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需巨贾封竹轩

民国二十三年（1934）3月26日，北平西单报子街聚贤堂内正举办一场超过百桌的盛大宴会，庆祝一位老人的81岁寿辰。当时在北平的政界、军界、商界、演艺界众多要员、名流，如徐世昌、段祺瑞、张学良、曹锟、吴佩孚、宋哲元、张自忠、赵登禹、韩复渠、熊希龄、杜月笙、班禅额尔德尼等100多人前来贺寿，不少人题诗留墨，以示祝贺。此情此景，显示了此人当时在政界、军界、商界的极高名望和影响。这位老人就是闻名商界的军需巨贾封竹轩，是“永增”军装局和“永增”铁工厂的创办人。

封竹轩，字永修，清咸丰四年（1854年）生于直隶深州（今河北深州市）康王城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儿时丧母，七亩薄田养着一家七口人，没有读过几天书。16岁时到北京崇文门外大街同族长辈开的一家小帽店里学徒。后来小帽店生意不好关闭，他就弄点小商品沿街叫卖，维持自己的生活。近30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因无钱医治，只好返回老家养病。两年后病养好了，他又回到北京重操旧业。经过几年的打拼，手里有了一些积蓄，便在前门外鲜鱼口附近开了一个小帽店，自产自销，生意还算可以。不料邻店起火伤及他的小店，几年的积蓄化为乌有。危难之际，同乡好友高增源伸出援助之手，愿拿出一些钱支持他继续开店。于是二人合伙在前门桥南路西开了一家“永增帽铺”。这是取了封永修的“永”字和高增源的“增”字而来。生意刚有起色，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永增”帽铺在劫难逃，全部资产被联军洗劫一空。高增源心灰意冷，无心打理生意，遂一人回乡种田。封竹轩心有不甘，决心自己干下去，一定要混出个模样来。又经过几年的努力，帽铺生意越来越好，又在打磨厂西口内院北新增设的新铺——“永增领帽局”。封竹轩和气待客，帽子样式新、质量好，价格合理，生意日益兴隆，与当时著名帽业“马聚源”不相上下。同时，由于生意上的便利，他也结交了许多达官贵人，其中便有直隶（今河北）正定人王士珍。王是北洋三杰之首，很得袁世凯青睐，先后担任过陆军部长，总参谋长和北洋总理等要职。

甲午战争后，清军为加强陆军建设，下令编练新式陆军，在北京设立练兵处，由北洋派袁世凯等将领负责，王士珍是主事之一。操练新军需新服装，这件事由王士珍具体负责。他派人到“永增”领帽局找封竹轩试制军服、军帽样品。封竹轩不敢怠慢，为了制出合格的样品，特意聘请了几位宁波籍做西服的师傅，购买了缝纫机，连夜加班赶制军装样品。自己则带着几位徒弟赶制军帽样品。样品制好后送到练兵处，各方很是满意。之后，他又多方打点，顺利地拿到第一批军装订单。

当时，清政府在保定成立了“北洋速成武备学堂”，袁世凯奉旨在小站督练“新建陆军”。封竹轩从中看出了门道，认为新军装的需求是大量的，必须抓住机会，先行一步，改做军装。于是，多方筹措资金，租赁场地，购买机器，聘请技师，培训工人，改“永增”领帽局为“永增”军装局。从此，军装成了主要业务。不久，清政府成立了陆军部，制定了军装、肩章、领章等章程，规定不同阶级的军官和士兵穿不同的军服与戴不同的军衔标识。这时，“永增”军装局又增加了不少新业务。

初战成功，使封竹轩看到了军装市场的广阔前景。于是，他购买设备，扩大厂房，招聘和培训技术工人，不断增加生产能力。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封竹轩与政界、军界建立了广泛、稳固的人脉关系，业务越来越多，收益越来越好。另外，“永增”军装局不仅盯住了军用品的大块业务，还将目光转向民用品生产。如铁路员工制服、学生制服等，也是新增的一项业务，给企业带来不少的效益。

辛亥革命爆发后，封竹轩失去了清朝政府及军界的靠山，以前靠政府订货的优势失去了。而且各地出现了大量的小型军装厂、被服厂，光北京就有十几家。他们业务人员和技术工人有些是从永增军装局出去的，不但带走了技术，也带走了一些客户，使封竹轩的业务受到了一定影响。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难倒封竹轩，他一方面继续巩固原有的军装生产销售业务；另一方面把目光盯上了其他军用品以及民品的生产业务。

1911年，封竹轩在北京投资开设了“永增”铁工厂和皮件厂。铁工厂内有刀剑、电镀、油漆、木工等科目，有工人100多人，厂房几十间。主要生产战刀、马刀、礼服刀、指挥刀，各式宝剑、佩剑、刀链等。还制作帽章、带扣、水壶、饭盒、担架、帐篷、行军床、行军锅灶、马槽等器具，品种可达上百种。皮件主要生产军用皮靴、皮鞋、骑鞍、枪套、图囊、腰带等。1912年，以他的弟弟为经理，在天津三条石成立了“永增”军装局分厂，专做大宗的军用服装、皮件等。以后在天津望海楼又建一分厂。这两个厂多用临时工，采用计件工资，最多时可用1000多名工人。

进入民国以后，是“永增”军装局发展最为迅速时期。那时各派军阀武装割据，内战不息，兵员扩充大且快，军需物品供不应求。封竹轩为扩大业务，派人到各军阀首脑驻地与其搞好关系，争取更多的业务订单。企业最为鼎盛时，有员工近3000多人，每年的营业额在数千万元以上，一笔订单可达百万元之多，几百套军装可随时制作发货。其他的军需用品销量也很大，常常需要工人加班加点干，有时不能按期付货，会受到军方的惩罚。另外，与杂牌军做生意得格外谨慎小心，因为这种军队往往拖欠货款，甚至兵败后连货款也追不回来了。

在军需企业创办和经营上的巨大成功，激发了他在其领域发展的积极性。民国初年，受当时中国兴办实业大趋势的影响，他于1912年在北京成立制革厂、染厂、老羊皮厂，创办这些厂的目的一是为自己的军需产品生产提供原料。二是多余的产品可以卖出获利。1913年创办了新式机器厂，机器厂从天津聘请了几位技术工人，生产普通机器零件，供应其他工厂组装机器。他还突发奇想，指示机器厂试制汽车，于1915年制造了一辆四缸汽车，参加了在北京先农坛召开的国货展览会，轰动了京城，一时传为美谈。以后十几年时间，封竹轩先后在北京开办了“恒记”轧钢厂、“永益”木厂、“永裕”粮店、“永寿合”寿材店、“永巨合”料器厂、“永增”售品所、“中原”金珠店、“永增合”银号、“永增”绸缎店、“半亩园”番菜馆等商号。此外，在上海、天津、西安、沈阳等开设了分店、分号。最兴盛时，封家有各类企业、商号40多个，固定职工有七、八百人。

军装被服生产是有季节性的，秋季生产冬装，冬季生产夏装。一旦合同签订，就要组织大批工人加班加点赶工期，决不可违期交活。为了节省成本，永增军装局除了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是长期固定工，一般的操作工人都是临时工。临时工又分三类：一是不带缝纫机和工具，只到工厂出卖劳力和技术；二是带缝纫机和工具到工厂干活，除给工钱，还给机器钱；三是领料拿回家干活，工钱和机器钱全给。这样的用工制度，既有固定工管理企业，又培养了一大批相对稳定的有技术的临时工，节省了工厂的开支，保证了产品质量和交货工期。后来北京开办的各军装被服厂也都采用了他们这种用工办法。

封竹轩待人诚恳，热心助人。或许是少年历经磨难，青年创业艰辛，当他事业成功之后对有困难来求助的人总是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他晚年皈依佛门，做了许多慈善事业和公益事业。1920年后，他带头捐款修建了医院、残疾院、平民工厂、育婴堂、男女小学等，为困难的平民百姓生活、医疗和儿童教育提供了便利。每年冬天都设立粥厂，施放大批棉衣、棉被和5斤一张的“小米面”票，让一些特困的人能度过寒冷的冬季。军阀混战时，北京西部各县受到战争的破坏，不少农民流离失所，衣食无着。封竹轩派人带着钱、粮，深入到受害地区赈济难民。

封竹轩的事业走向衰落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北京，霸占了封竹轩的主要企业。封竹轩60岁后不再参与企业具体管理工作了，而由他的儿子封心传和当时“永增”帽局合伙人高增源的儿子高亚平全权负责。“七·七”事变后，封心传为了和日本人搞好关系，竞引狼入室，将日商福田洋行经理福田引进来担任“永增”军装局北柜副经理，自己任名誉经理。不久福田又介绍日本东京汽车公司代表松崎与“永增”机器厂合作，把机器厂改为株式会社，作为东京的分厂。松崎任厂长，封心传任名誉经理。合作时合同规定：永增为两股，日方为一股。为时不长，封心传为偿还银行贷款，向厂内的日本人借了10万钱。为此，日本人以此为借口，不再承认有永增的股份了。永增军装局因拿不到大批军装订单，只能做些零活，很快也停产了。二是企业分家，实力大减。1940年封竹轩已86岁高龄，提出与另一大股东高家析产。当时封竹轩说：“我要永增”。这是这位老人对自己所创事业的无限深情和垂暮之年的最后要求。实际上“永增”的几个老字号已成空壳，有实力的两个企业又掌控在日本人手里。而据知情人分析，析产后封家只得到“永增”财产的三成，而高家得到了七成。分家后封心传不善管理，企业每况愈下，几个商号被迫关张。风烛残年的封竹轩无限伤感，终日郁郁寡欢，于1943年农历5月15日病故，享年89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大员接管了北平，封心传满怀希望可以收回“永增”机器厂的产权。但是，他没有想到“永增”机器厂是他亲自交给日本人的，此时作为敌产由国民党天津“中纺”公司接管了，改为天津第一机器厂五厂。1948年又改为第八修械所，专门为国民党军队修理和制造枪支。解放前夕，该厂有职工400多人，各种机器设备60多台。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人民政权接管了机器厂。建国后，机器厂改名为“北京第一机器厂”。“永增”军装局由人民政府安排生产劳动防护用品，企业才有了转机。1956年，走上了公司合营的道路。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