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不怀德，其过在君

通过价值客观之奠立，价值主体之德行，以及价值实现之“不妄行”，我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已初步形成。它本质上乃是由“天”、“天道”落到“心性”之上，并通过“正心”、“善心”、“仁心”将其化为“德”，以此蓄之，然后以“德”行于事，从而确立了价值主体的作用，认为凡事求诸己，向内求而不是向外求诸人。

如《尚书·虞书·皋陶谟》“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诚实地履行古人之德，就会决策英明，天下正治。

究竟有哪些德行呢？“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

此处言道德人之有九德，“九”者，古时为多也。而此处却明言“九德”，亦表明其“德”当在不少。所谓“载采采”，意思就是如果有德，便可委以任事。此所言九德，即宽宏而又果敢，柔顺而又卓立，谨厚而又严恭，多才而又敬慎，和气而又刚毅，正直而又温和，简约而又廉洁，刚正而又笃信，坚强而又合宜。此九德讲明了道德人应具备的“德行”，当存乎内心之中，以此“正心”而常思之，一日慎乎一日，其德乃大，施于事，则德日扩也。但凡其九德，若天天表现出三德，庄严地重视六德，使具有九德之人都担任要职，其正治当成矣。

然而，九德虽然在人（正心），仍依天而行，其德方彰，故曰“天工”、“天叙”、“天序”，即所谓“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等等，将“天”当作德行之最后根据，表明了在价值取向使“德行”不能随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始终有一个“天”在评价、衡量着其“行”是否合乎“德”之标准。

如前所述，天不言，而如何知之。以民知之，以行知之，以事知之。故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也就是说，上天之视听依从民众之视听，上天的赏罚依从民众的赏罚。故天意与民意是相通过的。这样，传统的道德人就在德行上确保了其依天而行，顺民而动。

在我国道德人奠立的过程中，是从正反两方面来表征“怀德”与“德行”的重要性。民不怀德，其责不在于民而在于君。

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言，“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意思是说，太康处尊位而不勤于政事，专好安乐，丧失君德，众民怀有二心也。《尚书·商书·仲虺之诰》言，“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也就是说，德行日日革新，天下万国就会怀念；志气自满自大，连最新九族也会离散。故要显扬大德，以中道施民，用义治事，以礼制心，把天道承继下来，以示后人。

以上均表明，应当张德行善，正心谨治。无德性，民天共怒，反面证明德行之重要。“王曰：'嗟！尔万方有众，明听予一人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并告无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以与尔有众请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贲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慄慄危惧，若将陨于深渊。凡我造邦，无从匪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呜呼！尚克时忱，乃亦有终。”

在这里，汤所言其德性其源于“天道”，又扎根于“内心”，故曰德行施于民，则顺民以常性，便得乎天下，乃为君之道。然夏桀灭德作威，残贼百姓，降灾于民，故灭夏乃替天行道，与众请命也。若果有过失，其罪在我一人；我一人有罪，不会连及各方诸侯。由此可见道德人的初始形态有两个支点，一个就是“天道”，一个就是“民心”，二者在“德行”之中统一起来。故曰“同心同德”、“一心一德”。

《尚书·商书·咸有一德》曰：“呜呼！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意思就是说，拥有纯一之德行，并经常修德，才可保持君位，上能合天心，下能顺民意，所有这一切，皆在于纯一之正心，皆在一德。

《尚书·周书·泰誓上》说得则更为明确，“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我武王有臣子三千，只是一条心，而商纣有臣亿万，是亿万条心。其德不同，心不一也。也即是说，无论在君，还是在臣，或者说在民，在“德行”或者说说“内心”之“善”，“仁义”方面，大家都是平等的。儒家虽然讲究等级贵贱，明于礼仪，但在此却倡导人们的平等。平等的理念是道德人形态又一特点。

先秦时期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客观与价值主观、价值客体与价值主体的演变过程，可能认定我国的传统思想实际上是价值客观的奠立，而这种奠基力图摆脱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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