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沫沙：亲闻，亲见，亲知

亲闻，亲见，亲知

文/廖沫沙

如果要给孔子戴上一顶哲学派别的帽子，恐怕只好说他是个“唯心主义者”。但是对任何人的任何学说，都不好这么笼而统之，要作具体分析。尽管孔子是个唯心主义者，但是在他的全部学说中，往往可以发现唯物主义的观点。打开一部《论语》,第一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据我看,这就很有些唯物观点。孔子在讲到求学或求知的问题上，是常有这类观点的。例如他说:

亲闻，亲见，亲知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知”是认识，“作”是实践。如果把“不知而作”加以引申，可以得出“实践--认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来。孔子承认“有不知而作之者”，可见他从实际中看到了这样一个由“作”到“知”的过程。但是人们不能(也不必)每一件事都去“不知而作”，还可以通过“多闻”、“多见”,加以分析比较(择其善者而从之),达到知(或者略知而不详知)而后作。“闻”和“见”也是接触实际,也可说是“作”的一部分:“闻”是听别人说他“作”的经验，“见”是直接用眼睛(也包括用手、用脑)观察客观事物。不论是“多闻”也好，“多见”也好，总之是要用自己的感官和思维取得知识。孔子还主张“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他自己“入太庙，每事问”。这就不止是消极的“闻”，消极的“见”而且加上积极的调查研究了。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怎么学法呢?多闻、多见、多问，这就是孔子的答案。他主张“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他是赞成直接研究实际事物的,他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又说要“不耻下问”，可见他也有走群众路线,向群众请教的观点。--凡此等等，都可说是孔子的唯物主义观点。

我说到这些，并不是因为我要替孔子作什么辩护，要给他换上另一顶帽子，说他是个“唯物主义者”;只是因为我想到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唯心主义者，在求学或求知(即认识世界)的问题上，也都不自觉地有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那么，一个自觉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问题上，怎么能采取不调查、不研究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呢?

孔子的“多闻”、“多见”、“不耻下问”，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调查研究”。这是唯物主义者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离开这个方法，就不是唯物主义者;即使读的是唯物主义的“书”，讲的是唯物主义的“话”。

“调查研究”，即“多闻”、“多见”、“不耻下问”，除开象孔子所说的要“多”，以便分析比较，“择其善者而从之”以外，按照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还得加上一个“亲”字，就是“亲闻”、“亲见”、“亲问”。如果要取得完全的认识，就还得加上一个“亲作”，即亲自动手，亲自实践。

亲闻，亲见，亲知

为什么要加上一个“亲”字?因为“闻”可以不是亲闻，而靠“传闻”;“见”也可以不是亲见，隔着一张纸，从纸上见到;或者走马观花，甚至走马而不观花;至于“问”呢，当然可以采取“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办法，坐在家里，找人来汇报。虽也是“不耻下问”，但是第一，只下问到干部为止，不下问到群众;第二，只叫下面的人来听候询问，不到下面去直接向群众请教。

如果只是听听口头汇报，看看书面报告和统计表，找若干干部来家开开座谈会，问问情况，提些问题，虽也算“多闻”、“多见”、“不耻下问”，但这样并不能叫唯物主义的调查研究，最后也终难逃脱主观主义的罗网。

“调查研究”本来是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方法，但是也可以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实行它:不亲闻、不亲见、不亲问，一切由别人代办或包办。不亲闻、亲见、亲问，当然也不可能“亲知”。唯心主义者是不重视“亲知”的，因为他们“以意得之”，“以意为之”，靠主观主义吃饭。唯物主义者呢，不能靠主观主义吃饭，要靠“实事求是”吃饭，靠“亲知”吃饭。毛主席打过这样一个比方:“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对梨子的滋味作调查研究，如果不亲口吃一吃，即使多闻、多见、不耻下问，也是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的。

“亲口吃一吃”，不但有“亲口”之“亲”的问题，而且有亲口吃一吃的“吃”字问题。吃就是亲自动口，亲自实践。对客观事物要取得知识，要真正认识它，除开“闻”和“见”以外，还得亲自动手。这也是毛主席说过的:“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因为:

“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实践论》)

既要“亲知”，就不但要亲闻、亲见、亲问，而且要亲自动手，躬行实践。这才是完全的调査研究，完全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

亲闻，亲见，亲知

这样作，是不是很麻烦、很复杂、很难办，而且很辛苦呢?麻烦则有之，复杂倒未必，因为直接听、直接见、直接问群众，就不但要劳动耳目口舌等等感官，而且还得起动两条腿，甚至一双手;但是这比之只在会议室开一连串的座谈会，只在办公室阅读大堆大堆的文件报告要简单明了得多。至于趣味如何，那就在乎各人自己的立场观点和主观能动性了。“调查研究”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是毛主席首先提出来的,也是毛主席躬行而实践的一个方法。毛主席在一九四一年写的《农村调查 的序言和跋》中提出:调查研究，“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 也一定做不好的”。这里所提出来的“热忱”、“决心”、“渴望”、“精神”等等条件，都集中表现在六个字上:“自己口问手写。”看来似乎很麻烦、很难办，实际关键只是在自己要亲口问、亲手写。“自己口问手写”，岂不是太辛苦了么?

世界上的苦与乐，并不在劳和逸;劳并不等于苦，逸并不等于乐。事情往往相反:劳而有功，就是乐，逸而无益，却成为苦。调查研究，如果有收获，虽劳也不苦，如果一无所获，虽逸也未必轻松有趣。这里还是看看毛主席作调查研究的经验之言:

“下面的材料(指《兴国调查》--引用者)是这样得来的:由我提出调查的纲领，逐一发问并加讨论，一切结论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们八个同志的同意，然后写下来的。有些并未做出结论，仅叙述了他们的答话。我们的调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很夜深，他们也并不觉得疲倦，应该深深感谢这些同志们。”(《兴国调査》)调查如果是件苦事，调查的人会“深深感谢”么?被调查的人为什么开会至深夜也不觉得疲倦呢?这是件怪事。

但是,这并不奇怪。凡是真正下去作调查研究的人，凡是“自己口问手写”的人，凡是亲闻、亲见、亲问，最后又能得到亲知的人，都可以体会到毛主席所说的“活泼有趣”，调查会虽开至深夜，也真的“并不觉得疲倦”。

这种“有趣”之“趣”，不仅自己能享受到，而且被调查的干部和群众也同样能享受到，即所谓“皆大欢喜”。

而这个“皆大欢喜”的唯一来源，并不是别的，只是毛主席所说的:“自己口问手写。”--可见即使单是一个调查研究，也离不开“问”和“写”的亲自实践。

《前线》半月刊 1961年第13期

（选自《分阴集》繁  星著  北京出版社 1979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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