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潭县资堡昝土司七旗部落

黑错·达布老（གཙོ་བོའི་རྟམ་ལོ།）

资堡昝土司部落（བཙནཔོའི་བཙན་ས་སྐྱོང་ཤོག་པ།），该部落原名为“年察底古部落”（ཉན་ཚ་རྟེའུ་གུ་ཤོག་པ།）。后来，迁到“资堡”后，又被称作“资堡部落”（བཙནཔོའི་ཤོག་པ།），又译“资卜族”。并于永乐三年（1405年）被明朝廷赐予年察部落酋长普哇杰（ཕུར་བ་སྐྱབས།又译卜尔结）“昝”（བཙན།）姓，遂被人们称该酋长为“昝土司”（བཙན་ས་སྐྱོང་།）。据载：“洪武十一年，洮州底古族（རྟེའུ་གུ）西番头目南秀节（དཔོན་པོ་རྣམ་ཕྱུག་རྒྱལ།）率领年察部落（ཉན་ཚ་ཤོག་པ།）投明将曹国公(李文忠) ……百户之职”。又据《地方志》中说，明朝廷在西部藏族地区实行土司僧纲制是以实现“因俗以治”的目的，在洮州先后赠封了三个土司五个僧纲。三土司即卓尼杨土司（ཅོ་ནེ་ས་སྐྱོང་།）、资堡昝土司（བཙནཔོའི་བཙན་ས་སྐྱོང་།）、卓逊小杨土司（ཚོགས་སུམ་ས་སྐྱོང་ཤོག་པ།）；五僧纲即禅定寺杨僧纲（ཅོ་ནེ་ཏིང་འཛིན་དགོན་མཁན་པོ།།）、马奴寺马僧纲（མར་སྙུང་མཁན་པོ།）、卓洛寺杨僧纲（ཅོག་རོའི་མཁན་ཆེན།）、垂巴寺(牙当寺)赵僧纲（ཨ་ར་ཀླུ་ཆུང་མཁན་པོ།）、侯家寺侯僧正（ཡེར་བའི་བླ་དཔོན།）。后来还赠封了闫家寺闫僧正（闫家寺僧正兼摄龙元寺事务）。因此，南秀节就是洮州“三土司、五僧纲”之一昝土司的始祖。另据《昝姓(昝姓)》_360百科中说：“在清朝时期，今甘肃省的甘南州临潭县的藏族土司即为昝氏，实际上是属于白马羌的一支，至民国初期，其世家仍为'昝土司’，今为藏族昝氏。”

 最后一任昝土司昝振华全家合影 .

一、资堡昝土司的世袭

昝土司的先祖在元末明初为年察（ཉན་ཚ།）土著底古族部落（རྟེའུ་གུ་ཤོག་པ།）酋长。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其年察洪布南秀节（དཔོན་པོ་རྣམ་ཕྱུག་རྒྱལ།）“率领部落投曹国公，十二年（1379年）督修洮州边壕城池，十九年（1386年）随指挥马烨征叠州以功授本卫（洮州卫)世袭中千户所百户之职”。洪武二十年（1387年）南秀节之子普哇杰（ཕུར་བ་སྐྱབས།又译卜尔结）承袭父职。二十五年（1392年）同洮州卫指挥李凯等招抚藏族诸部认纳茶马。永乐元年(1403年)四月, 临潭藏族昝土司（普哇杰）率领本族人马，随受明政府的委派的司礼监少监侯显（དཔོན་པོ་ཤེས་རབ།即藏名“希热”）深入卫藏。永乐三年（1405年）奉右军都督题奉，旨普哇杰赐姓“昝”（བཙན།）。从此“年察”部落酋长始用“昝”姓沿至今。宣德二年(1427年)，侯显奉明宣宗朱瞻基之命，进卫藏访问。此次，又由昝土司率部护送。宣德五年（1430年）昝土司以护送司礼监少监侯显（བཱ་ཙེ་དཔོན་པོ་ཤེས་རབ།）进藏有功，被洮州卫实授百户。侯显（དཔོན་པོ་ཤེས་རབ།）使用许多财物维修了叶尔哇寺(ཡེར་བ་དགོན་བསམ་གྲུབ་གླིང་།即侯家寺)。另又一说，侯显把许多财物交给侄子侯文（ཤེས་རབ་ཀྱི་དབོན་པོ།），让他在旧寺扯上修建了寺院，昝家的溪卡庄园，历世昝土司主持着寺院的供祀，并进行照管。杨士宏的《明代少数民族外交使者侯显及侯家寺》中说：“侯家寺的僧人及经济来源，在历史上卓逊小杨土司所辖7族48户和资堡昝土司的7旗75族均为该寺的教民，同时，也是僧人和经济来源的主渠道。”又说：“侯家寺在民主改革前实行以侯僧纲、昝土司、卓逊小杨土司组成的三位一体的侯氏亲政的“政教合一”体制。据文献记载，昝土司与卓逊杨土司分别于公元1510年、1581年先后由施主成为该寺统治集团之成员之一。从此，构成了侯、昝、杨之间即互相保持中立，又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政治、宗教、联姻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政教合一’之网络。”

《洮州厅志》载：宣德七年（1432年），昝普哇杰（བཙན་ཕུར་བ་སྐྱབས།）部“随都督李达招抚霍哇（ཧོར་བ།）等藏族诸部收买茶马，八年（1433年）招抚生番刺章（ཚུལ་ཁྲིམས།）等一百零七族。正统二年（1437年）奉右军都督勘合饬和昝普哇杰（བཙན་ཕུར་བ་སྐྱབས།）着令协同土官正千户，昝华秀（བཙན་དཔལ་ཕྱུག）管理伍总甲番民。昝普哇杰（བཙན་ཕུར་བ་སྐྱབས།）之子昝敬于成化三年（1467年）承袭土官职，昝敬之子昝诚于正德五年（1510年）承袭，十二年（1517年）昝诚以功授世袭副千户。昝诚之子昝良德于嘉靖七年（1528年）承袭，以功升世袭土官正千户。昝良德之子昝震于嘉靖十五年承袭至万历三年(《岷州志》载，昝良德弟昝良仕、昝良仕之子昝震，昝震弟昝定俱袭。)，以功授世袭指挥佥事（卫武官，世官三等)。昝震之子昝国祯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请袭，昝国祯之子昝凝和于万历四十八年承袭(《岷州志》载，昝震弟昝林，昝林之子昝国祯……)，昝凝和之子昝承福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请袭，奉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札付责成厥职后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以功授游击衔。昝承福之子昝有光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请袭，昝有光之子昝继祖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请袭，奉文札委驻眼藏（ཉན་ཚ།）族，三十五年（1696年）呈明承袭。咎继祖之子昝景瑜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承袭，昝景瑜之子昝朝龙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承袭，四十六年（1781年）呈请改驻资堡族。昝朝龙之弟昝荩臣于嘉庆二年（1797年）承袭，昝荩臣之子昝庆荣于道光十年承袭，昝庆荣侄昝衍禋于同治八年（1869年）承袭，昝衍禋嗣子昝天锡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承袭”，昝天锡去世后，由其子昝振烈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承袭。昝振烈病故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家族推举其堂弟昝善庭袭其职。“原设土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员，经制二员、外委二员、理暗门一处，隘口三处，乌藏暗门（ངོ་གཙང་འོབས་ཀ）（在城西北七十里通河州路），红腰山岘隘口（ཁེས་དམར་འོབས་ཀ）、铁缠山隘口（ཐོང་ཆེན་ཁེས་འོབས་ཀ）”。资堡土司自明洪武年间至解放初历经五百七十余年，共传承十八代土司后即结束了土司制的统治。对土司制前的部落酋长传承及分布等精况因历史上动荡变迁而已无法追查。

二、资堡昝土司部落（བཙནཔོའི་བཙན་ས་སྐྱོང་ཤོག་པ།）之辖区

昝土司辖地和部族虽然比不上卓尼土司，但与其它土司、僧钢的辖地和部族相比，可称的上是大户。其辖地辽阔，东至禄元山（ལུང་གཡང་ཁ།），南至若隆若巴山（ནོར་བུ་ནང་པ།）、西至乌藏（ངོ་གཙང་།）、 东北至上大勿村（རྟ་བོ་གོང་མ།），与卓尼土司辖地纵横交叉，参差不齐，到光绪年间时号称辖七旗二班（དམག་རུ་བདུན་དང་སྤེ་གཉིས།），七十六族（སྡེ་བ་དོན་དྲུག）。其中所谓“班”，就是衙门所在地的寨子。据《洮州厅志》所载，所辖七旗具体如下：

（1）上西路旗（དམག་རུ་ནུབ་མའི་གོང་མ།）：辖乌藏族（ངོ་གཙང་།）、麻大族（མར་སྟེང་།）、申藏族（གཤིན་ཙང་།）、干藏族（སྒམ་ཙང་།）、前后左那族（མཛོ་ནང་།）、古占山族（གུར་ཆེན་སྒང་།）、加哈路族（རྒྱལ་ཀ་ལུང་།）、大哈族 (ལྟག་ཀ)、古占川族(གུར་ཆེན་ཐང་།)、板藏族（བན་ཙང་།）、迭巴（དེའུ་པ།）、干布他族(སྒམ་པོ་ཐང་།)、月札族(གཡོ་ཙ།)、拉直族(ལ་རྩེ།) 、烟筒沟（འོམ་བུ་ལུང་།）等十五族。

（2）下西路旗（དམག་རུ་ནུབ་མའི་འགབ་མ།）：辖宜舍族（གཡུས་ཤར།）、目地坡族(མུ་དེ་ཐོ།)、端沟族（དུང་ལུང་།）、青泥河族(ཁྱི་ཉིན་ཁུག)、业路族(ཉེ་ལུང་།)、口儿别族（འཁོར་བད།）、拉布族（ལ་བུ།）、壕路族（ཤོད་ལུང་།）、 木泽族（མུ་བཙན།）、塞路族(གསེར་ལུང་།)、俞家庄族、牙布族(ཡག་པོ།)、炼哈那族(ལན་ག་ནང་།)、丹藏族（གཏན་ཙང་།）、楚安族(ཆུ་ངན།)等。这两个旗交分布在今临潭初布乡、长川乡和卓尼县阿子滩、申藏乡一带。

（3）牙卡路旗（ཡར་ཀ་དམག་རུ།）：辖资堡族（བཙན་པོ།）、红崖族（བྲག་དམར།）、的儿族（སྡེར།）、班扎湾族（པན་ཙང་ཁུག）、新庄坡族(སྡེ་གསར།)、娘夏族（ཉིན་ཤར།）、东山族（ཤར་ཁ་བ།）、次炭族（ཚེ་གཏན།）、腰路坡族（གཡོ་ལུང་ཁ།）、眼藏族（ཉན་ཚ།）、南沟族（ལྷོ་སྡེ།）、 眼藏湾族（ཉན་ཚ་ཁོག）、 湾个嘴族（བན་རྒན་ཐོ།）、琵琶侯家庄子（འཕགས་པ་ཧོ་ཙང་།）等十四族。均分布在临潭县流顺乡、新城乡、扁都乡、新堡乡和卓尼县木耳乡一带。

（4）南乡那麻那旗（ལྷ་བ་མར་ནང་དམག་རུ།）： 辖洛藏族（བློ་བཟང་།）、 窑头族（དོང་མགོ）、 点哈山族（སྟེངས་ཀ）、车尼山族（དོང་ཉི་ཁ།）、若巴山族（ནོར་བུ་སྒང་།）、若隆族（ནོར་ལུང་།）、牙呢族（ཡར་སྣེ།）、羊花山（གཡང་ལྷ།）等八族。

（5）东乡录元山旗（ཤར་བ་ལུང་གཡང་དམག་རུ།）：辖录元山族（ལུང་གཡང་ཁ།）、后沟族、洽巴族（ལྷ་པ།）、南山（ལྷོ་རི།）等五族。

（6）约沙旗（གཡོ་སའི་དམག་རུ།）：辖恼索族（གཡོ་ས།）、和尚山族（བན་དེ་ལུང་།）、拉什路族（ལ་སྲིབ་ལུང་།）、羊俄族（གཡོ་ངོ་།）、沙路族（བསེ་ལུང་།）、阿目族（ཨ་སྨོན།）、大湾族（ཁུག་ཆེན།）、竹古楼族（བྲི་ཀུ་རོ།）、刘旗等九族。

（7）北乡拉布什旗（བྱང་བ་ལ་འབུམ་གཤེས་དམག་རུ།）：辖力洛族（ལས་ལོ།）、丁哈族（ཏིང་ག）、卡古族（ཁང་སྐོར།）、纳儿族（རྣ་རུ།）、上达窝族（རྟ་བོ་གོང་མ།）、下达窝族（རྟ་བོ་འགབ་མ།）、洽布族（སྐྱ་པོ།）、元里族（གཡོ་རུ།）、夏娃族（བྱང་བ།）、接拉（རྒྱས་གླིང་།）等十族。以上四旗所辖各族均分布在临潭县店子乡、总寨乡、龙元乡和卓尼的纳浪乡等一带。解放前昝善庭报房居人民1150人。

又据（岷州志校注》载：“康熙三十二年，札委居眼藏番地、在洮州城南十里，管中马番人三十二族，把守隘口四处，东至高楼子汉地交界五十里，南至资下族与杨汝松交界二十里，西至恶藏隘口与外境生番交界六十里，北至土桥暗门（今卓尼恰盖乡境内）与河州交界一百里。

隘口：恶藏暗门（ངོ་གཙང་འོབས་ཀ）、牙麻六隘口(མར་ཡག་ཤིང་སྒོ་དྲུག以上西路)。土桥暗门（ཁྱ་དགེའི་ཤིང་སྒོ།）、石岭儿墩（以上北路）。

番族(བོད་སྡེ།)：眼藏族、南沟族、兹旦力、东山、牙哈族、资卜族、刺扎族、颠哈族、扎泥族、 若八仙、若隆族、泥舍族、豪禄族、左喇族、舍儿沾族、申藏族、甘卜他族、力那族、多竹那族、木的坡、烟哈那族、丹藏初哈什族、泥路族、褚安族、舍刺禄族、牙爱族、石门族、禄园南山族、花莲山族、恼销族。

按：各暗门逼近旧洮，一墙之外，尽皆旷野平川， 虽戍守责诸番人，而增兵设险，诚为要务”。

另据《洮砚产地辨说》中说：在清末民初时，洮砚产地附近的纳儿、卡古等村还有数户临潭昝土司的百姓，吃的也是昝家的“兵马田地地”。此处实际上成了昝、杨两家的插花地，只不过比重以杨家为主。

据《地名背后的历史——甘南地名解析》中说：明朝初年，朝廷从南京、徐州、汾阳等地大批移民迁居到岷洮一带戎边；同时，因不断战火，其他一些民族也逃难涌入，与当地番人（藏族）发生利益冲突，番人（藏族）部落不断遭到掠夺，导致大批洮岷藏族民众被迫从川地迁到山上，甚至外迁他乡。到民国“改土归流”时，昝土司管辖的藏族部落只剩下七族个300来户。

三、资堡昝土司部落的权力组织

昝土司和其他土司一样，在所属辖区内有着至高的权力和拥有一切。其衙门是统治组织机构，由俩个头目，一位总管、一位红笔师（文书）组成。俩个头目代土司执掌各旗的一切事务，总管掌管衙门内务（也叫护食头），红笔师负其行文。每个旗设一个叫作“长宪”的头目，长宪之下还设有一名总管（སྤྱི་དཔོན།），长宪长期住在衙门所在地，各旗的日常事务及一般的讼事均由总管主持处理。若旗内发生重大事件而总管难以决断时，长宪才去处理解决。旗属每族设有小头目一人负本族事务。衙门头目从长宪中选拨，任命时土司发放一种“虎头牌”（སྟག་ཐོ་བ།）为标记。长宪从土司贴身人员或衙门吏事中选有能力的人充任。总管由长宪从本旗中推荐有威望的人选，经土司批准任命。头目、长宪、总管的任期系本人从事能耐而决定，并非世袭。

昝土司之衙门几经周折，从南沟（今新城乡一带）迁移到眼藏（即ཉན་ཚ།今流顺乡），后迁至琵琶寨（今流顺乡候家寺附近)，最后搬迁到资堡（བཙན་པོ།）定居至今。

昝土司所辖实行“兵马田制”。各旗族民对土司的义务按所承租的耕地，提供贡赋，服各种劳役，交纳实物地租。七旗农户每家每年给土司衙门交纳一年或二年不等的粮食，一车桔草，五六斤厥麻等物。此外每逢八月十五日，长川一带进贡各种土特产，水果等；九月九日上西路各族贡牛羊肉等物；腊月十五日，大族等地送鲜牛奶，衙门内的各种差役都以无偿劳役摊派给百姓。境内遇有战事时则全民皆兵，即“上马为兵，下马为民”，平时从事农牧业生产，战时待命出征。

昝土司辖区有着自已的一套习惯法。在衙门内设有公堂，二间监狱，刑具有脚镣，手铐，马棒、板子、木棒；刑罚名目有黑驴滚臭弓，拉叉子，砸光光儿、抱尿盆等。一般使用的刑罚是按罪的轻重大小打板子。较大的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由土司、长宪审理。而土司对犯罪的属民只有惩罚权，没有杀头权。有特大的人命案及其它案时，须呈报州府判决。一般讼事从发案到打官司，须经小头且，总管、长宪、土司一级一级的进行，不管原告与被告双方都要交办案钱，按案情的大小罚款与裁决。

昝土司及所辖各族在洮州这块士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当地民间流传的一句话： “杨家兵、昝家将、马家旗”，他们相互制约，和睦相处。历史上为维护朝庭利益，保卫自已的家院付出丁代价。

四、昝土司与刘旗草山纠纷案

咸丰六年(1856年)，昝士司与刘旗因草山纠纷发生武装冲突。经官方介入后发现，昝士司与刘旗的草山纠纷始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这次不是新的纠纷，而是老问题。并且，临潭刘旗人还提供了《康熙三十六年划定的草山界碑》。该碑文载：

“继龙☐☐等控告刘旗强霸草山一案，内有干证，……，照依☐不查☐☐册内刘旗重众姓，每年上纳草山额粮壹斗，☐。手无☐☐，仓无合粮，盗买干证，强夺草山，假充☐。合行☐☐。为此照仰刘旗刘豹子重万，希徐自勉。☐☐☐永☐牲畜☐。☐☐人擅入争夺。倘堂断之后，其杨朝辅☐。争夺□刘旗刘豹子、重万希等执字鸣官，决不宽恕。☐☐遵☐者☐☐☐草山四址：东址虎坐石，南址深沟嘴并☐部沟，西址党家路，北址长松树各为界。”

最终，在咸丰八年(1858年) 官方遵照康熙三十六年的解决原则，在草山界址上的划定上没有多大的变化。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的草山界址为：“东址虎坐石，南址深沟嘴并☐部沟，西址党家路，北址长松树各为界。”

咸丰八年(1858年)所划定的草山界址为：“东至虎坐石，南至深沟嘴，西至党家路顶，北至长松树甲木局。”可见，双方界址的“四至”都基本相同

官方解决此纠纷以最后立碑来达到具结永不翻案的效果，即所谓的“其结在案，泾渭既分曲直有归，应使外人不得争夺，倘后昝家如有复争情事，书立记事铭碑，永远遵守。”

参考资料：

[1]《甘南藏族部落概述》甘南文史资料（第十一辑），甘南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明代少数民族外交使者侯显及侯家寺》作者：杨士宏，《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3]《官方参与下晚清藏边汉藏民族土地纠纷解决机制——基于甘南昝土司与刘旗草山纠纷案例的分析》作者：高晓波，《农业考古》2015年第3期。

[4]《时光里的临潭 民国影像》（三），腾讯网。

[5]《昝姓》_360百科

[6]《卓尼洮砚产业文化· 产地》卓尼县人民政府网。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