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赋求官自荐之路——跟《长安十二时辰》了解大唐干谒及入幕制度

诗赋求官自荐之路——跟《长安十二时辰》了解大唐干谒及入幕制度,第1张

时隔三年,《长安十二时辰2》立项开拍,笔者遂翻出第一部鸳梦重温。当年观感不错,虽然也有些许遗憾,但不妨碍本剧是近年来少有的尽量还原大唐风貌的诚意之作。二刷依旧常看常新,从本篇开始开启一个新的系列,选几个有意思的点聊聊,温故而知新。

诗赋求官自荐之路——跟《长安十二时辰》了解大唐干谒及入幕制度,文章图片1,第2张

本篇说说大唐的干谒与入幕制度

唐代文化中最为人称道的恐怕要数光辉灿烂的唐诗。《十二》中也随处可见人物吟诗作赋。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剧中先后出场了三位诗人——靖安令贺知章(《太和》《咏柳》《回乡偶书》《董孝子黯复仇》),靖安司丞李泌(《长歌行》),以及白身岑参。但其实还有一位虽未出场,诗作《长相思》《短歌行》《清平乐》《侠客行》却屡屡出现于歌舞宴乐及人物对话中。对,他就是谪仙人,大唐第一才子,那个男人——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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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干谒诗

李白在本剧人物的评价中,显然并不全是诗才泉涌、人物风流。尤其是那些为官作宰的口中,李白虽有才名,却不堪大用。而在进京赶考的穷书生岑参眼里,却是一个或许可以复制其成功经验的标杆人物。因为他曾以干谒的方式,走通了上层的门路,成功进入帝国最高统治者玄宗的视线,从此一步登天、海内扬名。

何为“干谒”?《辞海》解释为:为某种目的而求见(地位高的)人。语出《北史·郦道元传》:“弟道约好以荣利干谒,乞丐不已。”后基本等同于为谋求禄位而请见当权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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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干谒制度并非唐代独创。夏商的禅让制、西周的乡选里举,秦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都可被视为荐举或查举的选官制度。唐代干谒蔚然成风的原因,与古而有之的荐举制度的联系紧密,还与新兴的科举制度也不无瓜葛。

隋炀帝于大业三年(607年)定十科举人,其中“文才秀美”以科,当即进士科。唐承隋制,高祖武德四年(621年)诏令: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次年又下诏令,说明还可“投碟自应、自举”做官。

科举科目众多,以进士与明经两科为主。明经科考察帖经和墨义,主要为默写经典或注疏内容,难度较低。而进士科,还要考时务策和杂文,检验士子应对实务的能力与水平,更受重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即可判其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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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天宝三载纸本草书《上阳台帖》,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代选官以科举为主流,但尚处初期,制度并不健全,还需要与荐举制度并行,并相互补充。考官会根据考生的社会名望和才华品德,制成名单,供录取时参考。而且,唐代科举试卷不糊名,主考全程睁眼。且唐代科举最为严苛,录取率约六十分之一(跟目下公务员热门岗位动辄几百分之一的录取率相比,也还好了)。

另外,进士科考试的评判主观性较强,得主考官青睐不易。为上通榜,考生往往要多方“行卷”,即将诗文写成卷轴投献给公卿贤达,以求赏识后扬名天下,提升录取率。诗魔白居易即靠“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行卷打动了文坛领袖顾况,为金榜题名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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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岑参来长安就是一边准备应考科举,一边要把自己的诗文各处干谒投送的。途中不幸在怀远坊被逃窜的狼卫图格鲁夺了坐骑烧了诗文,遂悲愤之极怒而殴杀后者,才被靖安司疑为同伙灭口,身陷囹圄。

唐代的荐举制度分三种:公荐、私荐和自荐。公荐指台阁近臣举荐的贤才。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就曾三次举试不中,幸而得到兵部侍郎陆贽的公荐而及第出仕的。后来他感念前辈栽培,也“孜孜以荐进良士,明白是非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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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荐多指为私利而忽视被举荐之人的贤能标准的举荐行为,多发生在官吏之间。《新唐书·李林甫传》载:“初,吏部置长名榜,定留放。宁王私谒十人,林甫曰:愿绌一人以示公。遂榜一人,曰:坐王所嘱,放冬集”。(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吗?还要打着公心的幌子。右相真是既要又要的典型。)

《十二》中右相李林甫位于平康坊的宅邸常年门口聚集了各色人等,里面就不乏干谒乞官的举子小吏们。但李林甫并不屑于这些寒门后生,甚至不厌其烦地指示侍女把堆积如山的干谒诗集都搬出去烧掉。倘若岑参在场,不知会做何感想……(总之都是要被烧得,或烧于狼卫,或烧于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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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荐,即向显达者自我推荐,多以进献诗赋或上书言事为途径。《旧唐书·马周传》载:“帝以常何举得其人,赐帛三百匹”。马周拜谒中郎将常何,为其写文论朝廷得失,遂得推荐并最终被太宗赏识,赐官侍御史。后来更一路高升至宰相,死后陪葬昭陵。有了这种干谒登天的成功案例指引,有唐一代的文人们都积极地向朝廷献诗赋而谋求官职。于是也就产生了干谒诗。

唐代的干谒之风到底有多盛行呢?这么说吧,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干过。即便是最强三人组也全都不能免俗哦!诗圣杜甫著《朝献太清宫赋》献于玄宗。有趣的是,子美似乎并不情愿。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曾自嘲:“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而诗仙李白现存的千余首诗作中,干谒诗竟占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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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学拔群的李白,何故靠干谒诗来怕马屁、走后门呢?究其缘由,实为无奈之举。唐代科举生源分为两类,学馆荐送的生徒一般为官宦子弟,州县选拔考试选出的乡贡多是寒门出身。李白碑文称其家族“神龙初,潜还广汉”,“绝嗣之家,难求谱牒”,“自国朝以来,漏于属籍”。即没有合法身份是无法参加科举的。另外,唐代科举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李白父亲从商,他也无法应举。《十二》中,可参考旅贲军旅帅崔器早年也因为逃籍,没有合法身份而无法正常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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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有抱负的诗仙,也只能靠献赋谋个举荐来的前程,其先后向玄宗进献过《明堂赋》与《大猎赋》。前者云:“四门启兮万国来,考休征兮进贤才。”在描写万国来朝的开元盛世同时表达了自己入仕的理想。但不幸并未得雀屏中选。后者云:“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六合。”此赋称颂本朝远超秦皇汉武,尾声大谈道家思想,契合玄宗尊崇黄老的特点,终于得偿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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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李白还走过玄宗同母妹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门路,靠两人的美言成功进入翰林院待诏。然而,诗仙并没得到实务官职,只作为御用文人侍奉皇室。《十二》中李泌为向张小敬明志,还嘲笑过李白这一“摧眉折腰侍权贵”的跪舔行为……(李司丞做人要厚道啊,都是待诏翰林,你何必呢?)

李白年轻时面对“自矜好名”的北海太守李邕时,还能不客气的回敬“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如此豪气干云的名句。但后来,却只能频繁地给荆州长史韩朝宗干谒《与韩荆州书》、给裴宽干谒《上安州裴长史书》来自荐求官,且收效甚微,不仅令人怅然。《十二》中,还特意安排了韩尹本人出来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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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谒作为唐代文人入仕的重要手段,对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干谒诗不受时间约束,为求精妙练达,士子们往往不断揣摩推敲,以求字字珠玑。干谒诗中出现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崔颢《黄鹤楼》、王昌龄《出塞》、张继《枫桥夜泊》等。

很多文坛前辈对干谒诗也会认真点评,甚至提笔应和。如韩愈、柳宗元等人会不遗余力地鼓励、提携有才学的后辈。干谒之风大大促进文人之间的交流,一起探讨研究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等问题,甚至产生了文学革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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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意》又名《近试上张水部》

值得一提的是,朱庆馀的《闺意》是笔者小学时就极为喜爱的一首诗,其精彩地描绘了干谒+科举学子的心路历程。“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馀应考前干谒了文坛前辈张籍,在等放榜时写下本诗并呈给张籍试探结果。其以新妇自喻,询问妆容是否符合公婆(考官)之意。张籍看罢也应和一首:“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不出所料,朱庆馀一举得中。这段故事也传为佳话。

但为国举贤,干谒之风也同样具有负面影响。从文学上看,一些士子为得显贵举荐,投其所好,曲意逢迎,写了大量毫无文学价值的作品。从政治上看,举荐者往往与被举荐者结成“师生”纽带,便于结党营私,不利于国家公利。

岑参与边塞诗

实际上,本剧出现的几位诗人,最后人均入朝为官,且各有各路,都极具备代表性。贺知章是正统科举状元,平顺为官。李泌是高门神童,皇帝亲诏侍奉太子。李白靠才华干谒,终得入朝却无实职。岑参则更像普通人,科举也参加了但名次靠后又没门路,只能曲线报国,另谋他法。这个他法就是入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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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知章纸本草书《孝经》,藏于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

入幕制度产生于中晚唐时期。文人士子入幕后成为各藩镇节度使的幕僚,也有可能被举荐做官。安史之乱时,李白就曾选择进入时任江陵都督并领四州节度的永王李璘幕府,还仗着诗才发表了《永王东巡歌》称颂讨逆。结果后来永王起兵谋反并事败身死,李白也因此诗被陷入狱,流放夜郎。(明明都被玄宗“赐金放还了”,说明就不适合官场,当个散仙游侠不好吗?非要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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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永王表面上敬重太子李亨,实则拉拢李林甫伺机夺嫡,且为人薄恩寡义、虚伪偏狭。事实上,彼时得右相支持与太子争位的是寿王李瑁(武惠妃之子,杨太真前夫),而非永王。但这大腿,李白确确实实是抱错了。不怪侍奉太子的李泌笑话李白。良禽择木而栖。单就投资眼光而言,李白真的不行。

文人入幕也会继续写诗干谒,毕竟最终目的还是做官,委身幕僚只是入仕的跳板。例如,韩愈及第后选官失败,不得已先入宣武节度史幕,曾写下《二十韵呈严公》,表达了自己渴望早日出幕为官,为国效力的愿望。杜牧及第后入江西观察史幕,又转淮南节度使幕,曾写下《寄牛相公》向牛僧孺干谒,歌颂其功绩以期得到宰相的提携,出幕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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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十二》中另一重要角色岑参也是这一路数。天宝三载,他进士及第,守选三年后获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剧中岑参在被羁押于靖安司期间,为破案追凶出了不少心力,后面更是协助贺知章揪出了右相安插的内鬼。但在目睹实心用命的张小敬险些被朝廷再次诬陷后,心灰意冷要放弃科考,转而投军。就好像他的名句所言“功名只应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实际上考也考了,军也军了,都没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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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先后两次从军边塞,先入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任书记,后在北庭节度使封常清幕任判官,代宗时终任嘉州刺史。《十二》中,岑参就展现了博闻强记与鞫谳才能。加上老兵不死张小敬的感召,退而去边塞发展也是非常合理的。不得不说,虽然时间线有些许错乱,但原作者与编剧明显下过功夫的,人设成立且丰满。

既然提到了岑参,那就不得不提到另一极具代表性的诗歌题材——边塞诗,被称为唐诗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部分。边塞诗以边地的军旅生活为内容,或描写塞外风光,或反映戍边艰辛及将士思乡。虽则早在前秦时期就有边塞诗,但真正繁荣大成却在唐代。据统计,唐以前的边塞诗,现存不到200首,而仅《全唐诗》中所收边塞诗就达2000余首。其中不乏中华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传世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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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217窟壁画局部(左)156窟《张义潮统军出行图》局部

边塞诗的出现,一方面缘于唐代极为强大的边防武装和高度自信的时代风貌;另一方面缘于唐人建功立业的壮志和“入幕选官”的刺激。文人为求出仕,往往投笔从戎,赴边求功。如杨炯诗“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李贺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王维诗:“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城。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

唐代边塞诗有一种典型的“以汉称唐”现象,人物称汉兵汉将,景物称汉关汉月。在提及周边少数民族时,也沿袭汉制,称对方为匈奴,首领为单于。而表现将领勇武时,更会援引霍去病、李广、班超、马援等汉代英雄。这种汉代情结既是对历史的继承,又是对历史的超越。另外,根据选材角度和情感表达的不同,边塞诗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表达建功报国的豪情壮志或征战的残酷。王昌龄《从军行》: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抒发戍边将士的乡愁、家中思妇的闺怨。金昌绪《春怨》: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宣泄对穷兵黩武的不满或对将军贪功的怨情。高适《燕歌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描绘边地绝域的奇异风光和民风民俗。王维《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状写边疆的艰辛及戍边的痛苦。王昌龄《从军行》: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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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作为亲历戍边苦寒的边塞诗人代表,能够写出《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之千古写雪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也在情理之中了。《十二》还特意在上元灯会初登场时,设置了岑参反复吟诵这句的名场面,以点明人物(下一秒就被当街抢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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