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的垄断和贫富差别的新形态

我们为自己争取的利益是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直到它被我们所有人争取到并融入我们的共同生活。

——简·亚当斯

信息时代和信息资本主义

21世纪20年代的世界，无疑处于信息时代。在20世纪末，信息时代已经来临。20世纪90年代，有关“信息”的新词汇很多，诸如“信息经济”“信息时代”和“信息化社会”。不仅如此，人们对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的改变，充满了憧憬。所有经历过这个时期的人们，对此都会记忆犹新。

1996年，历经12年的倾心研究，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1942—）的《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文化》，即《网络社会的兴起》《认同的力量》《千年终结》问世。

作者曼纽尔·卡斯特尔1942年在西班牙出生，先后在加拿大、智利、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丹麦和美国教过书。该书的1996年繁体中文版翻译，2000年繁体中文修订版的领衔者是台湾大学教授夏铸九、王志弘，他们也是我在台湾大学教书时的同事。200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简体中文版。

《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文化》框架宏大完整，是与信息革命进程同步的历史记录，用科学的思想来观察、想象、推理、认知一个正在来临的信息社会，给予信息时代以积极和完整的诠释，在对知识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解析和描述的透彻性方面，至今难以被超越，绝非浅显的未来学著作。20余年前，在《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文化》问世的时候，亚马逊诞生不久，全世界的大部分超级互联网公司尚未组建。所以，20多年之后，这部书依然可以作为我们认知信息时代和信息社会的观念性参照系。

在全书的总导言开始，作者引用了《论语·卫灵公》的一段话：“子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也？’曰：'非也。予道一以贯之。’”

那么，什么是贯穿始终的根本呢？那就是作者所提出的“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 capitalism）概念：20世纪80年代起进行的资本主义再解构过程，加速、引导和塑造了信息革命范式，并形成相关的社会形式。“因此，新的技术-经济系统可以很恰当地称为信息化资本主义”。此外，因为信息革命，需要将“发展”（development）重新定义为“信息发展”（info-development）。唯有理解“信息资本主义”，才有助于理解第一卷《网络社会的兴起》中的诸多问题，包括信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差别，信息主义、全球化和网络化，网络企业，网络时代的工作和就业，虚拟文化，流动空间，虚拟时间，以及网络社会等。

信息革命的本质是技术革命，但是，此次革命不仅没有可能与其所置身的资本主义环境分离，而且在解构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同时，再构了信息资本主义，造就了网络时代的全球化。其中，最值得认识的就是基于互联网的“流动空间”的形成与拓展。于是，没有任何地方是自在自存的，因为位置是由网络中的流动交换界定的。地方并未消失，但是地方的逻辑与意义已被吸纳进网络。

那么，如果以过去24年作为时间尺度衡量，《信息时代三部曲：经济、社会、文化》在哪些方面存在显著的历史局限性？或者预见得不够充分？主要是：（1）大数据在信息化社会的根本性地位。信息化社会就是通过大数据来改造社会的。大数据的规模以几何级数膨胀。所以，超级算力成为数字化的核心所在，而超级算力与人工智能不可分割。（2）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数字货币的产生，新财富形态的崛起。（3）信息资本主义的垄断、贫富差别和数字鸿沟。

过去的近四分之一世纪，信息社会的异化

大约在一代人的时间，因为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不仅实现了信息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而且发生了若干方面的“异化”（alienation）。之所以引入“异化”这样的哲学概念，是因为信息时代具有强烈的“他者化”趋势，原本相似或相同的事物迅速改变为不相似或不相同，人们对于信息革命的理性认知和理想主义，迅速走向反面。背后的推手就是“异化”。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科技异化。在工业革命时代，科学技术发展基于学科和部门。熊彼特的创新模式，是从一个创新产品的诞生，带动一个行业的诞生，再带动经济部门的产生，最后形成一个包括生产、消费、分配的完整新经济范式。信息时代之后，科技发展开始成为跨学科、跨部门的行为，科学与技术相互影响，科技革命效益叠加。科技异化特征集中体现为“颠覆定律（幂指数定律）”：科技的发展是指数式的，而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变革是渐进的，或者说，科技发展造就了巨大的变革可能性，而实际体制取得的变革落后于此，所以，两者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再以“摩尔定律”为例，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在大约每经过18个月便会增加1倍。如今，摩尔定律通过芯片技术持续创新，继续主宰着半导体产业。库兹涅茨还提出了技术奇异点假设：未来技术发展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极大的接近于无限的进步，从而让社会乃至全人类措手不及。在这样的科技环境下，每一个人都会感到被绑架。这些都是未来学家，包括托夫勒和纳斯比克，都没有充分预见的。

第二，人的异化。信息时代的人的异化是全方位的：（1）人的身体被改造。例如，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基因工程和基因组编辑。（2）脑部接口，接近初步的人体试验的历史性阶段。（3）人被改造为大数据的生产者、消费者和被控制的对象。（4）人被智能体系控制，成为物联网的节点。例如，智能手机、虚拟现实技术。（5）人工智能对人的影响的深化。（6）人与人的关系从物理空间转换为数字空间、网络空间。（7）人将分裂并同时生活在传统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8）人被生态环境、转基因食品改造。

第三，资本异化。经典和古典意义的资本，马克思定义的那个工业时代对劳动力剥削所产生剩余价值的资本，早已经被边缘化。在信息时代，或者信息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和科技结合，如何定义资本相当困难。到底是技术控制资本还是资本控制技术，到底是资本家更大还是科学家更大，是科学资本家还是资本科学家？今天，正处于资本科技化和科技资本化的历史新阶段。科学技术不再仅仅是经济的组成部分，而是科学技术改变经济，所以经济要纳入科学技术创新体系。今天最有力量的企业，都是具有超级技术（super technology）的经济体。因为科技优势，产生超额利润。在工业时代，一个成功的工业资本家，或者银行家、金融家，需要经历一代人，甚至数代人的持续努力。信息时代的信息产业的成功案例，长则10年、20年，短则几年时间。信息时代的资本和财富的代表者是比尔·盖茨、杰夫·贝索斯和马克·扎克伯格。

第四，权力异化。信息化，数字化转型，不仅发生在经济和社会体系中，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治范畴，特别是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模式。形成前所未有的政治科技化和治理科技化的浪潮。在美国，2008年当选总统的奥巴马被称为第一位新媒体总统。2016年的总统选举让YouTube、Twitter、Facebook、Snapchat、Periscope、Instagram、Reddit等社交媒体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直接改变了政治竞选生态，影响了选举结果。在中国，城市网格化管理，电子政务的敏捷、精确和高效的目标，都是通过数字化和高速算力的基础设施的支持得以实现的。如今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管控，主要手段是信息技术。可以预见，因为权力的科技因素成分的增加，权力运行的结构和机制会发生深刻变化，没有科技的政治和没有政治的科技，都不复存在。

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和垄断经济

在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核心玩家（core gamer）由四大主体构成：（1）技术主体。科学家、工程师、发明家。（2）企业主体。从美国的易贝、亚马逊、谷歌、脸书到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3）资本主体。银行、基金所构成的金融力量。（4）国家和政府。与公权力结合的政治家。硅谷曾经是核心玩家，技术、资本和企业结合的中心。

支持以上核心玩家的历史舞台就是所谓的平台。一般来说，平台是科技公司创建和经营，实现技术、信息（大数据）、市场元素的结合，因为同时具有信息优势、科技优势、金融优势和管理成本优势，构成新型的垄断模式。

第一，信息优势。工业时代的生产要素是资本、厂房、工厂和机器。在信息时代，数据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平台创造了技术驱动吸纳信息流量，实现流量大数据智能化和价值化的模式，平台流量越大意味着该平台的价值就越高。现在的平台同时具有云计算平台、物联网平台和人工智能平台的功能。大型平台公司的活跃用户数、流量附加值和单位流量的存活期形成指数增长，形成“流量产生流量”的格局。流量模式就是平台模式，其中包括了资本的投入。平台如同黑洞，作为创造流量的主体、信息原料提供者的民众，提供源源不断的信息流量，流量产生价值。但是，作为信息的创造者，不仅失去信息的所有权，而且没有可能成为大数据的收益的分享者。平台的所有者则是大数据价值的受益者，平台通过垄断成为超额利润的获取者。信息私有化和信息被垄断，大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成为信息和数字经济时代最严重的问题，造成了比传统物质经济形态下的不平等更为严重的不平等。

第二，科技优势。科技竞争和创新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竞争核心。为此，所有的企业需要完成科技转型，持续增加科技投入，提高企业的技术含量。由此，形成科技垄断巨头。科技垄断巨头可以对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升不断做出贡献。与此同时，科技优势刺激更高层次的科技先发优势，门槛越来越高，导致包含卖方垄断和自然垄断的新型寡头垄断形态。

第三，金融优势。自20世纪末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M2的供给呈现扩张趋势。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欧盟和日本，以及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导致金融资本膨胀。金融资本主要流向是金融资产和科技领域，进而形成了日益扩大的新型科技资本。新兴产业及其平台，成为直接投资和IPO的主要对象。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资本绝对不是问题，从来不是问题。在中国，因为阿里巴巴的电商发展产生的金融服务——支付宝和余额宝应运而生，进而形成支撑和依附于电商平台的金融力量。之后，2011年创建的美团、2014年创建的滴滴出行、2015年创建的拼多多，都是大规模资本投入的产物，也改造了传统的金融形态。

第四，管理成本优势。基于天然垄断优势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包括所有信息或者大数据产业，具有显著的管理成本优势：因为信息产品的特征，只要完成了0到1的产品设计和运营，边际成本随着规模扩大大幅度递减，甚至趋于零；避免了传统企业的内部层级管理体制；有效节约劳动力成本，一个App就能管理成千上万的打工者和数量更大的消费者；属于零距离经济，消除中介，可以同时压缩生产和消费两端的利润空间；超越传统产业的地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总之，数字经济平台企业的垄断模式，是历史上的卡特尔、辛迪加和康采恩的垄断模式混合体：卡特尔的通常做法不过是限制其成员的产量以抬高价格；辛迪加通过签订销售和采购协定以获取垄断利润；康采恩是金融寡头主导的企业垄断组织形式。而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可以在扩张规模的情况下，长期维系价格居高不下，平台参与者接受不平等的合约，金融资本放弃控制权。可以这样说，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可以实现对生产链和价值链的全方位控制，可以实现对市场竞争的极度压缩。在中国，从平台类电商，到社交平台，再到直播平台，彻底改变了市场结构和机制。如果对建立在“社交 + 电商”基础上的拼多多团购没有限制，通过以更低的价格，购买优质商品，其结果是不仅压缩厂商的利润空间，而且消灭数百万个夫妻店的零售商家，使其成为打工者。面对这样高度混合的新型超级寡头垄断，传统反垄断的办法很难有效。

数字经济时代的黑暗面：无用阶层和非古典贫富差别

从互联网破茧而出到改变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态，至少经历了两代人。曾几何时，人们对“赛博格”时代充满浪漫的期许。如今，人们开始感到、看到和认知到如同当年的工业时代的数字经济时代的黑暗面，集中体现在所谓的无用阶层的形成和扩大，以及新型的贫富差别。

第一，从无用之人到无用阶层。几年前，《未来简史》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首先提出在未来世界，会重新产生几十亿的“无用阶层”问题。产生“无用阶层”的大背景是，随着人工智能、算法技术革命，相当比例的人类，将不得不退出劳动生产，成为所谓的“无用阶层”， 而且这个“无用阶层”的规模日益庞大。劳动力人口大幅度减少，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变迁。甚至有这样的预测，2050年，绝大多数人可能毫无用途。无用阶层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单纯的失业阶层，更不属于摩擦式失业，巨大的和不断扩大的无用阶层，所拥有的GDP却是很低的，属于被科技革命排斥，失去通过劳动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没有经济价值、没有话语权的一个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无用阶层”属于数字时代被边缘化的普通人。“无用阶层”的个体，处于数字社会鸿沟的底层，承受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在如何理解“无用阶层”概念和事实方面，存在着分歧和争论。有一种看法，将无产阶级等同于无用阶级，进而提出：人工智能和未来劳动的“智能化”“无人化”趋势发展，将为以劳动解放为基本标志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为工人和全体社会成员腾出大量自由时间创造条件。

第二，古典和非古典的贫富差别。在传统经济制度下，包括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是“古典贫富差别”，体现为金钱和物质占有量的差别。例如，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差别，丰衣足食和饥寒交迫的差别，拥有土地房屋和没有立锥之地的差别，占有奢侈品的差别，例如LV包。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形成“非古典贫富差别”：（1）数字资产所造成的贫富差别。拥有，或者拥有多少股票、债券、黄金、不动产等传统资产，已经超越了基于物质形态的“经典贫富差别”，而拥有比特币代表的数字资产，将是“非古典贫富差别”的标准。人类现在的货币财富的溢出规模，传统经济资产已经无力化解，需要有一个可以无限吸纳财富的工具，这就是虚拟的数字资产。这正是虚拟经济的生命力和不可阻挡的核心所在。即所谓的“第一代富人由商品利润支撑，第二代富人由股票支撑，第三代富人由加密资产支撑”。新加坡正在成为全球，至少远东数字财富管理（digital asset management）中心。比特币将是新财富的象征，近乎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创作的中短篇小说《百万英镑》中的那张无法兑现的百万大钞。在数字经济时代，贫富差别的距离迅速进入天文距离。2020年，杰夫·贝索斯拥有近2 000亿美元的财富，他本人很可能在未来5年左右，成为万亿富翁。这意味着世界贫富差别将以万亿美元作为衡量尺度。（2）时间领域的贫富差别。2011年，美国上映的电影《时间规划局》（In Time）描述在一个虚构的未来世界，人类遗传基因被设定为25岁，到了25岁，富人和穷人的差别集中在前者拥有取之不尽的时间资源，后者则需要通过工作、借贷、交易、变卖，甚至抢劫等途径获取更多的时间。于是时间就成了这个世界的流通货币，类似银行的时间管理机构遍布全球。在信息时代的现实世界，巨型数字科技公司，通过两种方式占有民众的时间。一种方式是在“加班文化”名义下的996工作制，即上班时间从上午9点到晚9点，总计工作10小时以上，一周工作6天的工作制度；另一种方式是诸如腾讯和抖音，通过游戏和公共社交平台，通过不同产品将民众的整块或者碎片化时间占有，并转换为价值。换一种表达，民众的时间已经遭到绑架。

未来是昂贵的

2018年，荷兰年轻学者鲁特格尔·布雷格曼（Rutger C. Bregman，1988—）出版他的著作《现实主义乌托邦》（Utopia for Realists），引用了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的一本小说，谈到人在什么样的临界点上考虑未来。富人考虑未来，因为他要将财富留给儿子，儿子留给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至于穷人，所要考虑的是下个月怎么办，至于绝对穷人是不考虑未来的。奥威尔说，当你有100多个法郎，你还想下星期怎么办？当你只有几个法郎的时候，你根本不想未来，活过今天再说。

这就是说，未来是存在的，而且确实是未来决定现在。但是当未来变得非常昂贵，用货币衡量的未来的生存成本高不可攀时，对于穷人来说，未来就是一个绝望的目标，不得不放弃对未来的信心。

那么，为什么未来会变得愈来愈昂贵？因为政府持续的印刷和发行货币，导致过剩的货币流入资产领域，推高资产价格，富人唯有拥有资产用以抵消货币贬值，因为资产升值速度足以抵消货币贬值的速度，而穷人根本不具有拥有资产的能力，于是形成因为资产价格暴涨所拉大的贫富差别。

如何解决因为不可抑制的贫富差别所造成的社会的极度分裂？如何消除古典的和非古典的贫富差别？鲁特格尔·布雷格曼主张，改变现行的经济制度，方案如下：社会要为所有人制定一个普遍性的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用于支付最低的生活费用——例如每年约12 000英镑（约合人民币102 454.8元）；每周的工作时间应缩减至15小时；国家开放边境，容许移民迁移至任何他们所选择的地方。

2019年，美国华人政治家杨安泽（Andrew Yang，1975—）在美出版《为平凡人而战》（The War on Normal People）一书，提出建立一个存在基本收入的社会。

建立全民基本收入，可以理解成建立一个向全民永续发放足够维持其正常生活之资金的福利制度。在当下的历史条件下，实施这样的制度，似乎远在天边，近乎乌托邦。但是，现在发生在荷兰、瑞典、冰岛的社会改造，使得这些国家接近布雷格曼所提出的目标。

挑战数字时代新型垄断的三位历史人物

在过去20年间，有三位历史性人物，最早觉悟到数字时代的阴暗面，而且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挑战：第一位是亚伦·斯沃茨（Aaron Hillel Swartz，1986—2013），数字时代的罗宾汉，著名社交网站Reddit的联合创始人、web.py的设计者、RSS规格的作者，致力于通过网络信息开放，改变世界。因为他主张自由图书馆，挑战了麻省理工学院所构建的一种代表美国精英学校所谓的知识产权，陷入“黑客行为”的复杂案件，2013年选择了自杀。第二位是斯诺登（Edward Snowden，1983—）。斯诺登支持互联网自由组织，并于2013年将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PRISM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披露给了《卫报》和《华盛顿邮报》，随即遭到美国政府通缉。第三位是阿桑奇（Julian Paul Assange，1971—）。阿桑奇是“维基解密”的创始人，主张透露公共治理机构的秘密文件和信息，对大众来说是件有益的事。2010年7月26日，阿桑奇将9万多份驻阿美军秘密文件泄露。2013年，阿桑奇正式组建政党维基揭秘党。之后离开澳大利亚，走上了逃亡之路。

上面三位历史人物在2013年发生了交集。只是，最年轻的亚伦·斯沃茨死去，后两位还在。他们三个人都在数字时代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并没有完结，还需要未来历史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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