当日本的汉奸傀儡。
陈箓斡旋于南京伪“维新政府”和北平的伪“民国临时政府”之间，极力说服梁鸿志和王克敏南北两个汉奸政府合流，以扩大伪政府的力量。
陈箓的举动引起蒋介石的愤怒，他下令戴笠制裁陈箓，戴笠将任务交给上海站行动组组长刘戈青执行。
刘戈青生于台湾，在台湾他被日本人逼得流浪到大陆，曾在军统临酆训练班受训，他接到命令后，和手下骨干组成刺杀小组，开始了刺杀陈箓的准备工作。
陈箓的住宅在上海法租界愚园新村25号陈家花园，这所洋房的一边是意大利兵营，另一边是日本人的特务机关，斜对面则是公共租界的巡捕房，西距伪“76号”总部特工丁默邨，李士群等人活动的据点也很近。
由于陈箓所住的地方位置特殊，所以不要说暗杀，就是接近他都非常困难。
刘戈青为了完成任务，找到了老朋友刘海山了解陈箓的情况。刘海山并非军统成员，他是东北人，曾在张学良的卫队任过职，也在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干过，租界里消息灵通。更重要的是刘海山与陈箓家的东北籍保镖也很熟。刘戈青通过刘海山搞到了陈箓家的房屋布置图，并吸收他一起参加此次行动。
1939年2月1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这是中国人传统的节日除夕夜，在这个千家万户喜庆团聚的时刻，家家张灯结彩，爆竹声声，喜气洋洋。陈箓家人也是不断地放鞭炮，准备祭祖、吃年夜饭，一片祥和气氛。
此时，刘戈青问：“海山大哥，陈箓家里的情况，不会有变吧？”
刘海山说：“昨天，陈箓下午回家，过年祭祖，晚七点吃年饭，忙得很。”
当晚七时，雪下得很大，早已到达陈宅外的刘戈青等8人刺杀小组仔细观察后，认定陈宅并无防范，便分两边向25号大门扑过去。陈家大院门口的三个门卫正躲在岗楼里聊天，他们哪里会想到居然有人敢来闯这虎穴。
刘海山上前一把夺过警卫的枪，两个特务用随身带的布条将门卫的口堵上，拖到一边看管起来。
处理好门卫后，刘海山和一个特务扮成警卫站在门口。刘戈青带领三个特务进入厨房。厨房里几个男女正在忙活，突然看见几个身穿雨衣手握短枪的人闯进来，吓得目瞪口呆。刘戈青示意不准出声站在一边。
接着，刘戈青带着徐国琦从厨房冲进客厅。客厅里灯光明亮，丰盛的晚餐摆放在大桌上；陈箓穿着崭新的黑色长袍，和来访的曾任驻丹麦公使的罗文干夫妇聊天。
徐国琦拔枪照陈箓脸上就打，刘戈青上前又补了几枪。陈箓胸部、头部、颈部、腿部多处中弹，这个丧尽民族气节、以当汉奸为荣、年过花甲的大汉奸当场毙命。
刘戈青对伏在地上战战兢兢的人说：“没有你们的事，我们只杀汉奸！”
说完，刘戈青掏出一张事先写好的标语，扔在陈箓身上，上书：“抗战必胜，国土必复，共除奸伪，永保华夏！”落款为“青年铁血军”。
陈箓儿子陈友涛在楼上赶紧跳出来，和保镖一起向楼下射击。刘戈青一边还击，一边和徐国琦，连同在陈家两个做“卧底”的保镖何鹏、赵玉定一起火速撤退，转眼就没有了踪迹。
因鞭炮声接连不断地燃放，所以枪声与爆竹声在宪兵、警察听来都是一样地喜庆，对发生在身旁的血案毫不知觉。刺客们安然会合后，登车飞逸于茫茫的大雪之中。等工部局警务处接到陈家报案电话赶到时，连刺客的人影都没有见到一个。
陈箓死后，日本记者迅速赶去。上海各报竞相刊载特大新闻：“铁血军破门而入，伪外长即登鬼门；刺客裹胁保镖一起逃跑”。
击毙大汉奸陈箓，为沦陷区的上海人奉献了一份新春贺礼，而伪政府的大小头目们则过了个心惊胆战、兔死狐悲的窝囊年，他们胆战心惊，唯恐夜晚有刺客闯入。
南京伪“维新政府”为陈箓举行了葬礼，并对陈箓家属发给10万元抚恤金。
此时由于刘戈青在标语落款上写的是“青年铁血军”，所以当时日伪并不知道这是军统策划的刺杀。直到数月后，军统的谭宝义和平福昌因为刺杀汪精卫事件先后被捕，在日军公布的审讯记录中，陈箓刺杀案的详情才得到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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