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3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

经过分化和改组，中大的学员基本上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大革命失败以前进校的知识分子，有的是留校的毕业生。他们俄语比较好，不但在学校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任副校长，有的是支部局委员，有的还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校内中国问题研究所的实习生或研究生。

王明是米夫的翻译，党的六大期间又担任大会的翻译，斯大林和中国领导人谈话时也由他口译。张闻天和博古先后担任过向忠发的翻译。我是翻译班的，又担任特别班的口译。人们称我们为“翻译派”，对领导比较靠近。

另一部分人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国内来到莫斯科入校的。他们中不少是老干部，是大革命斗争中的骨干，被称为“实际派”。

这两部分人经历不同，心态也不同。

“翻译派”自称“新知识分子”，许多人自命不凡，看不起国内的领导人，认为他们不懂理论，认为“实际派”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把中国革命搞垮了。王明更是如此，他瞧不起原来的领导人，讥讽他们不知道怎么革命，甚至骂他们是“罪人”。

参加六大的翻译工作后，他到处散布说：斯大林讲革命形势的高潮和低潮问题，中国党的领导人都听不懂，斯大林只好在纸上画。

他就吹这些牛，好像只有他懂，中国革命要靠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回想中国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它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来自共产国际的东方部。

所谓“实际派”，他们对大革命的失败既不甘心，又有埋怨情绪。有的责备领导无能；有的认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鲍罗廷有严重责任，甚至责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王明和米夫盛气凌人地指责这些同志是“右派”、“工人反对派”、“共青团先锋派”和“教务派的残余”等等，帽子满天飞。

后来，凡是对支部局有不满的，一律被列为搞“第二条路线”，将反托派和反“第二条路线”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捕风捉影地闹出一个“江浙同乡会”事件，把联共党内同反对派的斗争搬到中大来。

“江浙同乡会”是王明为了排除异己而捏造出来的。

中大的江浙籍同学，出于同乡情谊，常在一起吃中国餐。一次，在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约请董亦湘、俞秀松等老乡在家里聚餐，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开江浙同乡会。

无独有偶，蒋经国转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后，月津贴增加了，俞秀松、董亦湘等老乡写信要他做点“贡献”，戏称“缴会费”。事情传到中大的支部局，王明便诬陷这是一个秘密的政治派别组织，不但莫斯科有，列宁格勒也有，头头是原教务派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重要成员有蒋经国、左权、朱务善等，而“工人反对派”被认为是受“江浙同乡会”指使的群众。

他企图一石三鸟，这样来打击所谓的“第二条路线”联盟。米夫请格别乌派人参加调查。结果，“只发现一些微不足道的证据”。王明不肯罢休。

这时，中共中央派向忠发、李震濠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届代表大会。米夫和王明就请向忠发到中大来作报告。向忠发偏听偏信，9月14日在大会上放炮，说“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要消灭小组织，领袖和中心人物要“予以严厉的制裁”，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

这一来，中大的江浙籍学员人人自危，他们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提出申诉，要求重新调查。代表团指定瞿秋白等处理这件事。这样，王明控制的支部局同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展开了一场调查和抵制调查的斗争，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

瞿秋白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来中大查对事实，支部局拒绝合作。代表团经共产国际同意到“格别乌”机关查阅“江浙同乡会”的调查材料，他们又以种种借口子以拒绝。出于无奈，代表团只好通过在中大学习的亲属，像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弟弟翟景白，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和张国焘的爱人杨子烈等找人个别交谈。

支部局又说他们是拉帮结伙，想夺学校的领导权；他们和谁来往，讲了什么，都有单子记着，甚至用窃听等极不正派的手段。最后，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依据事实指出：被指控为同乡会负责人的周达文是贵州人，“重要成员”的左权、朱务善是湖南人；而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虽然是江浙人，却和“同乡会”的人观点不同，可见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组织；至于这些学员在一些问题上，确实对支部局有意见，但并不是派别活动。代表团要求王明等提供新的证据，王明等置之不理。

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为此组成审查委员会。这时党的六大已经闭幕，留在莫斯科处理未了事情的周恩来同志参加审查委员会，召集中大支部局负责人和被指控的董亦湘、孙冶方等进行对质，结论是：指控不实，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周恩来在中大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了这个正确结论。

米夫和王明反中共代表团的“第一战”输了。

为了报这“一箭之仇”，1929年暑假前，在10天的总结工作大会上，又发生了一场斗争。

这时，我已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业余实习生，主要工作是看中国报刊，编写成俄文的简报，每周一次。在我之前去的是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这样，我和他们的交往比较多了。我和博古是同班同学，关系最好，与王明间接一点。

六大以后，张闻天和沈泽民到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去了，有时还来中大吃饭。我们没有开过会，但都是支持支部局的，代表团的同志说我们骄傲自满，是自封的布尔什维克。

总结工作的党员大会是例行的，但这一次却不寻常：第一，它是在联共党内正在开展反对托派和右派联盟的紧张气氛下召开的；第二，米夫和支部局想借这个时机同“第二条战线联盟”摊牌，所以特地请莫斯科区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到场讲话，共产国际远东局也派人参加。

在这样的状况下，瞿秋白没有应邀出席，而派张国焘到会做代表。王明已在3月间回国，但他和米夫长期以来对中共代表团散布的流言蜚语，却早在群众中煽起了对立情绪。我和博古担任这次大会的翻译。

会议开始后，区委书记在讲话中全力维护支部局，说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对“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批评。李剑如和余笃三气愤不过，很不理智地当场起来抵制，会场秩序混乱，不但打断了区委书记的讲话，还不让博古和我翻译下去，张闻天也遭到大家的反对，沈泽民几乎被赶出会场。

共产国际的索里茨，在大会的第8天讲话，他严厉批评李剑如等：你们在这里，在莫斯科，无论说得多么好听，都不能完全说明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必须在中国，在流血斗争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证明你们是真正好样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

大会对支部局的工作辩论了10天，最后只好付诸表决。李剑如等的鲁莽行动，既激怒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又失去了许多群众的同情，但即使这样，多数党员宁肯采取中立，也不愿支持支部局。拥护支部局的只有90票，仍占少数。会后，联共中央派人调查，因为米夫和王明排除异已的活动是打着反托派和反右倾的旗号进行的，所以调查报告虽然对支部局日常工作中的许多缺点作了批评，在政治路线上仍给予肯定。这次斗争，表面上是支部局胜利了。暑假后，米夫却被去职，由原莫斯科大学的校长威格尔接任中山大学校长。

我们在达那英卡海滨度过暑假后，回到中大，学校的运动就开始了。

米夫离开了学校，但共产国际东方部仍然管理着中大。10月，支部局调整组织，博古转到中国问题研究所去了，我可能因为人缘比较好，被选为支部局委员。

从1929年10月到1930年底，我不读书了，主要搞社会工作。当时，支部局成员正职都是苏联人，书记是苏联人托景，米夫派，他操纵一切。组织部长是贝尔钦，副部长王云程、朱阿根，宣传部长希季钦，夏曦和我是副部长。

我分工安排上党课，请教师，办支部局的墙报。王明走后，张闻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这条线还在，张闻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东方部有直接联系。

延安整风时，博古说：我虽然不在支部局，但不在其位，必谋其政，主要是通过写文章，当翻译。张闻天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支持米夫和瞿秋白等论战。

领导中大运动的三人委员会是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派人组成的，主任委员柏烈仁是1905年人党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长。另外两位，一位是监察委员，一位是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维经斯基。

区委的俄国人和支部局的委员都没有参加清党委员会，在非常紧张的气氛中，柏烈仁讲话的矛头针对着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指责他政治上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富农路线，在中大学生中培植派别势力。

这在学生中造成一种空气，凡是过去不支持支部局而和中共代表团接近的，都将受到追究，他们因此愤愤不平。瞿秋白弟弟景白一气之下，把联共的预备党员证书交还支部局。第二天，他失踪了。

1930年5月，米夫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宣读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作出的决议案，声称：李剑如、余笃三已“走到实际上与托派联盟的道路”，中共代表团须担负“部分责任”，“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秋白、邓中夏、余飞)领导了李剑如、余笃三派的活动”，政治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这是对瞿秋白等三人下逐客令。他们被迫来中大作检讨。

为什么决议案没有点其他两位代表团成员张国焘和王若飞的名呢？原来，张国焘向米夫低头了，他在《申明书》中诬陷瞿秋白“拉帮结派”，甚至把驻少共国际的代表陆定一也拉在一起，说他们都是反共产国际的。张国焘搞了这一手，共产国际就信任他了。王若飞那时被诬为有“托派嫌疑”，正在列宁学院受“清党”的考验。后来，共产国际要中共代表团统统回国。

第二阶段是停课搞人人过关。由柏烈仁坐镇，中国学生逐个地在大会上“过筛子”，从个人历史讲到现实斗争中的立场，不会俄文的有人翻译。讲完后，台下200多党员都可以向你提意见，揭发，追问，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斗争会差不多，只是没有弯腰、低头和“喷气式”，直到没有人提意见了，就算Pass。

提意见和通过的关键，是看你是不是紧靠学校支部局。紧靠的，就保护你过关；半靠的，特别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进行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我是拥护支部局的，委员会对我的结论是：出身不好，但基本立场正确，派回国内做实际工作。清团的工作和清党同时进行，如法炮制。

结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已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有的开除党团籍，有的送到工厂农村劳动改造，还逮捕了30多名“主要分子”。

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被送到工厂劳改，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沈泽民的侄女沈莲春、我的爱人李伯钊都被开除团籍。这些“结论”，成为王明上台后推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的重要依据。

李伯钊为什么被开除团籍呢？她4岁丧父，靠母亲抚养长大，8岁进小学，13岁考人四川省立女子师范，第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卅运动中被开除学籍，从此离开四川到上海，参加革命。

因为她的父亲曾经在四川山区的一个小县里做过一任县官，所以她被划为“阶级异己分子”，又因为她在学校内开展文娱活动时，接触的同学很广泛，又说她同托派有“联系”。她感到无奈。我和伯钊新婚不久，她就受到这样无端的政治打击，按当时的风尚，我应该同她离婚，“划清界限”哟！但我没有。

你开除她的团籍，反正我相信这个人。开除团籍后，伯钊先到莫斯科五金厂学车工；不久，转到红十月纺织厂。1930年夏，周恩来同志来到莫斯科，任务之一是处理中共代表团在解决中大问题上同共产国际产生的分歧。他到中大来向留学生作报告，并且建议：在各工厂劳动的女同志可改去红军医院，学习护理技术后回国工作。伯钊等100多人便转到红军医院。一个月后，她请求回国，到苏维埃区工作。我俩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中大的清党正进入对学员的鉴定阶段，我被留下来继续做翻译工作。我们只好暂时分手。

1930年底，她背着“阶级异己分子”和“托派嫌疑”的政治包袱离开莫斯科，直到1936年红军长征结束，她才被吸收入党。每当说起这段经历来，她总是很难受！

中大停课，先后闹了100多天。

中大宣布停办。瞿秋白等随恩来同志回国。这以后，中共中央便没有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直到1931年9月，才恢复由王明负责的中共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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