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土识小｜民俗讲习

  大年初三（1月24日）那天，天特别冷，受长宁图书馆和炎黄文化研究会“海浪花”宣讲团邀请，去图书馆做“老上海过年的那些传统习俗”的讲座，想不到那天来了许多读者，长幼咸集，济济一堂，让我很感动。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多年前的老友、老作家金洪远先生与他的一群老友也来了。讲座自然是我说得多，且惯于课堂教学那种“我说你听”的程式，这次讲座的活跃度无异于老上海人对于往昔过年的回味，几乎成为“老上海”拜年的团拜活动了。

  金洪远先生又特地撰写了“图书馆里的年味”文章（文章见附录），发表在“长宁时报”上，文字细腻，真情实感。让我感动之余，也令我产生了一点不成熟的想法，就是民间文化的传播与讲习到底应该怎么办？说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大概有一些年头了，一直有人在喊“民族民间文化进课堂”，口号喊了那么多年，也许是受市场经济大潮影响，也许还有拜金主义影响，现在很多人对民俗文化仍然持漠视的态度，民俗讲习的事情还是很难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致使一些地方的特色文化面临后继乏人的局面。

  我们知道，民俗与人文，是一座城市的软实力，它静默无声，又对该地人文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也许它对普通人的生活效用也无尺度可量，对官员政绩起不到多大作用，属于“无用之用”，那就听之任之，让其在社会大潮中随波逐流、自生自灭了。

  看来对于社会人文教育的普及与推广，光是一味等待，怕是等不到了。我看，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等机构，以及一切有资质、有条件的社会机构和民间社会团体团结合作势在必行，是否可以从晚清书院的办学模式吸取一点灵感，民间力量来办一些系列的、层次较高的地方人文教育，第一步，从提高受众兴趣入手，吸取当今新媒体的优势，创新教学方式，真正把“民俗讲习”落到实处。

  现在的情况是各种“论坛”“高峰论坛”确实也办了不少，对于推动社会发展，也起到了相当作用，可是层次毕竟太高了，民众不知所云，高等学校关起门来，文人自嗨，玩玩自然不错，然到底对社会有什么效用？与普通民众有什么关系？还真的不好说。对当今教育的状况，我也不敢恭维。这就不说了。

  历史上，江南各地采取的是民间书院模式，不说太远，就是明清以来，她的特色极其鲜明，江南吴地吴地文化发达，崇学重教。藏书、读书、教书的风气盛行，人才辈出，国学大师、文学家、艺术家等批次产生。旧式书院都以传播儒家经典为己任，在传播的过程中，又因课程、教学内容、教师等因素，自觉或不自觉的体现出地方文化特色，对传承中国文化的精髓，丰富地域文化内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古代的“民俗讲习”，一般是由私人讲学之地而发展起来的教育场所，所以它也兼有教育教学功能和学术研究职能。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其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今天，时代发展，社会大变，现代教育成体系发展，再来提倡书院教学，有点不合时宜。但那时江南社会人文教育积淀的两大鲜明特点则是应该传承的：

  其一，晚近上海与江南的书院教学，不专攻科考，主动地规避科举考试的负面影响，（当然，你学习为了参加科考也是可以的），就是没有特别实际的功利目的，就是实行自由讲学，提倡的是平等论学，百家争鸣。教学时，讲授者与学习者可以相互争辩，持有不同甚至相反见解主张的学者可以在一起互相切磋、探讨，不同学派之间也可以进行广泛的辩鸣，追求的是“和而不同”学术风气。晚近江南吴地和上海的一些书院学风，对后世学校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一直影响到现代教育。

  其二，上海自开埠后，西学东渐，民间讲习特别注重和社会的结合，“经世致用”，“俱谈实学不谈空”，学、用结合，注重知行结合，将教学与道德的完善、品性的修养结合起来，讲求“躬行践履”。学生“穷理”，还得“笃行”，要把读书穷理与“躬行践履”相结合。1905年，中国知名教育家马相伯就是沿着这一文化传统，创办复旦公学，其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引导学生把做学问和做人有机地结合，把掌握的知识义理付之于亲身实践。这就是后来的高等学府复旦大学的前生。

  “民俗讲习”，是我杜撰的名称，一时还想不到更好的词来代替它。它伴随着书院教学的模式延续了好几百年，对江南吴地，吴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后来在上海又发展演变为海派文化，它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开启了现代教育的先河，应该也是我们当今的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附录：图书馆里的年味--长宁时报 (shmedia.tech)

   2023年2月3日于沪上“凝风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