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玉河丨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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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进一步推动了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旨趣由从微观考证转向宏观阐释，开拓了社会经济史领域，推动了史学方法论层面的“社会科学化”变革等。

作者：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研究员

摘自：《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8期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不仅助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迅速崛起，而且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格。本文无意详细阐述这场论战的具体过程，而是围绕论战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政治诉求与学术定位、唯物史观与论战的关联、论战的学术遗产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格等加以阐释，以深化对社会史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崛起问题的探究。

双向互动：

唯物史观与社会史论战之关联

从近代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看，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促进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使得这场论战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内部展开。社会史论战是唯物史观传播的必然结果，而论战各方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又扩大了唯物史观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唯物史观传播与社会史论战之间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发展格局。

“五四”之后，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共产主义者译介唯物史观的观点，尝试以唯物史观解析中国历史。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被大量译介至中国，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界得到广泛传播，这为人们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法。

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必然要求人们将其运用于认知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实践中。社会史论战就是人们自觉运用唯物史观解析中国历史的发端。论战各方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纷纷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根据探讨中国社会历史问题。例如，郭沫若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引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启了以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史问题之先河。尽管论战各方的政治取向差异很大，但大多接受了唯物史观，着力从社会经济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宏观阐释，唯物史观遂成为论战各方共同使用的理论分析工具。

从总体上看，论战各方基本遵循并使用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参与论战者不仅普遍采用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且广泛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术语，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经济结构、上层建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所以，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内部展开的。

正因如此，社会史论战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影响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更加广泛。论战各方普遍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术语，引证马克思主义经典，助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热潮。这种翻译热潮又推动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并接受唯物史观，扩大了唯物史观的学术影响力。许多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关注并部分认同唯物史观的情况，从侧面佐证了唯物史观为中国学界广泛接受的事实。

分化并进：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

尽管论战各方竞相宣称以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均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参与论战的主要人物，既有郭沫若、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陶希圣、梅思平等新生命派，还有李季、陈邦国、杜畏之等托派分子，更有胡秋原等所谓的“第三种人”。他们的政治立场及政治背景，决定了这场论战不可能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展开的。因参与论战者对唯物史观理解的差异，他们对中国古代历史问题的认识产生重大分歧。正因这些学术分歧，加之论战者的政治立场差异，遂使论战各方出现激烈的学术分化，形成了包括食货派在内的众多学术流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其间勃然兴起。

论战各方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有无奴隶社会及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讨论并产生重大分歧。这些学术分歧背后，包含着政治立场和政治诉求的差异，潜存着巨大的政治分野。马克思主义史家认定秦以后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充分论证了中国走反帝反封建革命道路的必然性与合理性。非马克思主义史家认为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近代以来中国进入了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否定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其根本目的在于否定中国必须走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合理性。

大体说来，马克思主义史家普遍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严厉批判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亚细亚社会特殊论和中国国情特殊论，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适性。陶希圣、李季等坚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和“中国无奴隶社会”说，否定秦以后为封建社会，坚持中国国情特殊性及发展道路特殊性，旨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适性和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合理性。

尽管非马克思主义者多采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术语对中国历史进行解释，但其得出的学术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史家有着根本性分歧。这些学术分歧背后蕴含着政治立场和政治诉求的差异。这种根本差异因政治倾向的强化，必然导致论战过后的学术分化。其中最突出的现象，就是同属于唯物史观派的陶希圣创办《食货》杂志并分化形成所谓食货派，而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成长并迅速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从学术谱系的流变来看，以郭沫若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经由社会史论战，集体登上民国史学舞台，构建起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历史的解释体系。

学术性与政治性：

社会史论战的双重特性

社会史论战不是书斋里的学术论争，而是具有强烈现实政治关切的社会活动。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各派政治势力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为了探明中国出路，必须首先认清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而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激烈争论，进而延伸到对历史上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现实政治问题转化为学术理论问题。这样，作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逻辑延伸，历史上中国社会各阶段的社会性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由“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引发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便合乎逻辑地扩展为中国社会史论战。

社会史论战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对此，论战各方的学术讨论实质上包含着不同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抉择。他们站在各自的政治立场，通过学术讨论阐发政治主张，直接导致学术观点的分歧。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旨在以学术回应现实政治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为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提供学理依据。他们采用学术讨论的方式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史问题，论证了中共六大关于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为中共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提供了历史根据和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史家参加这场学术论战，绝不是学术自娱，而是从历史研究中寻找中国革命的理论依据，旨在为中国民主革命提供学理上的支持，有着明显的政治诉求。而托派代表任曙、严灵峰和李季，国民党改组派的陶希圣、梅思平，及读书派的胡秋原、王礼锡、王宜昌等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政治诉求。例如，托派认定中国封建势力已经消灭、资本主义已占优势，故此推断中国不需要进行革命。

政治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政治辩论遂转变为学术论战。既然是学术论战，就要围绕相应的学术问题，依据相应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话语而展开。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逻辑，要求研究者必须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观点必须有史料支撑，理论假说必须得到史料证明。论战过程中虽然存在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当成现成的历史公式，机械地“裁定”和“解释”中国历史的问题，但也不能由此漠视或否定这场论战所具有的学术内涵。否则，就无法理解这场论战何以会促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更无法理解它何以会塑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格。

这样看来，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是适应现实政治需求而引发的、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学术论战。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蕴含着强烈的政治动机，旨在挖掘和把握历史规律，以学术方式解决政治问题，为现实政治指明方向和路径。与此同时，这场论战也是中国学者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中国古代历史的有益尝试。正是在这种学术尝试中，中国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之作，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范式（探究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动力及历史的连续性，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等。社会史论战助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形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格，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塑造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范式

社会史论战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留下了丰厚学术遗产，最突出的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中国历史，从经济动因解释中国社会历史演进，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新范式，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独特品格。

从历史研究的旨趣层面看，论战形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范式。社会史论战体现了民国史学的重大转向，即从实证史学转向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深度历史解释：不仅注重发现和探讨历史规律，而且注重探求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趋势。换言之，就是从考史转向释史，从史证转向史解，从求真转向求解，从微观考证转向宏观阐释。正是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开始出现了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新视角，过去被人们忽视的民众社会活动领域受到关注并纳入研究视野。关注社会变化的物质基础、关注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关注社会民众的风俗礼仪等，成为民国时期历史研究的新趋向，也成为3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热点。

从历史研究的重心层面看，对社会经济史的广泛研究，是社会史论战对民国史学研究的最突出贡献。郭沫若率先对殷周社会经济状况予以关注和探究，提供了从经济状况入手探究社会历史问题的新研究范式。社会史论战激发了人们对社会经济史的浓厚兴趣，人们普遍注意探究历史发展的内在经济原因，由此开启了史学界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风气。正是以论战为契机，社会经济史研究不仅成为历史研究的新重心，而且推动了中国学术界的经济史转向。

从方法论层面看，历史研究出现了明显的“社会科学化”趋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科学的历史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它倡导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致力于将社会科学诸门类如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从不同的学科视角阐释历史事件并分析历史现象。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最早将考古学、人类学与历史学整合起来，从多学科视角探究殷周社会，实现了史学研究方法论范式的变革，为民国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成功范例。论战之后，社会科学诸门类的理论方法被相继引入历史研究，引发了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趋向，带来了史学方法论的范式变革。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推动了民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进程，催生了中国现代史学研究的新范式。

从历史研究的功能层面看，社会史论战塑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双重品格。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建之初就重视史料考证，将历史研究置于掌握充分的历史材料基础之上。在对历史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历史本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高明之处。注重探寻历史现象的本质联系，探求历史真相，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特性。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的探索，直接指向以历史规律来认识和改造现实社会。这种致用功能在社会史论战中得到集中体现，形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注重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以解决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为己任。马克思主义史家参与社会史论战，为解决中国革命的若干重大问题提供了历史借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直面社会现实的时代性品质。因此，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不是做书斋里的所谓纯粹学问，而是密切关注和回应现实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绝不仅仅是在概念范畴层面推进中国史学研究，而是从整体上引导中国现代学术发生结构性变革。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要求，根据革命实践确定研究课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品格。

结语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是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内部展开的一场学术论争。各方学者均不同程度地运用唯物史观探究历史、相互辩难，充分展现了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和影响力。各方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是否存在奴隶社会以及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产生重大分歧，并且导致各方在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上进一步分化。郭沫若等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崛起，而陶希圣等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建立起食货派等学术流派。

社会史论战进一步推动了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论战中崛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形成了科学的研究范式和鲜明的学术品格。研究范式可以概括为：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导历史研究，从宏观上阐释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并探讨其发展规律及内在动力。学术品格可以概括为求真与致用的统一——在注重历史现象和细节考证的同时，倡导对历史现象进行深层的理论解释，探究历史本质，揭示历史发展动力和规律，为解决时代问题提供理论方法和智慧启迪。这种学术品格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立足于时代潮头，引领中国史学、中国学术的发展潮流。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和唯物史观的进一步传播，大大推动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进步：研究旨趣由从微观考证转向宏观阐释，开拓了社会经济史领域，推动了史学方法论层面的“社会科学化”变革等。这些变革不仅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发展格局和潮流方向，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留下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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