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岩：三学街上的儿时记忆

1970年代，我才上小学三年级，就知道三学街了，首先记住的，却是府学巷和咸宁学巷。

父亲被下放陕南劳改、在阳安线铁路工地搬石头。记得1973年初夏，他被临时调回西安筹办“文革”陕西出土文物展。办展的场馆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旧址，即现在的碑林博物馆。当时最南端、坐东朝西、南北走向的新展厅刚建好，就作为阵列展览馆。

50多年前，博物馆的正门在府学巷分叉东边的支巷尽头。进了大门，左手就是陈毅题字的石刻艺术馆，右手前方不远处就是碑亭，“文革”后期，博物馆里住着军人，时常有穿着绿军装的军人在博物馆里出现。

早晨，父亲带着我走过咸宁学巷时，给我讲了一些府学巷的故事，我当时只顾着玩，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一个字都没记住。进了博物馆，我第一眼看见碑亭前面台高、宽阔的汉白玉石基座，便自顾自地在上面蹦蹦跳跳、来回奔跑。后来只记住了父亲口里所说的“大成殿”是供奉至圣先师“孔老二”牌位的地方，1959年毁于雷火后，只遗存下这个大殿石基座。

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的歌曲，还有学校美术组，带我们去钟楼四周临摹过“批林批孔”漫画展。那个满街悬挂的硬纸板上，被画得丑陋、狰狞的老头儿就是孔老二！父亲居然说这是古代专门给他建的庙，叫“孔庙”。只可惜这个基座遗存，不久也被拆毁了。

碑亭里的《石台孝经》石碑已伫立近千年，目睹了孔庙发生的沧海桑田巨变，也没留下片言只字记载。

那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正门，并不是现在游客进出，背西朝东、面向咸宁学巷和文昌门开着的那扇大红门。现在从这里进去、第一眼看见的、正在修缮的牌楼，名曰：太和元气坊，始建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太和元气的意思是“合会元气，利贞万物”。下面的水池叫“泮水池”，中间约三米宽，长二十米的过桥称作“泮水桥”，为古时学宫之桥。《小戴礼.玉制篇》有“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意思是天子御用读书学习的地方称作“辟雍”；诸侯学习读书的场所叫做“泮宫”。无论是“辟雍”还是“泮宫”都必须临泮傍水，绿树成荫，曲径通幽。可见古代的孔庙不但是达官显贵祭孔的道场，而且也是贵族以及子女读书学习的地方。“文革”时期，这里是历史博物馆的后院封闭区，不能随便出入。

一次，父亲带我同去“开夜车”（晚上通宵加班赶展期）。半夜休息时，领我来到和新展馆一墙之隔的后院休息闲转，我站在泮水桥边望着池里的水，在月光下清澈透明，提出要下去游泳，父亲先是犹豫，然后说他要先回展厅，让我等他来了再决定。

我等不及，就前后脚跟回展厅去，碰见父亲一边和几个人正搬着一座巨大的石膏像从展厅大门出来，我看见了石膏像基座上刻着“洪秀全”三个字。他们安置好雕像后，父亲过来拉着我问：“你会游泳？”我回答：“他们不让游？”父亲又问：“我问你会游泳不？”我说：“会游，在新风公园游泳池学会的。”我俩重又回到泮水池边，见父亲没有反对，我就脱光了衣服，只穿着裤衩，攀上石栏杆，正往下跳，父亲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叮嘱着“小心！小心……”后，才慢慢放我下到池里。

我的确是会游泳的，虽然水深没过了我的头顶，但我轻悠悠地浮了上来……我只听见父亲说，等我放暑假和妈妈去安康时，他会带我去汉江游泳，我一边用力地蹬腿、划水，心想：汉江会是什么样子呢？父亲还告诉我，墙外面刻着“孔庙”两个大字，和从古至今人们遵从儒学的传统，以及西安府学，咸宁县学，长安县学与三学街的关联。我不想听他讲了，便一头扎进水里。

50多年前办展的介绍说明文字，都是书法家用毛笔正楷，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地写出来。在展厅我遇见了赵敏生伯伯，他就住在我们家楼上，他爱人赵妈很喜欢我，还经常拉我去赵家玩，让我欣赏她在窗台上养的草本海棠花。看着赵伯伯一笔一划地写着展板，爸爸说周总理都很赞赏他的书法。我就央求着赵伯伯也教我练书法，父亲训斥我不懂事，说下次再不带我来玩了……赵伯伯把毛笔放在笔搁上，才慢慢地说，让我还是去找赵妈。

后来我就跟着赵伯伯学习书法了，他教我先学“欧楷”。那个时代，想找到一本欧阳询的楷书字帖，比登天都难！我不知天高地厚地问赵伯伯讨要，没几天他就亲手写了一张四尺对开条幅欧楷书作，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长沙》交给我并嘱咐让我照着对临。

直到现在我仍然每天坚持练习书法，而且加入了陕西书法家协会，尤擅《石鼓文》大篆。儿时学习楷书、临帖，练就了扎实的书法功底，使我现在的书法创作，始终都能走在中国书法传统的正轨上。

书法家赵敏生（1904~1998年）

2001年10月21日，“中日西安碑林国际临书展”在碑林博物馆开幕。我临写的《石鼓文》书法作品，和钟明善、陈泽秦、赵熊、曹伯庸、陈建贡等书法名家的作品一起入展。庆幸的是，当时刘自椟老前辈和傅嘉仪先生虽然都已过世，但是他们的家人仍然送来了作品参展，让中方参展书法家和日方墨潮会会长大馆木圭和日本书艺会长长岛南龙以及随行日方书法家感到莫大的荣幸。

后来，父亲在历史博物馆食堂吃饭，还遇见石鲁。提及同为四川同乡，老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静波、王家广的近况。当得知王家广左手干骨被打断的经过，石鲁久久不语、十分气愤。谈话中嘱咐父亲将刻好的桃木书函次日送到省文化局大院他的办公室。

第二天，父亲去了石鲁的办公室，并带回了石鲁的《华岳松风》和《红榴高风》两幅设色水墨立轴画作（《中国文物报》2006.9.13）。

1978年，父亲又被借调到“秦俑发掘工地”工作，同时接到了省上平反批文。石鲁、王家广、还有我父亲终以“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平反了。

文中提及的静波，在延安时期被评为劳动模范，接受过毛主席亲自题写的“劳动模范”布质奖状，他生前先后任陕西省副省长、青海省省长、中顾委委员。王家广生前曾任陕西考古研究所所长，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

1980年组织上又调父亲去社科院工作，1982年石鲁不幸去世，父亲和王家广一同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

和“长安学巷”发生交集，都是我上大学以后的事了。

画家石鲁（1919年12月13日~1982年8月25日）

我的同班有一寇姓同学，家住长安学巷。我俩都坐在教室的最后面，他倒数第一排、我倒数第二排。课堂上我们经常开小差，不专心听讲，净聊些踢足球的事，他不但人长得帅，足球也踢得棒，是我们学校的校队队员，代表我校曾经得过全省大学生足球比赛的第三名。

周末，我应邀去他家玩。绕过大槐树，进长安学巷，左拐、右拐费了些周折，才找到他家。一进院门，就见他正一脚把一个比他低半头、年龄小几岁的人踹翻在地，倒在地上的年轻人也不吭声。我急忙上前拉扯劝架，才得知被打的人是他弟弟，我同学是替他父亲给弟弟立规矩。我想，长安学巷不“长安”。其实我多虑了，他们兄弟俩平时亲密无间、好得不得了。老话不是说“打是亲、骂是爱”，兄弟情同手足嘛。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辞去了公职到书院门搞文创，对书院门、城墙、碑林、魁星阁、卧龙寺，还有三学街等老西安的文化遗存，有了更多的了解，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以这里的人文背景为依托，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书院门》。

时下，三学街、书院门、卧龙寺周边等历史文化特色街区又面临更新改造，为了留住三学街老街记忆，我就用画笔写生、记录了三学街长安学巷口的老槐树，府学巷前面小广场绿荫下的“三圣像”，还有拆得只剩下半边、曾经紫藤缠绕的咸宁学巷。有些景色如“府学巷”口的三圣像，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时代在发展，西安正追赶超越、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三学街的历史遗存就如同存在于老西安人的记忆中一样，只能付诸文字、图片才能记录、留存下来。当后来人想知道城墙里的老西安，实物遗存和三学街曾经的原貌时，只能在这些文字、图片中探寻，我和三学街儿时的记忆越发分散、凌乱，以至于虚无缥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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