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苗族战争史略（七）之清朝史略（下）

文/老荷

湘西苗疆的开辟经略，最初始于明朝时期，随着明王朝对湘西以西广大苗岭的封建征服统治，朝廷与苗民的冲突愈演愈烈，明嘉靖时期，为反抗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湘西及黔东北屡生苗民起义，义军曾攻陷思南、石阡等府，贵州巡抚刘大直、巡按宿应麟上疏道“贵州镇守总兵，原为保障一省而设。先以承平，沿驻省城，遥镇全省。近多苗患，移驻镇远。但铜仁边辛，实镇筸诸夷出入之咽喉，思、石、辰、沅府、卫要隘之门户，若镇压得人，钢仁有待，则湖、贵要路无恐矣'。要求将贵州总兵官府移镇铜仁，后因天启奢安之役，省会贵阳危及才移往贵阳，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为平红苗开辟湘西苗疆，又设正大营，以同知驻扎镇守，雍正八年（1730年），开辟湘西苗疆以后，移正大营同知为松桃理苗同知，移铜仁协同驻松桃，增设巡检厅。

同时明王朝决定修筑“苗疆长城”，用于镇苗、防苗。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始筑边墙，最终竣工于明天启三年（1622年），北至吉首的喜鹊营，南至铜仁交界的亭子关，全长达四百三十余里，其目将湘西苗疆南北隔离起来，隔绝边墙内外生苗与熟苗的联络，沿途设有汛堡、碉楼、屯卡、哨台、炮台、关门、关厢组成的关卡对苗民进行弹压打击。

明朝万历时期，播州局势愈发紧张，明朝为平播战争而设置的“偏沅巡抚”，“偏沅巡抚”全名为“偏桥暨沅州巡抚衙门”的简称，由偏桥镇(在今贵州省施秉县)和沅州(今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共署的军政一体的管理机构，目的在于对与杨应龙已联合的苗岭苗兵进行牵制弹压，并起到湖广运粮进入贵州中转站的作用，可以说就是单纯为了镇苗战争而设置的一行政机构，播州之役后寻废。明朝后期贵州大乱，出于对湘西及以西的苗岭控制考虑，天启二年(1622年)，复设偏沅巡抚，崇祯二年(1629年)，又增设辰沅兵备道，以备以后应付更大的镇苗战争作准备。

皇清职贡图所绘铜仁红苗

明末清初，苗民义军将明代苗疆长城夷为平地，清王朝见势对湘西苗疆的开辟经略迅速提上日程，顺治三年（1646年）,于五寨设镇竿协副将，康熙三年（1664年）,设辰沅永靖道治，康熙三十九年,又将沅州镇总兵官移驻五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命湖广总督喻成龙、偏沅巡抚赵申乔、尚书席尔达同副都统图思海、徐九如率荆州八旗兵及广西、贵州、湖南三省清兵开赴湘西苗疆征伐苗民，于铜仁设立正大营厅，添设铜仁府同知一员、巡检一员，“专理苗务” 裁石阡府属苗民长官司，设为苗民里，铜仁复设的加理苗衔同知分驻正大营。是年十二月，湖南提督俞谟发布《戒苗条约》：“如有执刀行走者，即系逆苗，拿获定行诛戮。”如内外发生纠纷，“尔杀我内陆一人者，我定要尔两苗低命；尔抢我内陆一人者，我定要尔全家偿还。”。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军先期开辟下四里苗疆及筸子坪苗区，设立凤凰厅和乾州厅，归辰州府管辖，雍正八年(1730年)湖南巡抚赵弘恩亲率官兵，遣保靖游击王进昌、彝陵镇总兵周一德、辰永沅靖道兼副将王柔、永顺古丈坪同知李询等，武力开辟六里苗疆，移正大营同知为松桃理苗同知，移铜仁协驻松桃，设副将营于吉多坪，赐名永绥协，设六里同知一员，李淘任之，治吉多坪，归辰州府管辖。雍正九年(1731),复设永绥协，置副将一员，归镇算镇统辖，最终得以开辟梅腊尔山苗疆。

来源：严如熤著《苗防备览一》所绘松桃厅全图。

（雍正时期移正大营同知设为松桃理苗同知，毗邻明清苗民起义中心苗王城。）

乾隆初期，朝廷为稳定控制湘西苗疆，政治上扶持苗民上层，设置百户，协助清官员管理苗疆，军事上设置关隘，驻扎游击、守备、千总、把总等带兵防守，这一基层关隘在凤凰厅中有七十五处，永绥厅有五十余处，乾州厅有四十余处，严密检视苗民一举一动。但平静之下依然波涛汹涌，在外来客民豪强的冲击下，湘西苗疆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官府对客民豪强的偏袒逐渐产生对官府的仇恨。据《苗疆屯防实录》记载：“汉民原不准擅入苗地,自乾隆二十九年……汉奸出入,始则以贸易而利其货,继则以账债而占其地,客民侵占日见其多,而历任大小官吏听任客民欺凌苗人，以致苗民田地日益落入客民手中。”，导致后来很多无业苗民和周边穷困百姓都参与起义。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湘西永绥厅勾补寨苗民石满宜被百户诬陷，说是偷藏了贩牛商的牛，并借此向全寨勒索。石满宜随即起义，惨遭官吏镇压，清军火烧勾补寨，被俘、被捕的苗民达一百三十三人。苗民性直刚烈易结世仇，地方官员不按苗例处理案件，加之清军毁灭性的打击勾补寨引起同宗族的石三保、石邓柳的对官府客民的仇恨，提出“乾隆五十二年我们勾补寨的人被官兵杀得不少，要报仇”的口号开展复仇举事。乾隆五十九年（1795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乾州厅坪垅的吴八月与松桃厅大塘汛大寨营的石柳邓，永绥厅黄瓜寨的石三保，凤凰厅苏麻寨的吴半生，三岔坪的吴廷举等人一起聚集在凤凰厅鸭保寨副百户的吴陇登家中，共商举义，提出“逐客民，复故地”的口号发动起义。

来源：严如熤著《苗防备览一》所绘铜仁府全图。

(明时贵州总兵府曾长驻铜仁七十三年，用于镇守红苗，后设为参将镇守。)

乾嘉黔湘苗民起义军在吴八月、石三保、石柳邓率领下，连续攻克乾州、凤凰，花垣、古丈、保靖、松桃、泸溪、辰溪、浦市、沅陵、麻阳、铜仁、秀山、酉阳等地，抗击七省清军十八万人。首战雅酉一役，击毙镇筸镇总兵明安图、副将伊萨纳、同知彭凤尧等官佐，全歼清军近两千人；滚牛坡一役，击毙游击永舒、都司班第共，清军损失十之八九。松桃正大营一役，直接困死贵州提督彭廷栋；丈坪战役（今湖南古丈县城），自古丈坪抵达杨柳塘，副让军参领定杞勒、游击额尔登、都司叶攀凤、守备聂世荣、郴麟游击赵得功、马登朝等俱带伤阵亡，弄州协领观音保因追剿义军落河而死；乾州三岔坪吴廷举也同时响应攻陷乾州厅城，同知宋如椿、巡检江瑶战死；狗爬岩一役，就消灭清兵六千多人，湖广总督福宁仅以身免。

起义期间义军共击毙都司以上中高级文武官员二百余名，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钮祜禄·和琳、吏部尚书孙士毅先后暴毙营中，贵州提督花莲布、贵州提督彭廷栋被击毙，清朝廷共计耗费白银二千万两，军米一百万石。同时，在湘黔苗民义军的影响下，清朝廷云贵兵力都被调往湘西，贵州其他苗民看准时机，从而相续爆发了锦屏亮司苗民起义；清镇、平坝陈大鹏领导的苗民起义；广顺、长寨杨文泰领导的苗民起义；广西隆林苗冲苗民起义及南笼王囊仙、韦朝元领导的布依族起义，时贵州巡抚冯光熊上疏道：“云贵皆调兵征镇筸红苗，不可即赴”。

来源：严如熤著《苗防备览一》所绘永绥厅全图。

(今花垣县，古六里苗疆。)

乾嘉湘黔苗族起义相比以往的苗族起义，对朝廷官兵有了初步的认识，起义首领均为当地见识多广的上层头人，开展了具体的起义计划和作战纲领，经过长期有预谋的准备去收集武器、弹药和粮草，不过仍然没有摆脱过去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起义以族宗血亲为纽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吴天半作为苏麻河一带三十余寨的宗族势力代表领袖，吴八月作为社塘坡一带三十余寨的宗族势力代表领袖，并均曾任百户一职，将吴国顺、吴国有、吴延梅、吴学仁等其他苗族地主及宗族势力领袖均诛杀，所有苗弁百户无一幸免，引起镇筸巴斗山苗族领袖滕家瓒等其他苗族宗族势力领袖的敌对，再后来乾州义军石上进、石大贵、吴廷举和永绥义军张廷仲父子相继内讧的叛变，义军内部分化严重，在义军摧毁降军平郎寨、杨二寨，围攻鸭堡寨、三岔坪后进一步激化内部矛盾，清军利用义军矛盾分化义军势力，义军不仅要对外与清兵作战，而且还要对内与苗族降军的血亲宗族势力作战，而失败告终，乾嘉黔湘苗族起义起初利用族宗势力起义，最后败于族宗势力的分化，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

清朝利用苗族宗亲敌对关系，使苗民在相互厮杀中内耗，极力开展“以苗制苗”的镇压策略，培养了一批效力于清朝廷的“苗兵”，以陇八月、陇保二等为首的苗守备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极大的解决清军对地势、人文不熟悉的劣势。在石柳邓、吴八月、石三保等主要起义领导人相续牺牲后，嘉庆三年（1798年），先裁苗兵三万七千人；义军余部在石宗四、石贵银的带领继续与清军作斗争，时凤凰厅同知傅鼐作为镇苗大臣，后因平苗之功官升至按察使，其一面利用苗兵坚持“以苗攻苗”策略，派归顺苗民刺探义军情报，同时让苗兵授清军练勇苗枪、苗技等山地战术去围剿义军。一面“屯田养兵、设卡防苗”，期间建成修复苗疆长城三百馀里，汛堡卡碉一千二百余座，有哨台以守望，炮台以御敌，在凤凰、乾州、 泸溪、 古丈、 永绥、 保靖、 麻阳等地，逐渐收紧包围圈的方式清剿义军，对苗疆形成合围之势。嘉庆九年攻破苗寨半数余后，再裁苗兵五千，时留九千九百三十六名；嘉庆十一年(1806年)湘黔苗民起义镇压结束后，于凤凰、乾州、永绥、保靖、古丈等地确立苗弁制度,设苗守备、苗千把总、苗把总等五百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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